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说起春秋战国，我们常用的一句话是：百家争鸣；好像这是一个思想家极其活跃的时代，各种思潮相互交锋，矛示矛利，盾现盾坚。但可惜的是，这个时代跨度其实很长，按现在通行的说法，春秋战国时期是从公元前770年到公元前221年为止，前后达六个世纪；诸子百家们并没有同时生活在一个时代，而即便个别生活在一个时代的思想家（如庄子和孟子）他们其实根本就没有见过面（或者说他们见过面但没有辩论过，因为没有任何资料可以看出这点）。而这个时期也并不是和东周王朝相一致（东周王朝在公元前256年被秦所灭，而战国结束于秦国统一中国的公元前221年）。现在也常把这个时期分为春秋和战国两个时期，但关于这个分界点（战国的起点）却有三种说法：公元前475年（周元王元年）、公元前453年（三家分晋）、公元前403年（天子立三家为诸侯）。而这三种观点里面，大部分教科书写的是公元前475年，这是郭沫若、翦伯赞等所持的观点；原因应该是这一年是周元王的元年，是一个起点。但这种分界其实是有问题。按这个逻辑，既然以周王朝的某个王开始一个时代，那周王朝结束也该是这个时代的结束才对。这样，春秋战国的结束应该在公元前256年，剩下的那三十多年应该列在秦国之下。至于公元前453年为界，我总觉得是一些人想以奇思妙想吸引人的说法。那一年的中国只有晋国的三个大诸侯打败了另一个更大的诸侯（智氏），并且把他的地盘分开占领而已，而这种事在那年之前已经发生过好多次了。当然，这个想法是以公元前403年为界的一个变种。我自己认同司马光的公元前403年，因为这一年三家分晋，强者为王正式被天下共主的周天子所承认，这在思想方面是一个巨大的变化。
　　 司马光的《资治通鉴》开始于公元前403年，并在简单地介绍：“初命晋大夫魏斯、赵籍、韩虔为诸侯”后，来了一大段将近一千三百字的评论。这段评论可以看成是司马光编纂该书的思想依据，他根据儒家思想，明确了天子的职责，最后针对分封三晋为诸侯，发出了感慨道：“呜呼！君臣之礼既坏矣，则天下以智、力相雄长，遂使圣贤之后为诸侯者，社稷无不泯绝，生民之害糜灭几尽，岂不哀哉！”
　　 在司马光看来，天子正式承认了三家为诸侯，已经坏了礼的规矩，结果造成了此后强者为王的局面（天下以智力相雄长），所以他把这一年作为了一个起点。在他的思想里，这一年以及其后的一千多年，天下都是以智、力为雄长的天下。
　　 当然，关于春秋战国的分界，具体是那一年其实关系不是很大，那不过是一个数字罢了，仅仅是为了让有些人有能够记忆的东西。如同黄河，有人把它分为上游、中游、下游或者是这一段那一段什么的，黄河难道真的就分成了那些段落？当然没有，它日夜不休地从头到尾按自己的方式在流，它确实流过了青海、流过了甘肃、宁夏等等，你可以说黄河青海段、甘肃段、宁夏段，但对于黄河来说，那些地方只是它经过的一段地界而已，或许那些地方有其它的河流汇入了它，让它发生了一些变化，但你非要把某一个地点作为一个分界，好像那个点是多么重要，那就有些可笑了。
　　 二
