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6年秋季，我从离我家三四里地的吉利坪小学毕业后，顺利地考入了周家硷中学。农民的孩子能考上中学，在当时的农村无疑是一件引人注目的事情。村邻羡慕，家人高兴，我更是兴奋。
　　 开学前，父亲为我筹措了学费，母亲为我拆洗了被子和衣服，还特意缝了件新棉袄，以备过冬用。
　　 去报名的那天上午，我背着铺盖，带着干粮和日常生活用具，怀揣着五彩缤纷的梦想，要远离家门去求学了。父母亲直将我送出村口，还依依不舍地站在一个土卯上，久久伫立着不愿回去，就那么眼睁睁看着我远远地走出了他们的视野。
　　 下午二时多，我们一伙新生在马蹄沟汽车站，乘了一辆半新不旧的公共汽车，直达学校。这是我平生第一次坐汽车，心情格外激动。汽车在公路上奔驰着，宽阔而平静的大理河跃入眼帘，河两岸的玉米、高粱，在阳光的照射下，金灿灿、红彤彤地展示着它们即将成熟的妖娆。沿途的村庄扑面而来又急速退后，眼前的景象，构成了一副绚丽多姿的金秋画面。
　　 汽车大约行驶了一个多小时后，便到了周家硷镇的停车点，我兴冲冲地直奔周中。
　　 周家硷中学位于周家硷镇的西端，始建于1956年。学校北依龙岗寨，南临子洲县的母亲河——大理河，占地50多亩，依山就势修建了4斋99孔石窑洞，供师生们住宿、办公、上课用。我们新生进校后，免不了东张西望，感到一切都是新鲜而稀奇的。学校考虑的很周全，由专人带新生报名，买饭票，待办理完入学手续后，就把每个新生安排到已准备好的宿舍。我被安置到四斋靠东倒数第三孔窑洞，宿舍有一盘大炕，住11名新生。两天后我们便编班，我被编在69级三班。班主任老师姓万，叫万三福。万老师给我的第一印象是个和蔼可亲，风趣幽默，睿智而富有情感的师长。他向我们详细地介绍了学校的概况，强调了每个学生应注意的事项。
　　 我本以为编班后即要上课，岂料一个星期过去了，仍未见有什么动静。后得悉县教育局已电话通知学校暂不开课，开课时间另行通知。
　　 学生不上课就有充裕的自由活动时间了。于是我和几个同乡的同学就每天逛街、看篮球赛、打乒乓球，到大理河边观景，嬉水。
　　 周家硷镇是子洲县的一个古老名镇，规模仅次于县城，街道从西到东足有1.5公里长。街道两旁商铺、饭馆、旅店、机关单位、居民住宅星罗棋布。街中心有一孔石拱桥，桥下流水潺潺。桥东靠北有一个戏台，据当地人介绍，每年都有剧团演出。镇上每逢集会，人头攒动，贸易活动频繁。我们几个从大山深沟中的农村来的学生，跑到镇上逛街，感到如入梦境，大开眼界。
　　 那阵子，无所事事的我们就常到学校的操场去看篮球比赛。球赛大多由老师队与学生队之间进行。当时的周中外籍老师不少，球技很精，每次比赛学生队总是败北。
　　 在上小学时，我就酷爱打乒乓球，所以到周中后，当我看到球案是由两块光洁而漂亮的石板按标准制作造就，球网是用绿色的网绳编织而成，球拍则用得是海绵胶板时，我好惊奇，好激动，因为这些都是我在小学打球时从未见到过的。于是，一下子就激发了我打球的热情，而球技也很快就得到了较大的提升。
　　 我和刚处交的同学也常去大理河徜徉。秋季的大理河河水汩汩流淌，清澈见底，晚霞映在水面上色彩斑斓。一阵秋风过后，河水波光粼粼，两岸的庄稼随风摇曳，发出阵阵美妙的声响。我们尽情地欣赏着美景，撩逗着河水。有时，我们看到有高年级同学拿着书，对着奔腾不息的大理河，充满激情地朗读着诗文；有时则可见个别少男倩女，在河边轻轻漫步，不知在悄声说笑着什么......
