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末农民起义领袖陈胜，提出了“王侯将相，宁有种乎”的惊人口号，向“天命神授”的皇权发起了挑战。继他之后的刘邦以布衣之身取得天下，验证了陈胜此话的正确。汉初，政权的合法性问题是中国王朝首次面对的一个重大问题，但江山是武将们用枪杆子打出来的，武将们不会去考虑这个问题，对于崇尚武力的人，这也的确不是一个问题。具有征服一切的强大武力，就拥有了至高无上的发言权，所以也就没有人敢于提出质疑。然而，到了汉景帝时，已经牢牢掌握了政权的统治者，却不自信了。
　　 汉景帝时，在朝廷上黄老学者黄生断言，周武王用武力夺天下是谋逆不道。儒生辕固生则说，商纣暴虐无道，武王伐纣是顺应民意，得民心就是得天命。黄生说，冠虽弊也得戴在头上，鞋虽新也要穿在脚上，这叫上下有别。纣虽失道，汤武虽圣，臣诛君，犹如鞋加于头，如何能行？辕固生反问说，那么汉高祖代秦而立，不也变成错误的了？景帝赶紧打住，制止道：“吃马肉而不吃马肝（古人认为马肝有毒），不算没有品味；讨论学问不争论汤武革命，不算愚昧。”从此不再争论。这一“不争论”的模式，也被后世历代沿袭了下来，凡是敏感的政治问题就不争论，在思想上不容易解决的，就在行动中去解决。
　　 实际上，这只是一个理论问题，而且也是一个带着书生之见的问题，在具体实践中，它从来都不是一个问题。对于汉景帝来说，他只是在理论上陷入了一个悖论。他没有深入的去研究，倘若他的祖父刘邦也去思考这个问题，瞻前顾后，不敢去吃“马肝”，哪里还有大汉的天下，哪里还有他这个刘家孙辈的皇帝可做？
　　 到了汉武帝时期，“独尊儒术，罢黜百家”。按理来说，儒家讲究的是“君臣父子”的各自定位，社会秩序的长期稳定，是不主张“造反的”，何以对这个重大问题，不再引起讨论了？这就说明了儒家虽然不主张“造反”，但对于既定事实的政权，还是采取极力维护的态度，是不主张对现政权的造反。那个儒生辕固生，就是持此态度的一个典范人物。
　　 故而，历史上，一切以“造反”起家的开国皇帝，都不尊儒，而到了第二三代守成皇帝时，儒家学说便得到了空前的尊重，皆因为儒家虽然不主张“造反”，但对于既定事实的政权，还是采取极力维护的，是不主张对现政权造反的。
　　 在中国历史上所有的开国皇帝中，不杀功臣的，是东汉光武帝刘秀；既不杀功臣，又不杀儒生的是宋太祖赵匡胤。北宋是中国封建社会政治、经济、文化最成熟、最鼎盛的时期。宋太祖不杀儒生，一是因为，儒家已经接受了改朝换代的必然性，没有书生气地去质疑现政权的合法性；二是北宋朝给了儒生极高的社会地位和经济收入，使得他们心情舒畅，生活富裕，安居乐业，各得其所，他们不会对有恩于他们的朝廷说三道四，更不会有图谋推翻的想法和举动。
　　 后来的金、元、清，由于是异族统治，出于文化心理上的不自信，又开始拿儒生开刀，意图在武力征服之后，还要从精神上去征服被统治者。但他们在大兴文字狱的同时，表面上还不得不做出尊孔尊儒的姿态，乾隆皇帝把公主下嫁给孔府，就是极好的例证。至于大明朝诛杀儒生，制造诛灭十族的惨案，到了令人发指的程度，不得不说是出自朱元璋、朱棣，对于自己低微出身的深深自卑的病态心理，以及对于巩固自身皇权的切实需要。
　　 在中国历史上，最可恨的是，由儒生出身而成为最高统治者，反过来又对儒生进行残酷迫害的人。由于自身是知识分子，曾经把读书和社会实践相结合，产生了对社会不合理的独到认识和早期觉悟，率领人们推翻了这个不合理的社会，而成了最高统治者之后，又从自己的成功经验里，总结出知识分子具有思想的前瞻性和善于思考的可怕处，然后又采取曾被自己深恶痛绝的秦皇汉武的故伎手段，在精神上去禁锢知识分子的思想，不允许独立思考的存在，甚至从肉体上去消灭知识分子，以达到一劳永逸的成效，实行了比以布衣取天下的刘邦、朱元璋还要恐怖十倍、百倍的暴政、恶政、酷政，恨不得将五千年之中华文化彻底否定，彻底根除，将天下儒生赶尽杀绝，退回到茹毛饮血、结绳记事、爹娘不分的原始社会，而独尊他为天下唯一圣明！——这种极端个人理想的不可实现，也反证了读书人的悲哀。
　　 同时这种现象还证明了读书之人比不读书之人，更加可怕和更加可恨。难怪历朝历代，既要依靠读书人，又要防范读书人。它所要依靠的是读书人的完全依附和具备的治国能力，防范的是读书人具有的独立思考的本质特性，以及读书人最为统治者不待见的，“士可杀而不可辱”的文化精神和社会脊梁的做人品格。
　　 其实，纵观历史，读书人奋起造反的人实在是凤毛麟角，绝大多数的读书人，由于他们打从启蒙教育开始，就学的是孔孟之道，君臣父子的理念已经深入骨髓，压根就没有被培养出造反意识和反叛人格，他们的最高理想，无非是出将入相，为朝廷服务，为国家效力，充其量也就是出人头地，封妻荫子，以自己十年寒窗的苦学，换取朝廷和社会的认可，换取比较舒适的生活待遇，让人高看一眼而已。在中国历朝历代的农民起义事件中，没有哪一起，是读书人刻意煽动、挑起、直接领导的，都是各种社会矛盾积累到一定程度的总爆发。
　　  所以，历朝历代对于知识分子的防范，禁锢和杀戮，实在没有道理。只能是，“伤心秦汉，生民涂炭，读书人一声长叹。”仅此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