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王朝真正离我们远去了，留下的是一串长长的惊叹号。一部历史画卷，一曲凄婉幽怨，贞观长歌，歌毕而曲犹在。贞观长歌，歌不尽是那千古愁绪。七月七日长生殿，夜半无人私语时。贞观长歌，歌尽而曲未终！
　　 ——题记
　　
　　 这一阵子，我利用业余时间，把82集的电视连续剧《贞观长歌》又重新看了一遍。《贞观长歌》的原著及编剧均是周志方，毕业于中国人民大学新闻系，早年参过军，担任过军方某媒体的驻站记者。周志方在正式开始写剧本之前，参阅了不少隋唐时期的历史书籍，历时两年完成剧本的全部创作。该剧由毕业于北京电影学院导演系的知名导演吴子牛执导，在央视一套黄金档首播之后，即引来好评如潮，而编剧周志方也籍此一举成名。
　　 武德九年，李世民经过玄武门之变，登上了唐朝帝位，史称“唐太宗”。
　　 不久，北方强大草原民族首领颉利兵临长安城下，李世民忍辱负重，与对手定下城下之盟。颇有政治抱负的李世民，经数年卧薪尝胆，最终击败了强大对手颉利，实现了大唐一统。与此同时，李世民大力推行“夷汉一家”的民族团结政策，中华民族迎来了民族大融合，各草原民族共同尊奉唐太宗为“天可汗”。国家承平后，唐太宗李世民推行一系列开明治国方略，选择了“抚民以静”“偃武修文”的和平发展道路，使新生的唐王朝，走向了一条快速发展道路，大唐因此成为了一个四方来贺、八方来朝的强盛国家。
　　 我想，唐朝能够从一个千疮百孔的国家，最终走向强盛，有其多方面的原因。君主贤明，这自然非常重要。而君主再贤明，以一己之力，也不可能治理好一个国家。治国必先治吏，房玄龄、杜如晦、长孙无忌、岑文本、魏征、封德彝、张玄素、萧瑀、马周等这些都是文臣中的杰出代表。治理好一个国家，仅凭文臣是不行的，还要有能战的武将，李靖、李绩、侯君集、独孤谋等英勇的将士，就是这些人中的杰出代表。
　　 贞观之治、开元盛世、大中之治，全盛时期的唐朝，在文化、政治、经济、外交等方面，都达到了很高的成就，是中国历史上的盛世之一，也是当时世界的强国之一。
　　 然而，就是这样一个王朝，却在289年以后灭亡了，这不得不引起我们的深思。唐朝的灭亡有三个主要的原因。第一，宦官专权。唐初，唐太宗李世民为了限制宦官的权力，对于宦官是十分严格的，并且规定，宦官只能担任四品内官。但是，到了唐玄宗天宝年间，宦官的权力逐渐扩大，如宦官高力士的权利就很大，诸王和公主称其为“阿翁”，驸马称其为“爷”。唐肃宗时，宦官李辅国执掌禁军，权利非常大，曾经拥立唐代宗即位。他非常跋扈，曾经对代宗说：“大家但在内里坐着，外事皆听老奴处分。”唐代宗听了龙颜大怒，但是因其大权在握，也无可奈何。唐宪宗，由于宦官俱文珍的拥立而即位。宦官仇士良曾经当着皇帝的面，历数其过失。唐文宗，称自己连汉献帝和周赧王都不如。唐朝后期的大部分皇帝，大都是宦官拥立。其中唐宪宗和唐敬宗，为宦官所杀。中央政权实际上操纵在宦官的手里，皇帝成为了宦官的傀儡。唐朝的宦官之所以可以这样嚣张，很大一部分怪皇帝。唐代的皇帝，对大将不信任，所以，把禁军的指挥权交给了宦官。从唐德宗时开始，宦官掌握禁军，成为惯例。为了反对宦官专权，唐代的皇帝曾经多次连结朝臣共同对付宦官。其中比较著名的，是唐顺宗时期的“二王八司马”事件和唐文宗时期的“甘露之变”，但是，这些斗争都以失败而告终。宦官的权力不但未能削弱，反而更加加强。这样的局面，一直持续到唐朝灭亡。第二，藩镇割据。为了保卫边疆地区，唐朝在景云年间设置了节度使。刚开始，这一设置只存在于边疆地区。“安史之乱”之后，唐朝为了保卫中央政权，设立了更多的节度使。
　　 节度使权重，掌握地方行政大权和兵权，成为了割据一方的割据势力。节度使一职传子或者部将，中央到时只能加以承认，而且他们还垄断了地方的税收。藩镇之间，以及藩镇与中央之间，为了争夺人口和土地，不断进行着战争。各个藩镇拥兵自重，割据一方，严重地威胁着大唐的统一。“安史之乱”后，唐王朝在“安史之乱”的策源地河北，设立了诸多的藩镇，其中昭仪，成德和魏博三镇，最为严重，史称“河北三镇”。他们长期与唐王朝中央对抗，名为“王室之臣”，实际上是土皇帝。唐宪宗即位以后，曾经试图改变这种状况，对藩镇用兵，平定了吴元济的叛乱，而且还歼灭了其他不服从中央的藩镇，这时一向骄横的河北三镇，也不得不服从中央，国家表面上恢复了统一的局面。可是，这样的局面并没有持续多久。唐宪宗元和末年，唐朝的统治区域内，除了都城以外，共有藩镇46处。这些藩镇大都处于独立或半独立状态。但是，某些事关唐朝国土安全的一些重要藩镇，则都是由中央控制，这保证了唐朝的存在。