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这姨爹名叫王永俊，是我三姨的丈夫，因为姨妈多，便在称呼他们时，在前面加上姓氏，以作区分。
　　 我外公兄弟俩，都多子女，共用一个大排行，我便有了众多的姨妈舅舅，有的岁数还比我小呢。三姨是我母亲的堂妹。
　　 对王姨爹最初印象的记亿，是我在遵义市育新小学读“一巴巴”（一年级）时，在我二姨的家中，与小了我4岁的表弟庆华一道。那时二姨家就住在这所小学的斜对面。
　　 王姨爹军装、军帽、军人气息十足，似乎刚刚“抗美援朝”回来不久，他和三姨生的儿子——我的表弟源泉——还没有满周岁。
　　 他笑嘻嘻地把我和庆华叫到写字台边站定，对我们说：“来，我变个把戏给你们看。”
　　 只见他摸出一个新新的毫子（硬币），抛了一抛，然后用大指拇和中指拇夹着毫子的棱边，在桌面上那么使劲一转，毫子便滴溜溜地旋转起来。他突然“啪“的一声，按住毫子，嘴里说着：看好喔，看好喔！左手则扬起在我们面前大幅度地晃了一圈，还比了个抠枪的动作。
　　 待我们收回眼光看他抬起的右手掌时，毫子却不见了。正与表弟惊异间，他仍是笑嘻嘻的，将右手往下一抖，毫子从衣袖里滚落在桌子上，还那么半伏半起的“嗞嗞嗞”晃了几下方才落定。
　　 以现在推算，王姨爹那时也才二十四五岁。他“雄赳赳，气昂昂，跨过鸭绿江”时是19岁，与他那位中共地下党员，于贵州解放前夕被国民党枪杀在贵阳南厂临时刑场的五哥王永年一般年纪。还曾看到过他在“上甘岭”阵地前照的一张相片，半身，脸上透着胜利、喜悦的表情。他那时是连队的文书，退伍后，分配在遵义运输公司工会工作，享受的是干部待遇。
　　 在读二年级时，突然觉得学校里异常热闹起来，也像大街上似的，墙上糊满了大字报，还有漫画和标语。空气的紧张，连我们这种不懂事的“半截大爷”都感受到了。听大人们说，这是在“反右”，抓“右派分子”。老师也教我们唱这方面的歌，由于教者唱者都慷慨激昂，握拳挥臂的，虽时隔60年了，仍然印象深刻，对所唱之歌记忆犹新。
　　 我们是社会主义的公民，
　　 我们是头脑清醒的战士，
　　 在这巨大的风浪里，
　　 我们勇敢意志坚定！
　　 右派分子，好狠的心，
　　 伪装进步，反共反人民。
　　 妄想推翻党的领导，
　　 妄想破坏社会主义建设。
　　 我们不答应，不答应！
　　 决不答应，决不答应！
　　
　　 右派分子害了怕，
　　 缩着脖子来招架。
　　 抵赖狡辩假检讨，
　　 想蒙混过关再欺压。
　　 人民的眼睛，看得清呀，
　　 实事求是不会冤枉好人。
　　 若不彻底悔过来转变吶，
　　 坚决要铲除毒草不——留——情！
　　 抓出“右派分子”的情况究竟如何，当时毕竟是小娃娃，自然不清楚这大人世界里发生的事，但却对两位女老师留下格外清晰的印象。
　　 一个是我的班主任张化伦老师，卷卷头发，30多岁，头天都还在给我们上课，第二天就不见影了，以后也不知所终。
　　 另一个老师叫谭学操，因为与我同一个姓，大字报上面的名字又写得大，留在了记亿中。不过名字和相貌联系不起来，也就是说，知名字不知样子。她俩成为“右派分子”的原因，不知道。
　　 对谭老师的后续情况却有些了解，这大约就是老话说的“无巧不成书”罢。
　　 这谭老师后来与爱人一道，去新疆一农场接受“劳动改造”去了，留下时年6岁和4岁两个女儿，随外婆一道生活，紧邻遵义老城有名的“和尚米皮店”。与我是街坊邻居，百十来步，转弯就到。正好我有个患难好友和她们同住一个院子，不时见到这两姐妹蹦蹦跳跳地进出。
　　 巧中又巧的是，这两姐妹中的姐姐，后来竟与我成为了亲戚，且大了我一辈。我须喊她“舅妈”，虽说小了我三四岁。
　　 她与我母亲的异母弟弟，我称之为的“十六舅”——比我小两岁——在“广阔天地”里相识、相爱、相濡以沫结为了一家人。我这小舅舅是男子汉，当“知青”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的况味无须多说，这“舅妈”呢，则不妨以她自己说过的一段话，聊作她知青岁月的注脚：“我下乡是17岁，我们生产队很穷，最差的一年，每个劳动日只值8分钱。我背过牛粪，下田插过秧，背过煤，偷过别的生产队的柴，还修过铁路。还当过民办教师，每月工资14元。而且知青当得特别长，68年下乡，77年才招回。”
