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陇南的民俗文化活动中，有一种很特殊的形式，叫作“说春”。这种文化现象，在上世纪九十年代以前，一直很盛行，有着悠久的历史。
　　 春官说春来源的最直接原因是皇历的传播。中国从夏朝开始有了天文历法叫夏历，唐朝文宗皇帝李昂曾下令历书必须由皇帝本人钦定，只许官印不准私印，从此历书就叫皇历。皇历也就是春历，过去对农民的耕种有着相当重要的指导作用。春官在古代是官名，唐光宗时曾改礼部为春官，改礼部尚书为春官尚书。明太祖曾立春夏秋冬官，谓之四辅。唐代以后春官成为掌管天文历法，传播春耕信息的官职。当时春官推演出较为准确的历法节令。人们根据历法节令种田，结果获得大丰收。为了让更多的农夫知道新一年的节令，每年立冬后朝庭将节令印刷成节气表，然后通过较大规模的祭祀活动将节气表传给各州，府，县。县里举行拜春仪式后，把节气表(即说春的春帖子)分发给各路春官，让春官分发给各家名户。这种说法在说春唱词《二十四节气》里得到反映。春官们认为既然是下农村入户送表，也该顺便说一些吉利话，便慢慢兴起说春之俗。
　　 过去春官在社会上是受人们尊敬的，统治者也很重视，看得起春官。春官说春要得到有关部门的批准，收入还要纳税。春官说春的路线也有讲究。每年冬至前后要选出优秀的老春官作为春官头，召集本地区各路春官开会，共同协商当年活动的路线，路线定后就不能乱走。据说大潭春官属西和石硖春官的地盘，其路线主要是陇南宕昌，定西岷县一带，后来路线不讲究了，可以随便走。
　　 礼县的春官主要集中在龙林，大潭的沿河一带，人称春官窝子。之所以在这一带流传，有两种说法。一种说法是，在某朝时，龙林，大潭一带天旱无收，求告于县官，县官便将说春的差事专门给了这一带的农民，让他们当春官说春以补天年，这样年年相传，代代相袭。于是龙林、大潭一带人说春的习俗便传了下来。还有一种说法是宋朝末年，龙林有个秀才很有才气，但生不逢时，未得功名，最后一心钻研历法。因收集旧历法而用尽钱财，以讨要度日。在讨要时也不忘钻研，于是人们嘲笑"叫花子拾了本烂历头当经书念里”，但他不顾嘲笑，努力钻研，探究规律，终于找到神秘妙诀。用连续九年的历书就能推出任何一年的新历。即《万年历法》。他把《万年历法》推出的历单，用一小块木板刻印出来，让自己的穷兄弟乡亲象官府春官说春一样给农人散发。慢慢地人们也叫他们春官，并加了个“客”字，称为春官客。这就是龙林、大潭一带春官的开始。随后秀才又将万年历推法传给大悲寺道人。秀才死后，道人把推出的新历单以神灵降坛的形式降出来，仍让春官客以说春的形式传散。同时道士对春官进行了周密组织，按四路选出“引领”，并把春官歌整理成册，取名《老君串》，把创历的秀才尊为三皇爷，作为春官客的祖师爷。这样父传子，师传徒，龙林、大潭一带的春官说春习俗就一直流传下来。
　　 说春有一套严格的组织纪律，每年冬至节前，要由大家选举出春官头主持召集本区的春官开会，协商活动路线，一旦商定后，就不能越境到别的春官活动区域内去。立冬后春官肩搭钱衩，手提响环棍，每二人一组，怀抱缠绕五色丝线的木雕“春牛”，揣一叠木刻印制的廿十四节气表，走家串户说唱，祝愿主人家吉祥、安康、发财，并给说唱过的人家赠送一张廿十四节气表，接受主人家的赏钱和面粉，次年立春前春官都要返回。 
　　 说春唱词大致可分为九种类型，主要包括农时节令类，如《二十四节气》《十二月生产》《说采茶》；吉祥喜庆类，如《上梁大吉》等；婚丧嫁娶类，如《嫁女》《十月怀胎》等；历史典故类，如《抗金英雄岳飞》《梁山一百单八将》《桃园三结义》等；七十二行类，如《说药王》《说鲁班》《说铁匠》等；祝福祝寿类，如《八仙庆寿》《说花甲》等；劝人行善类，如《说二十四孝》《说尊老爱幼》《劝夫妻莫打架》等；时政宣传类，如《自由婚姻好》《计划生育好》等；揭露丑恶类，如《说赌博》《说四大家族》等。
　　 除了以上九类基本的唱词外，多年从事“说春”的“春官”还会按照所拜访的主人的职业、长相、对他们的热情态度即兴发挥，随时编唱一些曲子，这些临时编唱的词往往都是画龙点睛，妙语连珠，会惹得主人喜笑颜开。
　　 说春实为产生于农耕时代的一种传统民间说唱习俗，应为传统民间曲艺中的说唱艺术。它经过数千年来的民间流传，对中国传统曲艺表演艺术的起源、发展有重要的研究价值。作为一种历史悠久的文化遗产，其历史价值也是没有什么可比拟的。说春歌谣完全来自传统民间口头文学之顺口溜，是极为重要的传统民间文学作品，包含的内容有传统民间习俗、生产劳动、人民生活等方方面面。有不少内容还包含了世界诸多文化的交流，以及一些生产劳动习俗之由来，具有重要的民俗研究价值，是比较古老的群众文化活动之标本。
　　 过去人们说春不光是为了报春送喜，更重要的是说春也是春官谋取生计的重要手段，是春官家庭收入的主要来源。也不排除有人打着“春官”“说春”的幌子，变相乞讨。那时的村民不象现在这样可以出门四处打工挣钱，而是一年四季守在家中，离不开土地，离不开农活，即便是想出门也无门路。只能抽空在夏收前去陕西坝里赶一回麦场，冬天出门说一回春挣一点微薄的收入来维持生计。进入二十一世纪后，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国家对农民工的高度重视，人们都出门打工挣钱，生活水平得到很大的提高，说春的人越来越少了。再加上电视，挂历，日历的广泛普及，春帖不再被人重视和热爱，春官也不再被人尊重和欢迎。
　　 在信息时代的今天，“说春”这一文化现象已经消失了。但作为在陇南历史上曾经长期存在的一种文化现象，非常值得探讨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