藩镇割据，在很大程度上削弱了中央对地方的控制。第三，唐朝的中央官员，主要由两部分人组成：一是门荫入仕的官宦贵族子弟，二是科举出身的官员，他们大多来自庶族地主，倾向与门阀士族斗争。科举出身的官员，由于政治地位相近，情趣相合，极易结成党派。当时，同榜进士称“同年”，进士对主考官称“座主”，被录取的进士为“门生”，门生座主，关系密切，互相援引，形成一个政治上的小圈子。士族地主，虽已衰落，而且地位每况愈下，但是，他们仍然以阀阅自矜，看不起庶族地主。这两派官员，不断进行明争暗斗，而以长庆至大中年间的“牛李党争”，历时最久，斗争最为激烈。牛党主要人物有：牛僧孺、李宗闵、杨嗣复等，他们都是权德舆的门生。李党主要人物有：李德裕、郑覃。李德裕是赵郡士族，他“不喜科试”，以门荫人仕。两党官员之出身，亦非清一色，牛党虽以进士科出身居多，亦有士族以门荫入仕者；李党虽门荫人仕者居多，亦不乏进士科出身者。两党的斗争，有不少是无谓的意气、门户之见，但亦有政见的分歧。这些政见的分歧主要表现在：
　　 第一，对科举取士的态度。牛党赞成科举取士。李党个别人，如郑罩则主张废除进士科。李德裕主张朝廷显官，应用公卿子弟。对科举取士的态度，总的说，牛党主张较为合理。但李德裕对科举制中的一些弊端主张革除，如要求废除“呈榜”“曲江宴”等，这是有道理的，应予肯定。所以，既不能一概而论，说李党是主张废除进士科的，也不能笼统说，牛党拥护科举是对的。
　　 第二，对藩镇的态度。李德裕对反叛中央的藩镇，主张坚决平定。李德裕父亲李吉甫，在唐宪宗时为宰相，力主削弱藩镇势力，他曾“岁余，凡易三十六镇”。李德裕在唐武宗时为宰相，他坚决地以武力平定了昭义镇的叛乱。牛党则主张对藩镇采取姑息态度，当朝廷向藩镇用兵之时，牛党又往往采取消极甚至阻挠态度。大和五年，卢尤兵马副使杨志诚叛乱，唐文宗问宰相牛僧孺如何处置，牛僧孺认为，安史以来，范阳已不属中央，主张不必计较他的逆顺。当唐文宗问“天下何时当太平？”牛僧孺回答：“太平无象。今四夷不至交侵，百姓不至流散，虽非至理，亦谓小康。陛下若别求太平，非臣等所及。”
　　 在牛党看来，藩镇割据并不算问题，而是一种正常现象，不必去理它。
　　 第三，对佛教的态度。唐代佛教空前发展，但佛教活动耗费大量资财，佛教寺院占有大量土地，隐占众多的劳动人口，佛教徒亦不服役，不交租税，使国家的财赋收入和兵源受到极大影响，加之有些佛徒还干预政事。这样，无论从政治上，还是军事上，尤其是经济上，唐朝政府虽然要利用佛教，但他们之间的矛盾和冲突，却日益发展起来。会昌年间，在李德裕赞助下，唐武宗采取了灭佛措施，废寺4600所，拆去招提、兰若之类小寺院4万处，还俗僧尼26万余人，寺院奴婢15万人被放为两税户，没收寺院田地数千万亩，毁佛像以铸铁及农具。大大打击了佛教势力。而唐宣宗时，李德裕被贬斥，牛党上台，立即废除了李德裕的灭佛措施。
　　 第四，裁减冗吏。李德裕认为，“省事不如省官，省官不如省吏，能简冗官，诚治本也”。他为精简机构，提高行政效率，罢斥冗吏2000余人，这不仅可以节省俸禄等开支，减轻人民负担，而且斥去冗吏，极有利于澄清吏治，提高办事效率。但牛党一上台，便以“衣冠去者皆冤”。立即恢复任用了大批被斥的冗吏。此外，在对回纥等周边民族的关系上，在财政上，以及对宦官的态度上，两党都有分歧。总起来看，李党政见优者居多。朋党之争，是唐后期统治阶级内部争权夺利的斗争，没有更多的积极意义，反而起了削弱唐朝统治力量的作用。
　　 总的来说，这三大因素是唐朝灭亡的主要原因，安史之乱，不过是最后一根稻草罢了。
　　 “以铜为鉴，可以正衣冠；以古为鉴，可以知兴替，以人为鉴，可以明得失。”太宗皇帝常说的一句话，对于今天的治国理政者，仍然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臣闻：求木之长者，必固其根本；欲流之远者，必浚其泉源；思国之安者，必积其德义。源不深而望流之远，根不固而求木之长，德不厚而思国之治，臣虽下愚，知其不可，而况于明哲乎？人君当神器之重，居域中之大，将崇极天之峻，永保无疆之休。不念居安思危，戒奢以俭，德不处其厚，情不胜其欲，斯亦伐根以求木茂，塞源而欲流长也……魏征的《谏太宗十思疏》，仿佛还回荡在那历史的天空。
　　 一个王朝真正离我们远去了，留下的是一串长长的惊叹号。一部历史画卷，一曲凄婉幽怨，贞观长歌，歌毕而曲犹在。贞观长歌，歌不尽是那千古愁绪。七月七日长生殿，夜半无人私语时。贞观长歌，歌尽而曲未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