　　 谭老师在新疆待了小有20年吧，等到了“平反”的雨露阳光，得以回到遵义市与女儿们幸福地生活在一起。她精神矍铄，身体康健，正向着“百岁老人”方向迈进。
　　 自然，老人家的的情况是听我胞兄摆谈的，我仍是没有和她照过面。起过好几次念头，说是去拜望拜望老人家，都因离乡别井在外，回乡时少且匆匆，没有顾得过来。看来是刻不容缓，得抓紧了。
　　 有些信马由缰了。
　　 王姨爹突然就不见影了，听大人说，他也成了“右派分子”，在集中学习接受帮助呢。
　　 三姨不时抱着孩子到我外婆这里来，后来干脆与我们住在了一起。我因为父母早逝，与外婆相依为命地生活着。
　　 房子虽说逼窄，转身都困难，到底热闹，我还有个小弟弟逗着玩。外婆没有说啥，我自然更没有意见。
　　 三姨其时在遵义印刷厂工作，当装订工人。哺乳期阶段时，表弟源泉就不时交由我外婆照看。听外婆曾经惊骇地告诉过我这样一件事。说有一天，这刚过周岁不久的小表弟一个人睡在床上，三蹬两踢地缩在了被条下面，被捂住了。外婆从厨房到屋里拿东西，听到床上动静有些不对头，赶紧揭开被子，见这小家伙满头大汗，哭声微弱。外婆说：我当时脚杆都嚇软了，过后好几天才敢告诉你家三姨。
　　 后来又断断续续地听说，王姨爹被送劳动教养了，在贵阳出去一个叫中八农场的地方。说是他闹工资，觉得自己定二十三级不合理，少评了半级。于是，就趁“大鸣大放”之机，给领导找麻烦。正如他后来在《新生报》上写的一篇感恩与悔恨交织的文章《党的恩情永不忘》中所说的：
　　 “1957年9月，我趁党整风之机，大肆向党进攻，而被划为右派分子。由于我当时不认罪认错，因而受到了劳动教养的处分。”
　　 后来有一次我和他单独在一起时，忍不住好奇地问他：“王姨爹，就这事你就成了右派分子吶？”
　　 他不好意思地笑了。
　　 不一会他告诉我，说他们里面有个原来当过科长的，说他们的局长那酒糟鼻子一看就像个酒鬼，被认为是不尊重领导，于是成了右派。
　　 当时感到有些不可思议，后来看到听到一些史料，释然了。
　　 有单位开落实“指标”会时，一人内急上厕所，与会者便将本单位被要求落实的“右派分子”比例摊在了他头上，大家轻松了，他却遭了若干年的罪。
　　 倘若知道命运会如此捉弄人，那位前科长大约宁可把嘴巴闭馊臭，而内急者便是拉在裤裆里，大约亦不会着急那一时半会吧！
　　 庆幸那时年纪小，不懂事。
　　 不过，那时节好像也有着小小年纪不懂事者的奇葩“龙门阵”（故事）呢。
　　 1957年，四川达县（现达州市通川区）12岁五年级小学生张克锦，应邻居一响应号召向镇领导提意见的冉姓叔叔要求，替他画了一幅讽刺漫画，结果，冉叔叔成为右派分子，从高处跳下一了百了了。考虑到张克锦同学毕竟是未成年人，有关领导经认真研究后报请同意，定他为“右童分子”，投入监狱7年。这顶“帽子”一戴就是夏秋冬春21个年头，直至1979年中央决定全部摘掉右派分子帽子之时，《平反通知书》也才随之由有关方面送交到他原来读书的那所小学，即现在的达州市通川区第一小学。昔年的母校已旧貌变新颜，当初稚气未脱的“红领巾”，已然成了喉结突起的须眉大汉，步向了“不惑之年”。
　　 王姨爹是1958年被投入教养的，时年26岁。三姨23岁，他们的儿子一岁半。他的工作打脱了，三姨尚属于学徒工期间，每个月十六七块钱，母子俩的生计顿时有些困窘起来，好在那时生活水平低，外婆又摆得有一个豆豉颗小摊，好歹可以拉扯三姨一下。孩子的奶奶享受的依然是“烈士家属”待遇，国家有着相关照应，生活上倒也不用三姨过多操心，只是适时走动走动，慰籍慰籍这70来岁老人的寂寞而已。后来成立了敬老院，国家包了她的衣食住行，每个月还发给3元零花钱。这敬老院设在遵义桃溪寺，是个有山有水有风景的好地方。曾在幼年时随三姨与源泉表弟去看望过老人家。
　　 表弟的爷爷“走”得早，城市贫民，生前主要以当“八字先生”（算命）为业。与“奶奶”共生育了6个儿子，仅有老五王永年和老幺王永俊得以成人。
　　 老先生既是算命的，自是识文断字，有着一定文化，老五取名“永年”，倒不一定是得自曹孟德“养怡之福，可得永年”的诗句，但希望儿子能得养天年的殷切心思肯定是有的吧。至于老幺的“永俊”名字，体现出的自然是美好、常好之意，也是寓进了情意在里面的。