　　 无忧无虑的时光过去了40多天。大约是十月上旬的一天上午，学校通知全体师生在操场开会。会议由主持全校工作的副校长李长福主持。李校长操着浓重的关中口音，传达了上级的一个紧急通知。通知的主要内容是各学校这个学期不开课；师生们要积极投身到已将开始的文化大革命洪流中去；学生们可以红卫兵的身份自发组织成“小分队”或“战斗队”，走出校门，赴全国串联、闹革命等。
　　 此《通知》犹如一石激起千层浪，全校上下一片沸腾。几天内，高年级学生率先行动。他们制作了红旗、红卫兵袖章，组成了毛泽东思想长征战斗队，背着行李，唱着毛主席语录歌，扛着鲜艳的红旗，列队离开了校园。我们这些新生也不甘落后，一天到晚在做串联前的筹备工作。很快，我们也便组建起了一个红卫兵战斗队，共18人，其中有两名女生，全是69级学生。大家还推选了我任队长。于是我们也要去串联、闹革命了。
　　 临行前，我们在学校领取了介绍信和现金、粮票（每人每天补5角钱、一斤粮票），然后就背着铺盖，扛着红旗，带着红卫兵袖章，人手一册《毛主席语录》本，满怀革命豪情地唱着语录歌，踏上了去革命圣地延安的征程。
　　 我们想得十分周到，害怕家里担心，所以在出发的前一天，就集体放假，统统回家向父母辞行。我的父母对我第一次出远门太过担心，唯恐我人生地不熟地闯出什么乱子来。倒是我的二伯父有见地，他说孩子大了，迟早要到外面去闯荡的。红卫兵串联这是个大势，就让他开开眼界吧！
　　 那天下午，我们一行赶到子洲县红卫兵接待站—县委招待所。接待站的伙食远比学校好，晚饭是两面馍、粉条、洋芋烩白菜。翌日早饭后，我们就往绥德县进发。
　　 子洲到绥德县城相距30公里，我们走了三个多小时才到绥德县红卫兵接待站。一路上，大家走累了就唱毛主席语录歌：“下定决心，不怕牺牲，排除万难，去争取胜利”。绥德县接待站是县党校的所在地，它建在所属山脉的高阜处。站在山上俯视全城，一览无余。这座陕北的名城历史悠久，文化底蕴深厚。城内建筑物青砖灰瓦、鳞比栉次，城门高墙依稀可辨，雄宏壮观。由北向南的无定河与由西向东的大理河在城东南交汇，奔腾不息地向南流去，穿峡过谷，注入黄河。
　　 在绥德，我们逗留了三天。县城中心地段商铺、饭店、旅社林立，人来人往，商贾气氛浓厚。我在一家小饭店买了个刚出炉的油旋，油旋又酥又香，令人难忘。我还光顾了几家糖果门店，买了一点包装精致的水果糖。从一家门店主人的口中我得知，绥德县委书记白云腾是我们子洲人。近日在街上已出现了打到他的标语和大字报。我们循着店主所指方向，在前往相距县委不远处的路途中，便看到一高墙上用方宋体书写出的大幅标语：“炮轰绥德县委，打倒走资本主义的当权派白云腾！”落款是革命群众。墙壁周围聚集了好些人，在指指画画地议论着。
　　 三天后的早上，我们离开了绥德。为了少走路程，按照当地人的指点，我们抄山路去田庄村。十多公里的山路，对我这个生活在农村的农家子弟来说，倒没觉得怎累，可那些出身干部居民家庭的同学们，却就全都累得腰腿酸痛，叫苦不迭，两个女同学还与我们男生拉开了距离。好不容易走下大山，走到田庄村的公路边，大家情绪低落，坐下来歇息。不少同学建议拦车乘坐，于是我们决定拦车去延安，不管是客车还是货车。一会，见一辆解放牌小卡司货车与我们同向疾驶而来，我和两位同学就急忙举着红旗，站在路中央挥旗招手，示意停车。车停后，我们向司机说明了意图，司机听后便不高兴地说，这是货车，车上拉的是化肥，你们不嫌味难闻就上吧。我们二话没说，就蜂拥而上。
　　 当时的210国道路况很差，汽车下坡转弯时，在不停地剧烈颠簸，以致车上的化肥袋不时向我们挤来挤去。时值初冬，寒风凛冽，我们蜷缩在敞篷车顶，只能把被子裹在身上御寒。直到掌灯时分，汽车才进入延长县永坪接待站。
　　 当时，永坪接待站基本不具备食宿条件，工作人员将我们安排在汽车站附近的9户人家食宿。我的这家主人是一个年近七旬的老人。他两鬓斑白，头发稀疏，慈眉善目，谈吐雅致，衣着干净。他的老伴给我们端来一小盆南瓜粥、一碟炒洋芋条白菜。老人说：“今年咱陕北又遭旱灾，没什么好东西给你们吃，你们这些红卫兵小将就将就着吃吧。”饭间，老人盘问了我和另外一位同学的住址、年龄等情况。老人听完后，喟然长叹了一声说：“你们这个年龄正是读书学知识的黄金时期，怎么冷冻寒月，远路风尘地搞串联、闹革命。听说还是全国性的。”通过谈话，我们才知道老人曾是永坪小学的校长，因年高多病退休养老。我们能懂得老人此番话的大概意思。
