一
　　 日前，造访友人家，与主人闲聊之余，其递过题为《我的母亲》一书。因署名作者系我平常十分熟悉的唐君，加之，写序人与品评者尽都是往来有加的网络笔友，故欣欣然翻开细细阅读起来。
　　 书是以一种平铺直叙的纪实性的报告体方式落笔，从女儿的视角，情真意切地向世人讲述了自己母亲凄苦悲凉曲折坎坷的一生遭际：先是因生活所迫被生母无奈遗弃，随之在继母的歧视中长大，情窦初开之时又遇见婚姻的不幸，好不容易找到了惺惺相惜的另一半，完成了一个幸福美满家庭的组建和母亲身份的涅?蜕变，却又接二连三地遭遇到各种政治非难，历尽人间悲哀苦楚直至碰撞到人生最后的那场“左祸”??革一切文化的命的“革命”，在令人发指的迫害与摧残下，在时值年幼阶段的作者那胆怯而无奈的目光注视中：自己亲爱的母亲，曾经何等受学生敬重的老师，被疯狂野蛮的社会和一群丧失天理良知的“法西斯”般的青年学生，以骇人听闻的方式，攫夺了灿烂如花的生命，让苦命相连的父亲痛失相濡以沫的爱妻，让一双年尚幼小的女儿永远失去了慈爱的妈妈。
　　 因为那段不堪回首的惨痛历史曾亲身经历，故文中所提及的一切过程与细节，仿佛就令人瞠目结舌地发生在眼前。
　　 随着书页的逐步翻过和人物遭际的变幻无序，我的心中百感交集：时而酸楚痛苦义愤填膺，时而扼腕长叹感概万端。在品读沉思中，时间不觉很快流逝，
　　 待到合上书本，我方才发觉夕阳西下，暮色降临。
　　 像光明即将逍遁，暝晦黑幕即将笼罩一样，我的心情也随之沉重了起来。文章中提到的母亲父亲，作为土改工作队员双双参加过“土改”；土改工作的地点是安乡，时间永远定格在1950年。
　　
　　 二
　　 自古以来，作为泱泱农业大国中人，因为先天心智条件不同，身体状况各异，所以每个人命运乃至家庭的经济状况必然会有好歹优劣的差异，对于那些家族人员齐整且少壮健康，毕生勤劳俭朴且思想活络善于经营的便穷则思变，利用自身的资源优势，上下同心共度艰辛，日出而作日落而息，一步步改变贫困的现状，他们发愤图存省吃俭用：置田产，买耕牛，完善发展简单再生产，骤步积累，率先成为“先富起来的那部分人”（套用现在比较时髦的说法）。而相当一部分人却因这样或那样的原因暂时还没有进入“富翁”行列，而又常年安于乡间俚语所称的:“河里洗澡，庙里歇，东家吃饭图聊撇”的生活方式，到“先富起来的家庭”中去劳作（打工），因为他们知道：这样不但能赚到工钱，每天还能吃干饭，打牙祭（要知道即便东家自己还没享受到这种“福分”），千百年来，乡村中这种简单雇佣的生产关系一直得以延续，芸芸众生也能以这种直接的方式来养家糊口繁衍生息，从另外角度也验证诠释了这种生产方式“存在”的合理性。
　　 直到有朝一日，一班秉承“上级”旨意的工作队员进驻，使原本相安无事的乡村变得异乎寻常起来。这些工作队员通过“访贫问苦”，宣传发动，将往常平实憨厚、低头不见抬头见的乡里乡亲人们划分成水火不容的敌我两大营垒，妖魔化地将这帮先富起来的村民划做“地主与富农”一类，而另外的统统称做贫、下中农。于是，他们便串联鼓动组织号召没田没地，没有多少身家资财的“无产阶级”们，打土豪、分田地、分“浮财”，造“先富起来”的地主、富农的反。这些原先安贫乐道的打工者很快发现：这种“发财方式”能快捷致富，毋需披星戴月晓起宴宿栉风沐雨地在田间劳作，更毋庸勒紧裤腰带节衣缩食低三下四听人指派，只要在斗争会上举举手，喊喊口号，就能蜂踊到新近划为地主富农的家庭中将本属于他人的私有财产轻而易举剥夺罄尽：田产分光，房屋归己，家具移位、耕牛到手，粮食担走，借据烧毁……如果有哪位碍于情面不愿或不敢要这些到手“浮财”的朴实乡邻，则将大祸临头。
　　 当然，这些一无所有无知无识的群氓一旦被煽动起来之后，“先富起来”的人便必然遭受厄运横祸。
　　 我一位形影相随且知根知底的朋友，他的祖籍就是安乡，他那原本以教书为职业的父亲也就是在那充满血腥的运动中“死于非命”。
