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知起始于何时，某人在此处娶亲生子，一代，几代，几十代，繁衍壮大，形成族群，有了宗祠，有了族谱，有了老祖宗及逝去先人的牌位。这里的人，自然而然，把所处之地唤作家乡。
　　 先祖开山劈水拼出安身立命的良田沃土，修建的古宅村落，立下的宗族清规，成为传承。都说故土难离，却总有悖逆之人，或为功名利禄，或为好奇求索，家乡的斑驳古韵，太古远，已是不闻其香的兰室；家乡的青山绿水，太沉闷，已是暮气垂垂的老树昏鸦。跳出去，穿着慈母密密针缝的衣袄，揣上严父塞给的盘缠，任亲友的叨絮在耳边飘散，离去，远去。
　　 行得许久，走得太远，一歇脚，才发现年岁不小。乱走不得，只好复制老祖宗的行径，娶妻成家，生儿育女。在落脚地开枝散叶，在远离故土处生发出家族的一支分脉。
　　 家乡，离开时心在雀跃，一往无回，离得久了，离得远了，难以回去，却又愁肠百结，只好将一片思绪，寄语清风。故而，才有李白“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才有鲍照“君王还京国，游子思乡邦”的千古绝句。若运气不佳，潦倒落魄，唯泪眼涟涟，遥望见不着的家乡，徒呼“行不得也哥哥”，至死也难瞑目。
　　 日前重读贺知章的《回乡偶得》：“少小离家老大回,乡音无改鬓毛衰。儿童相见不相识，笑问客从何处来。”只觉哀婉袭人，八十五岁老人，离家乡五十年有余，颤颤而回，奈何我恋乡土，乡土不识吾矣。
　　 来到现代，CCTV今日播了一个采访。四川平乐镇，乡人有观戏风俗，镇上村里搭有的大小戏台计百十余座，表演者长袍短靠，粉墨饰脸，唱念做打，竞相争锋。一日，大戏台开演，围观者上千，鼓舞声声，此起彼伏，如此欢乐时刻，唯有一耄耋老人茕茕孑立，瞅着舞台，默默拭泪。却原来，此老十几岁便随父下南洋，六七十年，始得携老父骨灰返乡，触景生情，又忆起儿时，悲伤不打一处来。有好事者曰：“你算好运，戏台近年方能搭起，那些年，戏台都当作‘四旧’给拆了个稀里哗啦。”
　　 老者之父，百岁仙逝，临终嘱咐，分一部分骨灰撒到老家山水，定要魂归故里。家在南洋，事业有成，儿孙满堂，家乡在大陆，明知大半个世纪已逝，物是人非，返乡连墓茔都难建，也要回来，将骨灰融入故土，老者说：“我死后，亦如老父。”
　　 乡情这般执拗，令人侧目。几十年长河落日，洗涮了多少是是非非，淡化了多少恩爱情仇，什么都会过去，什么都可以丢弃，只有曾经的乡里，舍不得，忘不掉。
　　 八十年代末，回长沙看望母亲，广州机场有新鲜杨桃出售，据售货小姐介绍，是广州著名的“花红”，品味最佳，清甜无渣，味道特别可口。于是买了十斤。
　　 儿子回来，母亲甚是高兴，当儿子将杨桃奉上，母亲竟有些迫不及待，嘱小保姆洗净数只，品尝起来。一边咀嚼，一边回味：“好久没有尝到这种味道，太熟悉，小时候，我们家也有两棵杨桃树，好几个月都会有果成熟，你外婆总是多给我一只，她最喜爱我。”
　　 说着，母亲的眼里，有波光涟漪。母亲是福建人，改革开放之后，隔一两年，都会回一趟福建与兄弟姐妹团聚，兄妹大多留在福建工作，都是文革前的教授专家。聚会定在福州，相聚盛欢，大家都刻意回避一个话题，福安，那是真正的家乡，然家乡依在，没有了家。我寻思，那两棵外婆的杨桃树，今安在否？
　　 老一辈的人，家乡观念很浓，一提及，总有阵阵激动。而我，却总是阵阵茫然。家乡，没去过，人文地貌都是一片陌生。我从很小就幻想家乡，总希望在梦里有家乡的景致出现，千百次的幻想，梦始终未圆，只给我一片空白。
　　 父母都在学院任教，家也安在学院。儿时在这里度过，初恋在这里萌发，儿伴们的嬉戏争吵，让我们度过一段欢乐时光。
　　 及至下放，招工，读书，工作，及至在外埠有了自己的小巣，我都把学院父母的家，当成自己的家。在农村时，长沙是家乡，在深圳，长沙还是家乡。父母逃避不了自然规律相继故去，留下一套住房，人不在，家已空，这里还是家乡吗？
　　 小时候，歌曲影响我们，“四海为家”，“祖国到处是我的家”，后来，更是“我们的家乡在希望的田野上”，这种虚幻，经不起推敲，不过是“工人无祖国”的衍变。
　　 家乡，是具体的，每年春运，那熙熙攘攘的人流狂潮，都是急欲返家过年的打工一族。他们诠释家乡的真实，再苦再累，他们有家乡的牵挂，有家乡的傲娇。
　　 我的许多港澳朋友，逢年过节，总是兴奋不已，连同他们的儿女，以及孙子孙女，都会催促：“快点，我们要返乡下。”
　　 好羡慕他们，老家有人，有宗祠，自然家乡还在。
　　 而我们，城市里长大，父母在学院的家空余一房，我又哪里有家乡？
　　 也许，有家的地方，就是家乡，也许，有家的地方不算家乡，这种相悖的结论，让我糊涂，让我迷惑，家乡，我有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