　　 第二天早上6时，我们全体集结，迅速赶往汽车站，乘坐昨天的那辆货车，继续南下。永坪的早晨真冷，我们上车后看到天上的繁星还在眨眼，一轮冷月高悬天际。北风仍在呼啸，小河已结了薄冰，我们被冻得瑟瑟发抖，把刚打理好的被子重新打开裹在身上取暖。直到中午时分，汽车才驶进延安东关。一会儿，我们看到了巍巍的宝塔山，滚滚的延河水，大家便马上群情激奋地站起来喊着：“我们到了延安了！到了革命圣地了！”
　　 汽车缓慢地驶入了北关，停在了延安中学红卫兵接待站。在接待站登记后，我们住入延中的两个教室。延中的教室宽敞明亮，砖地上铺着厚厚的麦秸，房顶上吊着四根炫目的电棒，教室中间的大铁炉里火焰熊熊，室内暖融融的。
　　 晚饭很丰盛，白面馍、猪肉炒粉条，大家吃的津津有味，深感革命圣地的温暖。
　　 往后的十多天时间里，我们先后参观了枣园、杨家岭、王家坪、抗大等革命领袖们曾经工作、生活、战斗过的旧址；攀登了宝塔山、凤凰山、清凉山、万花山等。每到一处，讲解员精神饱满、高亢有力地讲述着那一幕幕决定新中国前途命运的往事。那时候，全国各地每天来延安串联的红卫兵络绎不绝。他们参观之余，还在街上介绍外地串联的情况，交换毛主席纪念章、延安纪念章、井冈山纪念章。我们一行也各买了一枚延安纪念章，以示留念。我们还在东关、南关、北关的大街上，看到“打倒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革命无罪，造反有理”、“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的大幅标语。听到高音喇叭不断地播放着革命歌曲。一时间，偌大的延安城变成了红旗的海洋，革命歌曲的海洋，红卫兵云集的海洋。
　　 十多天后，我们一些同学思想产生了波动。有的同学认为在延安该看的都看了，再待下去没意思了，还不如南下到西安等大城市去串联；有的同学却想念家人，要求返回。最后，我征求了每个同学的意见后，便决定返回。于是，我们乘坐了公共汽车，两天后返回子洲。我的第一次串联，就这样结束了。
　　 回家的几天里，我看到家中盛粮食的几个纸洞，仅有很少的一点杂粮，地上摆放的四个大瓮都腌满了酸白菜，土窖里存放的洋芋，估摸仅够过冬食用，看来开春后，一家人又要闹饥荒了。于是，我就又萌发了再去串联的念头。
　　 这次，我联系了同是我们马蹄沟公社的三名69级同学，组成了一个红卫兵小分队，目的地是到西安等大城市。
　　 是年12月中旬的那天上午，天空彤云密布，大雪纷飞。临行前，父亲默不作声，满是皱纹的脸上尽显无奈。母亲则流着泪直把我送到井子湾。我心伤悲，可怜天下父母心啊！然而，为了生存，我只得选择再次离家。
　　 我们四人当天在子洲县住了一晚，次日一早途经苗家坪便停在一个食堂吃早饭。食堂的掌柜给我们每人上了一碗粉汤、两个玉米馍。我们已经历过第一次串联，胆子变大了。所以我们就问掌柜的有无馃馅和白面馍。掌柜的连连摇头摆手。我们不信，就到厨房去看，却见案头排列着两行果馅，用手一摸，余热尚存，证明是刚出炉的。于是我们就来了革命小将的脾气，厉声就对掌柜喊道：“我们是毛主席的红卫兵，吃几个果馅有什么不能？你再不上，我们立即就封了你的店门。”食堂掌柜的顿时慌乱，道歉不迭，忙按我们的要求办了。饭后，我们沉浸在“胜利”的喜悦中，初尝了“造反有理”的直接甜头。
　　 此后，我们住绥德。第二天一早南下清涧县，中午赶到清涧县的扫门坡接待站。我端了一碗高粱、小米蒸饭，放进口中后，牙齿嘴唇却冻的麻木，不能活动，直到喝了半碗热汤后，才能进食。当时，在我们四人中，我穿的最单薄，铺盖也最差。其他三位同学都是干部居民子弟。23年后，我到清涧县政府工作，每当路过扫门坡时，就想起当年吃那顿午饭的况味。
　　 一天后，我们赶到了子长县。子长县政府有位副县长系我的远房娘舅，又和我是同村人，他一贯与我二伯父关系甚好。我离家时受二伯父嘱托，到子长后要看看他。通过打听我找到了这位娘舅的住地，虽然是第一次见面，这娘舅却热情接待了我这个毛头小子。他对我说，打从文化革命以来，他们这些当权派都靠边站了，全县工作瘫痪，人心混乱。他15岁就参加了革命，从未经历过这样的运动。他说他的大儿子、二儿子也都出去串联了。他留我吃了顿饭，还语重心长地嘱咐我，路上一定要注意安全。
　　 三天后我们入住延安师范学校。那时，各地来延安串联的红卫兵与日俱增，大大超过了这座古城的接待能力。伙食每况愈下，一星期仅供一次白面馍。我们小住后继续南下，那天晚上我们走到甘泉县崂山住宿。崂山是个小地方，住宿十分紧张，我们住的是一孔早已被人遗弃的土窑洞。窑洞阴冷潮湿，窗户纸百孔千疮，又没生火，地上铺着麦秸、干草，我们只得和衣而睡。连日旅途劳顿，周身困乏，很快我就进入了梦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