　　 “工作队进驻乡村时，父亲还在别处教书，原本可以远离是非之地，然而，仗着自己深谙孔孟礼性，以为有理能走遍天下，便告假下乡回老家为自己父亲家族‘维权’。殊不知，此举无异螳臂挡车，以卵击石，一去永不回头。原本对其分外敬重，相见语依依的乡邻乡亲们早已在工作队员的“辅导”下，个个都成了斗红眼的鸡公。看到父亲的回来，几番理论，自然说不过去而恼羞成怒，认为是断他们财路，而这些幕后操持生杀大权的工作队员们则上纲上线，视父亲为土改运动的绊脚石，结果可想而知：一索子，父亲被五花大绑押入大牢，几经周折，在工作队员的“正确”裁决下，在众多的口号声中‘就地正法’”。
　　 “呜呼！在这个严酷的冬天，这个家族就像当年数百万个同例一样，陷入了‘灭顶之灾’，极短的时间内，先是父亲的屈死，相继是爷爷、伯伯的斗死与气死，自己原本一个完美的家庭落得母寡子零。时年也是以教书为职业的母亲二十五岁，三姐弟中：大姐刚满四岁，最小的我还不足两岁，更要命的是，从此，噩梦始终伴随我家。”
　　 朋友那一番振聋发聩的话，至今，在我的耳边还嗡嗡回响。
　　 当然，那些曾参加过土改的工作队员，则在自己的工作革命履历上添上了浓墨重彩，引以自豪的一笔。
　　
　　 三
　　 下面，我想谈谈与这段经历似乎不太相关但又有千丝万缕内在联系的话题。
　　 二战中，在被屠杀好几百万犹太人的奥斯维辛集中营，面对每天成百上千杀害无辜人群的集体杀戮，其中一个纳粹似乎恢复了人的本性动了恻隐，作为商人的他，耗尽了自己毕生的积蓄，从蝼蚁般濒临死亡的人海中，以几百上千马克换一人的方式，赎买了千余生命，将他们及时从狰狞的死神面前拉回，得以残存苟活，重新迎来生命的曙光。
　　 根据这段真史，其人其事后来被改编成奥斯卡金奖影片《辛德勒的名单》，而其中那位恢复人性、拯救并有功于千余名犹太人于水火的原型，按理说应该值得讴歌赞誉，但他在战争结束之前，不得不选择逃亡，因为他深知自己是恶贯满盈的纳粹党的一员，尽管被他拯救的，已繁衍到六千多人的犹太子孙至今异常追思怀念他。
　　 与之类似，一名曾参与大屠杀战后逃亡的纳粹中校，几十年后被以色列特工从遥远的南美洲阿根廷追捕归案，当检察官以屠杀人类罪判处他绞刑前，这位曾经的杀人魔王、现时阅尽人间无数的白发苍苍的老者，眼不眨心不跳、异乎平静地说了一句让庭审现场所有的人震撼无语的话：那时候，这就是我的工作，是在履行完成国家所赋予的工作职责。
　　 是的，当一台疯狂运转的战争杀人机器在全速前冲时，其间各个零部件乃至细小的弹簧和螺丝钉每时每刻都一定沾满血滴与充满血腥！
　　 有时候，世界真的很小很小。
　　 作者母亲生前曾在那所著名的，令现今莘莘学子肃然起敬的中学任教，而我曾经所认识的一位应该就是当年她所教的，千百个学生中的一员。
　　 上世纪六十年代中叶，因为家庭出身的缘由，初中刚毕业便辍学下放到最东边的一个小山冲，因那是革命老区，不少家庭的大门外都高高悬挂着，令懊悔投错娘胎进错家门的我等下乡知青羡慕不已的“老红军”与“革命烈属”的金字匾额，我所提到的此君，也正是一个有幸生长在这样的家庭中人。
　　 清晰地记得：山雨欲来风满楼的六六年季春，一个刚刚插完早稻的夜晚，返家几天的此君，邀我上他家做客。因为年龄相仿，文化程度相近，更因为逼仄的山冲文化生活的虚无，引起对外面世界信息的渴望与遐想，我也就欣然应邀前往。
　　 一走进那异常简陋但拾辍得还算整洁的住房，趁着他起身端茶倒水之际，透过暗淡摇曳的煤油灯光，眼见四卷“毛选”整齐地摆列在那古朴的马蹄腿书桌左上角，书桌的近身处正打开着一本划满圈圈点点和杠杠曲线各种着重记号的书，我拿起一看，书名是《国家与革命》作者是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列宁。
　　 言语交谈中，此君滔滔不绝地讲述些：“天下者，我们的天下，国家者，我们的国家，社会者，我们的社会！”和“与天奋斗其乐无穷！与地奋斗其乐无穷！与人奋斗其乐无穷！”这类与政治大局方面有关的，生涩隐晦，似懂非懂的话题。
　　 作为同龄人的我，整日只想着怎么样快速学会农活，捞工分，让自己早日自食其力而洗脱“原罪”脱胎换骨，就像一个身居桃花源中不知晋魏的人，对于他所说的一切感觉不着边际十分遥远。
　　 不过，临到分手，他一句让我耳根早已听起老茧的话，将我拉回到现实中来：“出身不由己，道路可选择！你们这些出身不好的人，听毛主席的话，到广阔天地里来锻炼，也属于与地奋斗。”说话间，满脸洋溢着的是与自己青春年华极不相符的虔诚挚着与慷慨激昂。