　　 从现在我们的角度来看，春秋是一年四季中的两个季节；尽管不同行业的人对这两个季节感觉不一样。好在我是农村长大的，知道春天是播种的季节，秋天是收获的季节，这是两个需要辛勤劳作的季节。春天种下去的是种子，尽管这些种子能长成什么样其实是不能确定的，但真如佳节日就带着孩子到处学习的家长，成龙成风的想法肯定是全都有的，所以春天是希望的季节；而秋天呢，长成了或者没有长成，都已经在田地里了，要是能辛苦就表示收获很大，而要是没什么做的呢，就是荒年；所以秋天是一个苦才快乐的季节。而在中国前秦时期，春季和秋季是诸侯朝觐王室的时节；春季，诸侯从王室那里接受到历书（表示新的一年在天子的安排下开始了）；而秋天呢，诸侯给王室汇报今年的收成（当然顺便带上贡物表示感谢）。由于各个诸侯国每年的大事里都有这两件，所以那时诸侯的史书应该都记载了这两件，这样久了，“春秋”就成了史书的统称。现在流传的《春秋》就是鲁国史书的名称。而我们说的春秋时期也是由于其中绝大多数史实是这部史书记载的，所以才这么称呼。而战国时期中“战国”的来源有些人认为是刘向编纂的《战国策》，这其实是很想当然的看法，就如同我们说汉朝为什么是汉朝呢？因为班固的《汉书》。刘向在《战国策》序言中已经说到了：“战国时游士辅所用之国，为之策谋，宜为《战国策》”。也就是说“战国”的说法早已经有了，并不是刘向第一个说的。
　　 从名称来看，“战国”肯定比“春秋”要血腥得多。可历史学者许绰云统计了一下这两个时期的战争，却让人不敢相信：公元前722—前464年的259年中，只有38年没有战争；而公元前463至前222年的242年中，没有战争的年份不少于89年。好像春秋反而比战国血腥，但仔细分析却发现这恰恰是正常的。春秋时期的战争是一种象征性质的战争，只是为了证明我比你强大，你应该听我的，并不占领你的地盘，带走你的民众；所以好多人只是把战争当成一种我们现在看来像游戏性质的东西。也由于这个原因吧，才有了孟子的“五十步笑百步”的故事（按易中天教授的说法，那时的战争有一定的场地，只要你出了那个场地，就表示输了，战争也就结束了。所以本来跑出去五十步就安全了，你非要跑上一百步，五十步的人当然会笑多跑的人）。感觉现在竞技体育中只要出了圈子或者一方认输比赛就结束应该就是这种战争的遗风。而战国却实实在在是一种我们现在感觉中的战争，你要是输了就什么也没有了。历史上，吴王夫差把俘虏的越王勾践放回家是典型的春秋思维，而越王勾践拒绝吴王夫差的认输却是后来的战国思维（夫差只好自杀）。这样的战争结局对战争双方都是压力，所以战争越来越少，但越来越残酷；结果就有了“暴秦”的一统中国。
　　 春秋时代诸侯国国君与大夫之间的关系如同周王朝与各诸侯国的关系。也就是说：诸侯国国君把自己的国土再次分封给大夫（家族），各大夫都有自己的独立小朝廷，像孔子弟子冉有就是季氏宰（季氏家族的丞相）；也就是说国君可以要求大臣做某事，大臣也有权利根据自己的利益不去做。这是当时都普遍认可的思维，可历史上好多学者却由于不明白这种思维（他们生活在后来的君臣关系里，只知道君叫臣死，不死不忠），从而对古人妄加评论，弄出来好多的笑话；特别是朱熹之流的学者这种笑话很多。比如《诗经》里的那首《清人》：
　　 清人在彭，驷介旁旁。二矛重英，河上乎翱翔。
　　 清人在消，驷介镳镳。二矛重乔，河上乎逍遥。
　　 清人在轴，驷介陶陶。左旋右抽，中军作好。