　　 据说两子的文化，都是由老先生启蒙的，加上后来自身的好学，永年逐渐走上革命道路，确立了自己的政治信仰。永俊因有文化，方才得以在部队司“文书”之职，回地方当上工会干部。遗憾的是，一时的不冷静，有负了亡父的期望，浪费了烈士哥哥创下的进步条件。不然，前景是极有可能“永俊”下去的。听说当年就有老辈子用家乡老话说过他：
　　 “跟到好人学好教，跟到端公学鬼跳。”
　　 王姨爹倒是抬腿就走了，只是苦了我那正值青春华年期的三姨。那时小小年纪，自然谈不上有多少审美观，但也直观地觉得三姨长得好看。有酒窝，一说一个笑，老人们都说她长得“小乖小乖的”。
　　 三姨还极为善良。记得那年我触犯国策，超生二胎，很不招人待见，她却兴致勃勃喜滋滋与我同样善良的二姨、九姨一道，买这提那的来看望我们。尽管自身生活不宽裕，小子周岁时，她还给买了双漂亮的红色小皮鞋。
　　 这自然也是后话。
　　 三姨曾是解放军16军文工团的一员，当年也想去朝鲜的，由于尚不足16岁，家长的态度也不干脆，于是“泡汤”了，她为此气闷了许久。
　　 原本说王姨爹顶多3年就可以回家了，可我再次看到他时，已是6年后的1964年。他回遵义探亲，仍然在中八农场接受着“教养”，大约已经可以享受度假期了吧。
　　 他穿了一件翠蓝翠蓝的“阴丹布”衣服，人瘦、黑，表情淡然，老了一大头，与给我们玩毫子时的形象和气度都有了明显的区别。虽则不过32岁，在我们眼里却似乎有了名副其实的“老辈子”味儿。
　　 又一次见到王姨爹，又过了3年，即1967年的9月份，已是他投入“教养”的第9个年头，远超了国家出台的“3年”最高年限。不知道他是表现得太好人家舍不得放呢，还是表现尚待加强要继续“教养”呢。
　　 后来，如他情况所似的若干人获得“平反”，才知道被“教养”10多20年的人多了去了。
　　 那次是受了三姨之托，要我带源泉表弟去看看王姨爹，盘缠自然是她出的。当时我19岁，源泉11岁。三姨放心让我们出行这200多公里，我也敢于给她拍胸脯打包票，是因为积累了出行经验的。
　　 有幸得以参加过“文革”初起时，国家免费提供乘车坐船作全国游并吃住不愁的“革命师生大串联”活动，开阔了眼界，练肥了胆儿。这点路程，实在是小菜一碟。
　　 去到贵阳上了清镇的班车，一打听，才知不用进城，得在一个叫“东门桥”的地方下车，从旁边一条路步行几公里，方能到中八农场。表弟虽说随三姨来过，到底当时只是几岁孩童，且隔了好多年，哪里还说得出个所以然。
　　 于是，下车后又是一番打听，走走问问，问问走走，毛雨菲菲，差不多两个小时，方才找到了王姨爹所在的住地。管事的听了我们的来意，看了我递上的证明，又看了看我们这一大一小两个“落汤鸡”，于是，对着不远处一栋独立的平房大声喊到：“王永俊，有人找。”此时大约下午1点来钟。
　　 一声回应，快速出来一个人，从面孔上一看，自然知道是王姨爹。解放鞋，一身灰不溜秋的衣服，与3年前在遵义着“阴丹蓝”相比，又是别一番形象。黑廋依然。
　　 征得同意，他把我们带进他的住处，拿了块汗味极重的毛巾给我们抹脸拭水，表弟则是由他亲自擦拭的。
　　 这房间宽大，长方型，进去，从门左侧到门右侧，一溜大通铺，床位一个挨着一个，得有好几十个吧，只有中间一块空地公用。大约正遇了他们午休，里面的人或躺着，或坐着，对我们这两个不速之客，或随便看上一眼，或者视而不见。
　　 王姨爹听说我们还没有吃饭，于是，又去找管教干事作了说明。然后在一个人的陪送下，带我们到一公多里外一个叫“九化公司”的在建企业的简易小饭馆吃了中午饭。他们不吃，说吃过了。
　　 饭后，王姨爹详细给我们指明从小路去县城的路径，叮嘱一路小心，就和我们分手了。
　　 我和表弟走山道，穿铁路，翻山梁，约摸五六公里，找到县城汽车站，坐下午的班车离开了清镇。
　　 不久，我被招到九化公司当学徒工，成了王姨爹的“紧邻”，顶多20分钟即可到达他的“王二寨大队”。这才留意到，出门满山遍野都是果树，尤以桃树居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