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敢肯定，再也没有什么建筑景观能够比得上在一座繁华的大都市里出现贫民窟更让我感到惊讶的了。七年前，当我怀抱着美好的梦想孤身来到北京闯荡时，座落在城市边缘的贫民窟给我留下了异常深刻的印象。大家都知道，那时候北京还没有举办奥运会，确切点说，那个春天距离奥运会的开幕大约还有四百多天，估计一些重要的奥运体育场馆还在紧锣密鼓地建设之中，包括鸟巢。短短的一年时间，北京政府是不可能将这些贫民窟拆掉的，况且那些老房子的存在已经有相当长时间的历史。那时我就曾经充满好奇地想象，一边是高楼林立、拥有宽阔街道和立交桥的现代化都市，一边是偷偷摸摸地暗藏在都市“裙兜”里的贫民窟，也许两者之间的最小距离只有一堵围墙，如此悬殊的差距不让人们感到惊叹吗？
　　 要说起我和贫民窟的“姻缘”，还要从我在北京所从事的工作的那家公司和它的老板说起。其实，公司不应该称为公司，因为它小得仅有四五名员工；老板也不能称为老板，因为我在那里工作了只有半个月，况且他也从来没有象样地培养起一名能干事的员工过——只是居于他们夫妇俩对我曾经提供过的帮助，我在此暂且称他们为老板罢了。这对老板夫妇是安徽人，由于男老板喜欢求神拜佛而结识了一位出版社编辑，那位同样信仰宗教的编辑由于在出版业混得久了，自然而然手头就有了可观的人脉关系。于是没什么文化底蕴的夫妇俩便在北京干起了制作编写并出版畅销图书的行当。很惭愧，当年雄心勃勃的我就不幸成为了他们的一名雇员。现今想起来，除了增长点见识外，没有什么值得骄傲的东西留下来。男老板是个典型的妻管严，什么事情都听老婆的话。而据我了解，女老板的亲戚就在北京当地开理发店经商，她的小店位于东四环以外的一片贫民窟区域。当时我在人生地不熟的北京，没有其他伙伴陪我闯荡，只能接受一位陌生人的帮助，在她亲戚开店的地方租了一间房子。房屋是单层的平顶砖瓦房，就像我童年时在老家居住的房子一样，甚至它还没有那么完善，一把挂锁就将所有的空间都与外界隔绝了。
　　 住房面积狭小、房门隔音效果不好、室内没有卫生间，这些成了居住在贫民窟老房子里的外来谋生者生活上的最大障碍。况且不说这间“烂房子”还是女老板帮我与房东大妈讨价还价之后以两百块的月租金租下来的，要知道北京的高房价在全国首屈一指，这样的价钱至少在当地已经属于最廉价的租金了，因此生活上的困难还是得自己想办法克服。我的行李不算多，加上那时节正逢春季，所以一只行李箱就装下了我在京城的全部家当。房间里除了一张床，其它的什么都没有，连晾衣服的绳子都是热心的女房东自己拉上去的。在我正式搬进去居住以后，她建议我自己去买一把铜挂锁，当然这是出于安全方面的考虑。由于流动人口较多，租客不断更换，她担心别人可能有私配的钥匙留着。这点我是很配合她的，因为根据个人的生活习惯，我也不太喜欢使用被别人用过的挂锁和钥匙。
　　 住房的问题暂时得到解决了，然而由于设施的不完善，日常生活的不方便逐渐显露出来了。要说洗脸刷牙的不便还是次要的，最大的障碍出现在洗头和小便上面。你不要觉得说这些话题很无聊，真正到了身临其境的那天，我相信谁都会怨声载道的。幸好我是位男士，白天在单位里上班，晚上到了夜深人静的时候可以偷偷地溜到院门口的水池边解决小便问题。贫民窟里居住的大多是河南人和安徽人，有时也会出现贵州的打工者。他们在老家就已经习惯了这种生活方式，所以即便到了这里的贫民窟也是不难适应的。贫民窟里的年轻后生不多，基本上是中老年人，他们晚上休息得早，早晨起床得也早，因此我想在凌晨时分外出小便比夜里困难得多。不知道我在那里居住的两个月时间，房东到底有没有发现过我的不良习惯，反正她是从来没有跟我提起过。直到我准备退房的时候，她还诚恳地希望我能继续租下去。