　　 稍后，如火如荼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爆发了。八月，在四伟先生“不要文质彬彬，要武嘛！”的倡导下，全国陷入了腥风血雨之中。我与此君再未相见，只不过听说，原本品学兼优的他，成了那所历史悠久学校中学红卫兵造反组织的头领，再后来，因为带头造反被抓进了大牢……
　　 最后见到他，是我回乡办理病退回城手续之时，他正好从大牢中放出，在生产队管制劳动。乍一见面，令我十分惊愕：当年那种“激扬文字，粪土当年万户侯”的青春激越的神态早已烟消云散，代之是一种迷惘困惑，颓唐消沉，沉默寡言的神态形貌。短短几年，是误饮了迷魂汤，还是错喝狼奶？反差如此悬殊，个中的原由又有哪位先知先觉能说清道明呢？
　　 倏忽间，我又想在那场“浩劫”中，被一群原本是学生、后来摇身一变成为丧失人性的魔鬼所打死的第一人??原北师大附中的副校长卞仲耘，并因此开启了全国虐杀尊师和血腥武斗的“潘多拉”幕帷的事件来，而事件的肇始者就是那顺应“最高指示”改名“要武”的学生领袖。而这位后来又再度改名的，早已在美国定居的“成功人士”，至今仍没有丝毫的自省省人的忏悔之意，还怡然自得地将当年向伟人进献红卫兵袖章的“光辉事迹”通过各种途径向世人展示。
　　
　　 四
　　 信马由缰行文至此，不由得，我重新想起前不久读过的、谭合成先生所著的《血的神话》。
　　 该书以一幅幅无可争辩的事实，一组组令人心悸的数字数据，向人们展现了文革登峰造极的一九六七年七～八月间，发生在湘南道县一带的悲惨画面：县镇街衢巷里和乡村农夫住宅的墙壁，鲜红的“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阶级斗争一抓就灵！”“敌人磨刀，我们也要磨刀！”的最高指示和“斩尽杀绝黑七类，永保江山万代红！”的一类巨幅标语以及“贫下中农最高法院”处决四类分子的、打着大大的血样红勾、让人怵目惊心的杀人布告举目可见！在这样一场上自县、区干部，下至大队书记、民兵营长、治保主任和贫协主席担纲发动的杀人比赛中，4500多名男女老少以及孺婴被以刀砍棒杀烟熏火燎枪击爆炸等十余种极端龌蹉野蛮的方式结束了生命！使得清澈的潇江因太多冤杀者的尸体拥堵而几乎断流，由此，引发了下放江永的七千长沙知青大逃亡。
　　 当书的作者为了解核实事件的过程细节，几次返回事发地，询问当时的“直接责任者”暨事后的提干、升官、入党的“受益人”，对整个事件的起始原委及感触时，他们庶几异口同声地道出：只是奉“上级指示行事”。按图索骥寻本溯源肯定无功而返，因为他们所说的“上级”，只是一个虚幻的代名词。在当时那样一个极端恐怖的政治环境笼罩下，就连当年全国人民的“榜样”，亦曾在日记中发出了“……对工作要像夏天般的火热，对敌人要像冬天般严酷无情！”的铮铮誓言。
　　 “谁是我们的朋友，谁是我们的敌人”，当这个“革命首要问题”没有真正厘清明辨时，当亿万国民长期被统一戴上火红的有色眼镜，原本色彩斑斓的世界便顺理成章地鲜血淋漓。
　　 “思接千载，神游万里。”读书之后，浮想联翩，唠唠叨叨，如此之多，是我始料不及的事。但有一点可以表白的是：绝无半点菲薄贬低诋毁作者对母亲的深切追怀念之情，因为普天下的人都知道：母亲的伟大！母爱的无私！果真那样，多有得罪，唯求海涵与谅解，我只不过换个角度，对漫漫人生和过往历史全方位地来一番思考罢了。
　　
　　 本想在此打住这篇杂记，一个激灵又怀想起我们曾经的“民族魂”。正是他，借助一个“癫人”之口，讲述了一个循环反复地“吃人和被人吃”的故事，从而从心底发出响遏行云的的呐喊?“救救孩子”！
　　 是哦，但愿以往所有：施害与受害者角色之间如走马灯般变幻、你方唱罢我登场的、“斗人与被人斗！”的历史惨状止封于我辈，不再传承延续给下一代，但愿习大大所倡导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不仅仅停留在律文中、口头上。唯此，距我们的“中华腾飞梦”才不会遥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