　　 本来是一首描写士兵们在驻地训练或者是无所事事因此而闲逛的诗。好，你们喜欢联想，说是在讽刺郑文公，可以。《春秋•鲁闵公二年》确实有这样的记载：“冬，十有二月，狄入卫，郑弃其师。”《左传》又解释说：“郑人恶高克，使帅师次于河上，久而弗召，师溃而归，高克奔陈。郑人为之赋《清人》。”这都没问题，可非要说什么：“人君擅一国之名宠，生杀予夺，唯我所制耳。使高克不臣之罪已著，按而诛之可也。情状未明，黜而退之可也。爱惜其才，以礼驭之亦可也。乌可假以兵权，委诸竟上(边境)，坐视其离散而莫之恤乎!《春秋》书曰：‘郑弃其师。’其责之深矣！”看上去头头是道，说的有鼻子有眼的：什么君主是一个国家的主人，别人的生死荣辱都是我决定的；要是高克这家伙已经露出了叛乱的苗头，杀了他就完了；要是还不能确定，不用他不就行了；觉得他是个人才，就要用礼仪来驾驭他。怎么能把兵权给他，并把他派去守卫边境，结果只能眼睁睁地看作他失败却没办法！记载的‘郑弃其师。’就是在狠狠地责备郑文公啊！实在是“以糊涂之心度聪明之腹”，根本就不知道春秋时君与大夫之间的关系与后来的帝王与大臣之间关系的不同，就按自己熟悉的君臣关系去评古人。作为一般人这个可以原谅（普通人甚至一些以写历史题材而吃饭的作家都可以归入这个行列，他们都是按自己现有的知识对古人作出判断），可作为一个学者，要是也这样思考问题就该被打脸。
　　 三
　　 春秋以烽火戏诸侯的周幽王被杀、他儿子被废的前太子周平王逃跑到洛邑即位（所谓的东周）开始算起（公元前770年），和鲁《春秋》开始的鲁隐公元年（公元前722）有48年的间隔；这期间的事情在《春秋左传》里有一些记载，而多数的史实已经没有了。
　　 看《春秋左氏传》，一直以来都奇怪《春秋》怎么会从鲁隐公开始？一直也没有一个让自己信服的答案。看过一种解释，说《春秋》是孔子编订完成的，在他编订时，鲁国掌权者都是桓公的子孙，而隐公是桓公的哥哥，他的位子是从鲁隐公接过来的；所以《春秋》从鲁隐公开始。感觉很搞笑，难道说孔子编写的讲义也要首先通过当权者的审核才能使用？再则说了，要真是那样，也应该直接从鲁桓公开始啊，这样不是可以隐藏起弑兄的恶迹吗？
　　 从史实的角度来说，《春秋》其实没有太多的价值，真正赋予它价值的是被称为“春秋三传”之一的《春秋左氏传》，其余的那两个“传”，有几乎也和没有一样（它们只不过是按自己的理解去解释《春秋》，并没有增加新的资料；而解释，每个人都可以根据自己的理解做，它的作用最多也就是一个参考）。而那么长的历史时间内，出现了被后人称为“春秋五霸”的齐桓公、晋文公、宋襄公、秦穆公、楚庄王(另一说是齐桓公、晋文公、楚庄王、吴王阖闾、越王勾践)；从这也可以看出相同的三霸，那是真霸；而不同的“四霸”应该是为了凑数。
　　 齐桓公和晋文公生活在同一个时代。流亡中的晋文公，在自觉回国无望时，听到了管仲去世的消息，本来打算给齐桓公打工的，可事不遂人愿，没有打成。后来机缘巧合，回国成了晋文公。他在不长的时间内成为当时诸侯的带头大哥，多少有那么几份运气在。这两个人，在那种慢节奏的时代，是非常有名的；尤其是齐桓公，孔子就曾提起过他。当然，孔老师看重的是他的臣子管仲，而对他本人似乎没有太多兴趣。而这和号称亚圣的孟子刚好相反，孟轲觉得管仲那种人根本不值一提。但在孟子那个时代，只要有一块地方的君主，都极力希望自己成为这两个君主样的人。但这两个人其实是失败者的形象留在更加后世的帝王们心中。齐桓公能成为齐桓公主要是管仲（这就是孔子佩服管仲的地方），这也说明，他确实是一个用人不疑、疑人不用的人，从今天的角度来看，这也是一个标准的管理者的形象。可就是他这种性格，却使他死在了悲剧里。他任用了三个不值得任用的人，而尤其悲剧的是这三个人都是管仲在死时极力告诫他远离的“小人”。在没有费多大劲就成为当时霸主的齐桓公的心目中，他自己应该是齐国强盛的原因，只要他在，这个强盛就能持续下去；至于管仲，“仲父”不过是为了尊重他罢了，只要是一个人，只要在他的英明领导下，就可以成为管仲。