　　 像那些在缺水断电的山区生活的孩子一样，洗头的麻烦迫切地摆在了眼前。我记得刚过去生活的一个星期里，由于没有现成的热水，院子里惟一的水龙头估计抽的是井水，泼在脸上冰凉冰凉的。别说是洗头了，就连洗脸刷牙也难以忍受；所以在北京的头七天里，我几乎没有洗过头。后来实在没办法了，去了安徽人理发店，也即是我们老板亲戚家开的店，在那儿享受了一次理发店的洗头待遇。再后来，随着气温的逐渐转暖，院子里供应的井水也开始撕下了它狰狞的、冷酷的面目，它不会再无情地刺激我的皮肤了。肩上挂块毛巾，手里拿瓶洗发液，口袋里装一只铜挂锁的小钥匙，外乡人在北京漂泊的日子有多少人是像我这样的？几年后，当我回到了家乡金华打工，在那里市区的随便哪个角落租一套单身寓所，在享受着水电和网络齐全的生活条件后，我仍会时常回忆起当年在北京住平房的情景。那时候的拮据生活，那个失业了就无所事事、东飘西荡的凄惨岁月，只有贫民窟的简易住房的月租金能让我承担得起。
　　 谁愿意每天上下班经过一条臭烘烘的小路，小路的一边耸立着四面朝天的烂茅坑，另一边站着挂满女人胸罩和内衣的电线杆。谁愿意为了节省房租而一家六口挤在十几平米的破旧砖瓦房里，看苍蝇在夏季的夜晚满屋子打转？然而，生活就是这样无奈，如果人人都有经济实力创办公司，老板还能去哪里招收打工仔；如果每个外来务工者都能在北京的高楼大厦买下一套属于自己的居室，又有谁愿意加入拼死拼活为吃一口饭的农民工行列呢？
　　 不单单是住宿条件极其简陋，贫民窟地区的饮食和休闲也和真正的北京人生活有着很大的差异。以至于到了后来第三个月，我从原先租用的平房搬进了青年小区的某个地下室，看到成百上千像我这样的外地务工青年时，才明白那些年轻人为什么情愿住在高楼的地下室，过着终日看不到阳光的生活，也不愿住在能被阳光沐浴着的贫民窟？
　　 在我看来，贫民窟延续了一种文化，一种由河南人、安徽人、贵州人甚至别的省份的人组成的乡村文化，他们将老家的风土习俗和生活方式带进了北京，在这个国际大都市的某个偏僻的角落重新搭建起了自己的“小家乡”，无忧无虑地过着在老家乡下时的生活。别人觉得他们在北京过这样的日子有些委屈自己了，甚至也给当地的北京市民脸上抹黑；但是，只有他们自己心里明白，他们已经在异乡建立起了一种新的文化，一种单纯的、没有杂质的，又具有特殊意义的文化。只是有一点遗憾，这些漂泊无定的人们不能真正融入或永远不能融入到大都市的血液里去，他们永远是这个城市生活的局外人。
　　 我在北京生活的三个月里，没有出入过高档酒楼，但是却在这些街头巷尾的外地人经营的小餐馆里，品尝到了真正的“北京风味”。东北人的烤羊肉串，山西人的水饺，重庆人的麻辣味川菜，福建人的沙县小吃……也许，北京的特色就是融合了全国各地乃至五湖四海的地方小吃，它不渗透北京的元素，让这些地方小吃独自发挥当地人的饮食特色，哪怕它不能为某类人群所接受。贫民窟地区也有各色各样物美价廉的小吃，不过由于它们害羞地隐藏在不起眼的角落，加上餐馆的环境条件差，很多地方又卫生不达标，导致当地的北京人和那些混得较好的外地来京人员不会光临。可怜的贫民窟餐馆只能接待像我这样租住在贫民窟地带的外地人。不过尽管如此，他们的生意仍然不错。
　　 一位自由记者在他的博客里张贴了很多幅在北京拍摄的画面。他说：北京有天安门有人民大会堂，北京有四合院有高楼大厦，也有外国大使馆和三里屯酒吧；同样，北京也有肮脏不堪的建筑工地，有发着霉烂味的贫民窟，有男女公用一个厕所的郊区弄堂，有专门接待农民工的红灯区。这就是发展中的国际大都市，它在经济高速发展的同时必然会产生贫富两极化的社会现象。在农业推进机械化生产，农民工大量涌进城市的今天，贫民窟的出现成为一种必然。
　　 感谢北京市政府，感谢领导人的远见卓识；在他们完全有能力拆除贫民窟的年代里，首先学会了以宽容的心态去接纳一种民族文化，并在保护它们的同时维护了农民工的合法权益。再次向首都的贫民窟致敬，我是很快就会离开这里的，但是我坚信，会有一部分人留下来，并且永远在这里扎根、繁衍。
　　
　　
　　 2014年8月20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