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幼尝读《乐羊子妻》，对文中“廉者不受嗟来之食”一句记忆最为深刻，后为生计历经千辛万苦，总会掂量自己的获得是否是“嗟来之食”，是则坚决放弃，是以失去甚多，然终不悔，心下颇为充实。
　　 古来女子处贫贱之中尚能有如此气节，今人丰衣足食，但能有此气节者能有几何？一女同窗曾言：“嫁汉嫁汉，穿衣吃饭。”婚姻的目的若此，不知日常生活中她在夫君面前会建何言？
　　 自古以来，有无数的文艺作品歌颂人的节操，由此构成中华文化的根基，如《论语》：君子坦荡荡，小人常戚戚；《诗经》：高山仰止，景行行止；《史记》：桃李不言，下自成蹊；《三国志》勿以恶小而为之,勿以善小而不为；欧阳修《五代史•伶官传序》：忧劳可以兴国,逸豫可以亡身；清·林则徐《赴戍登程口占示家人》：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类似名言警句不胜枚举，虽历经千年光辉依旧照人，从根本上指导着人们的思想和行为，带来了社会的良性发展。
　　 历史是永远不会忘记那些有着高尚情操，心里始终以国家和人民大众的利益为重的人们，远者如苏武、岳飞、文天祥、林则徐，近者如瞿秋白、方志敏、秋瑾等仁人志士和朱德、贺龙等革命元勋，虽威逼利诱高官厚禄无以动其心志，留下了可歌可泣名载史册的感人故事。乱世如此，和平年代亦然，苏东坡宦海沉浮难抒其志，但其始终不忘“为官一任造福一方”的做官理念，个人才智用于为百姓谋取福利，其诗篇才能为世人称道。现代社会同样不乏此类节操高尚者，如焦裕禄、任长霞等，已成为高风亮节的典范，必将名垂千古。
　　 历史是公平的，那些小人佞臣为了荣华富贵，极尽奸佞之能事，但终究难逃正义的惩罚。北宋时期宰相蔡京，南宋时期宰相秦桧，二人才学不可谓不高，前者留给世人的是千古骂名，后者则永远跪在民族英雄岳飞的塑像前忏悔，作为奸臣的代名词遗臭万年。宋朝有此二人，不亡国才是怪事。再如明朝，国家命运掌握在魏忠贤、吴三桂、洪承畴之流的手中，朱氏王朝的命运就是可想而知的了。
　　 世界总是在善与恶、美与丑交织中前进，但前者是主流，是恒久，后者是旁门左道，只能是侥幸，任何邪恶终究会被正义击为齑粉。也许有人说封建王朝的历史经验在商品经济、市场经济时代已不适用，市场经济本身就意味着交易，自利是这种经济形式的内在规律，对物质的崇拜变成理所当然的了。但人类社会的进步绝不只是物质世界的极大丰富，在物质条件逐步改善的同时，公平正义也会成为全社会的共同愿望，人类对精神文明的追求一刻也不会放松，精神文明始终是社会发展的最高追求。
　　 曾听有人感叹国民的“仇官”、“仇富”心理，纳闷：“人们的生活条件好了，但为啥不满情绪更多了？”细思起来，这是对社会大众智商、情商的蔑视。所谓“仇官”，百姓仇恨的不是那些为民作想的好官，而是那些营私舞弊、贪赃枉法、投机钻营的贪官，所谓“仇富”，人们仇恨的不是那些依靠勤劳智慧致富的能人，而是那些蝇营狗苟、违法乱纪、为富不仁的奸商。还是那句老话：公道自在人心，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群众的爱憎也是分明的。
　　 节操关乎个人形象，品行不正者，焉能取信于人？节操关乎社会稳定，丑恶带给社会的必然是愤愤不平，好的道德风尚才会为我们生活的幸福指数增添砝码。节操更关乎国家安危，众所周知的大汉奸汪精卫等人，为了一己之私出卖国家利益和民族利益，给国家和民族带来了深重灾难。今天，如果我们任由那些贪腐蛀虫泛滥，我们党的形象、几十年的建设成果都将毁于一旦，百年屈辱将再次降临到我们每个人头上。
　　 现实社会中名利的诱惑无时不在，一些人的节操是会随着环境的变化而变化的，有的人也曾不惧枪林弹雨艰难困苦，但经不起糖衣炮弹的诱惑，远如刘青山张子善，近如周永康、徐才厚，其初期的人生不可谓不精彩，却落得个千夫所指的下场，这样的结局难道不发人深省警钟长鸣吗？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一个人的社会价值其实就在这一念之间，别无其他什么秘诀。我们生活在一个民主法治的时代，如果不扎牢人生观的根基，法网恢恢，疏而不漏。悔恨的泪水是毫无价值的，不会引起任何一点同情。《人民的名义》所告诫我们的不只要有正确的行为准则，更要认识到人类社会最大的力量在于群众、在于人民，背叛人民的人，必然会被人民所抛弃。
　　 “以铜为镜，可以正衣冠，以史为镜，可以知兴替，以人为镜，可以明得失。”让我们以那些高尚的灵魂为标准，崇尚高尚的道德情操，身体力行，构建良好的社会风尚，形成健康的社会肌体，打虎拍蝇，建设一个健康幸福快乐的祖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