但现实却很无情地打了他的脸，尽管大多数人看起来像管仲，但终究不是管仲；而他自己无论怎么觉得自己伟大，其实也不过是一个公子哥而已。所以没有了管仲，他的结局就很悲惨，三个宠臣把他关在了高墙内，据说是饿死在了里面。而后来成为晋文公的重耳呢？在他有生之年，好像不是悲剧收场。可在他死后呢？把持晋国国政的四大家族，都是跟随他流亡的大臣的后代，而这些后代终于瓜分了他子孙的国家。这两个人的故事，像一把锥子，一次次地刺痛着后来有望成为帝王的统治者们。于是，一代一代的，“狡兔死，走狗烹”；甚至狡兔未死，有些走狗就得烹了。而一代雄主楚庄王，现在我们最熟悉的不过是“三年不鸣，一鸣惊人；三年不飞，一飞冲天！”的故事，再就是“问鼎中原”的那个成语了。装腔作势的宋襄、踏踏实实的秦穆、励精图治的阖闾、卧薪尝胆的勾践，当然各有各的精彩；但把他们列在五霸就有些降低“霸”的标准了。
　　 说实话，这五霸也好，三强也罢，他们的事业都过去了；真正对后世以至于现在的我们都有影响的却是这期间出现的孔子、老子（李耳）和孙子。可以这么说，无论在哪个地方，在什么时代，只要是有了这三位中的任何一位，那么这段历史本身就值得大书特书了（需要说明的是这其中的孔子和孙子是确切的，而所谓的老子到底是不是在这个时期，却依旧是一个谜）；更何况，在这个时代，居然同时出现了他们三位，并且留下了三部著作：《论语》、《孙子兵法》、《道德经》。
　　 四
　　 《孙子兵法》是我高中时就喜欢的古籍，有空就会读上一遍；以至于孩子在小学时，我就让他先把这书背诵。现在想来，当时的理解肯定很浅薄的。不过，历史上这种浅薄的见解其实经常发生，比如有名的《孙子十家注》，说实话，唯一值得看的不过是曹操的一些见解，其余的好里说也就是书生见识。
　　 现在这个岁数来读这书，会深深地叹服作者的见识，也就会情不自禁地认同有些人说的“我们的文化是一个早熟的文化”。实在的，从它出现，到清朝灭亡，中国历史上再没有出现过如此杰出的兵法文章；不，应该是世界历史也没有。那本被西方人吹捧的《战争论》，看过后，有了比较，你就会理解我们常说的“矬子里面拔将军”这句话的意思。
　　 《论语》的出现，应该是在《孙子兵法》之后。这本书尽管有这样那样的问题，但作为塑造我们民族文化基因的基础却是不争的事实。前些年，我们把它当成了要抛弃的东西，现在才发现，这种东西不是你想抛弃就能抛弃的。它形成在我们生活的土地上，塑造了我们的祖先，同时也就塑造了我们。
　　 听人说，日本的有些学校是把《论语》当成经典背诵的；而韩国的一个教授也说：学会汉字，能读古代汉语经典是人生最值得骄傲的事。前些年，看到韩国要把八卦申遗，一帮愤青们非常激烈。但平心而论，即便是你老祖先盖好的房子，你这样的孬种后代没有能力让它继续存在，邻居家让它越来越宽敞宜人，他们当成是自己的东西，错了吗？何况，你们根本就把它当成了垃圾，恨不得全部埋在地下呢？
　　 《道德经》是一个谜，一个很美丽的谜。不是它的内容读起来是谜，而是所有关于它的一切都可以说是谜。
　　 作者老子到底是谁？
　　 《道经》和《德经》哪个在前？两者是一起的吗？
　　 它告诉你“美言不信”，可它本身却是那么美的语言，那到底是该“信”它还是不“信”？
　　 它是一本“格言集”吗？
　　 现在分成的八十一章有道理吗？等等等等…
　　 你能够罗列出比它本身篇幅多出许多篇幅的问题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