离开家乡时，胞兄对我说了：你离王姨爹近了，见面很方便，不要走得太勤，搞好自己的工作和学习。王姨爹他理解的。
　　 大了我一岁半的胞兄，同王姨爹有着书信往来。他的话我明白。
　　 进厂的第二天，领导便召集新来的学徒工开会，其中有项重要内容，就是反复告诫我们，说厂的后面是中八农场，里面各种各样的劳教人员都有，复杂得很，不要到处乱跑云云。初来乍到这陌生地界的我辈小青工们，自然是点头如鸡啄米状。
　　 其时正是“文革”火热进行着的第二年，派斗严重，破旧立新，砸烂旧世界的革命行动正向着纵深发展，阶级斗争这根弦绷得紧紧的。
　　 王姨爹的确“理解”。第一次来找我时，虽说尽量在形容着装上作了修饰，那面相，那神情，那味道，仍然掩不住浓浓的“异类”气息。不免引起室友们的好奇目光，我也有些心头蹦蹦的。
　　 送他下楼时，他一再要我回去，叫我不要送了。对我说，如果你们有同志问起，就说我是你老家的邻居，来找你有点事。我感觉脸有些发烫，点了点头。他还告诉我，说他已经“摘帽”了，有事请假可以在这周围团转走动的。
　　 不过，这“摘帽”和“戴帽”的待遇，从半年后发生的一件事上观察到，好像差异并不算太明显似的。
　　 那是我的大舅和十舅来厂里看我，说将就去看看王姨爹，看是不是约他出来吃顿饭。
　　 到得他那里，正是中午时分，管教干事只让见了一面，不同意外出。以他的职责、角度、言语表情上，可能让人生出他的态度有些生硬的错觉吧，一来二去，我那血气方刚的十舅竟与他吵了起来，引得院子里面的人扬头探脖，远远观望。
　　 我这十舅是三姨的异母弟弟，当时也就二十三四岁，退伍不久，分配在花溪一家机械厂，一身微微泛白的合体军装，高大威武。
　　 大舅赶紧拉劝住十舅，王姨爹则弓了腰对“干事”赔笑说好话，我站在旁边不敢吭气，深恐事情闹大。
　　 自然是不欢而散。离开时，听那四十来往岁的干事同志很不屑地嘀咕了一句：哼，不是看你那身军装，有你小子好看的！十舅亦是气忿不已。
　　 说真的，我真怕事情闹大，风声传到单位，让领导产生想法：跑到这样的地方，还有着这样的亲戚！后果可以想象。当时对所谓“前途”的观念倒不十分看重，主要是觉得这份工作得来不易，中央企业，分配进的又是一个“军工车间”。政审颇严，要求的是“根红苗正”，倘若因此连带把一二“瞒报”了的“史实”翻捡出来，八成是打铺盖卷走人的多，厂里已经有过了这样的先例。
　　 这之后，和王姨爹接触的时候不算多，他找我的时间也少。1969年厂里安排去上海学习一年，次年回来时，得知他已经于头年的10月份解教回原籍了，由三姨和源泉表弟来接走的。他1958年入场，1969年回乡，接受“教养”11年。我与他在这相离咫尺的天地里共处了一年半，连同那次“风波”在内，大约见面有三次吧。
　　 王姨爹还极喜欢文艺创作，当兵时便发表过作品，主要是曲艺、民歌之类的。成了“劳教人员”后，自然没有了这种资格，可他割舍不下，仍是痴心不改，私偷私磨都在写。这于他的身份来说，是绝对不允许的，一旦被发现，后果严重。据说在他们中间，是有着检举揭发有功，违规违纪受罚的规定的。
　　 我常惊异他处于那样的心态，那样的居住环境中，众目睽睽之下，体力劳动之余，居然还“歌”得出来，而且字迹工整，有如印刷体。大通铺，几十号人，吃住行在一起，基本谈不上有私密空间，却捉得出空干此“勾当”，还能避了人耳目，是得有番功夫才成的。不过，从后来一些资料中得知，他们这一群体中，汇聚了各种身份的人，颇是卧虎藏龙，或许有发现王姨爹行为的人，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也未可知吧。况且那时又没有稿费，被“文革”破除掉了。投稿得中，鼓励作者的，不过是一些时新的学习资料而已。所幸的是寄稿件不花钱，在信封左上剪去一个小角，注明“稿件”就行。
　　 稿件即便可以采用，编辑部还是相当谨慎的，以免被人钻了空子，惹些麻烦事出来。那时“农场”是什么性质，其中的主要人员构成是什么身份，人们是心知肚明，不消说得的。
　　 王姨爹便将作者地址落为“贵州中八果树园艺场”，给不明就里的人生出这似乎是个“科研单位”的感觉，以增大投稿得中的保险系数。
　　 但因为有着“中八”的字样，编辑部不用而退稿——那时稿件不用，无论长短多少，基本上都是要退还给作者的，不似现在似的石沉大海的居多——还是会准确无误地退回到作者单位的。
　　 王姨爹自是耳根不得清静，受到严肃的训示和告诫。鉴于稿件都是歌颂领袖，赞美大好形势、壮丽河山、火热生活的“正能量”内容，且悔过态度诚恳，服从管教虚心，于是，最终给予“下不为例”的警告，算是放过了他。
　　 大约是技痒或者是激情难抑吧，一旦有了感触，灵感驾来，他便又失去了“耳性”，故态复萌起来，只是行事聪明了些。
　　 想出了当“无名英雄”的主意。
　　 他费心费力、忙里偷闲、避人耳目的写出稿子，署上亲亲戚戚，举凡有言论自由者的名字。三姨、大舅、十舅，胞兄、我本人，都曾享受过这样的待遇。
　　 遇了退稿，寄向的是署名者的单位，与王姨爹也就无有了瓜葛。这样，他抒发了情感，我辈获得了名声。
　　 不过，由于他下笔的内容写者众多，艺术表现手法又不是太突出，竞争力也就不算太强，因而，我辈的名字变成铅字上书的情况也就有限。至今我还保存有他以我的名义的退稿，令人唏嘘。
　　 好在有关部门适应形势的需要，办有一份《新生报》，供表现好的“两劳人员”——劳改、劳教——作耕耘园地，发抒心得、体会、情感用。但是须经检查认可，外投稿件则被严格禁止。王姨爹自然是“珍惜”这样的机会的，理直气壮、堂而皇之、名实相符署上真名为《新生报》写稿，由于切合自身具体情况，内容也贴近自身生活实际，“命中率”便有了提高。影印附上的便是他当年兴致勃勃送与我收藏至今的部分作品。同时，他也借机外投一些其它歌颂性内容的稿子，方法仍照如前所叙。
　　 王姨爹回遵义后，人身固然自由了，生活来源却有些令人搓手，不比在农场好歹不焦衣食。三姨40多元的收入，一家4口人花用，难免紧巴。儿子、女儿倒是日渐长大了，也有好用的脑，勤劳的手，无奈没有粘上烈士伯伯的光，倒是受了“右派”父亲（虽说是已经摘了“帽”）的累。总也找不到一个像样的工作，东一下西一下的“打零戳戳”（做临时工），所得自然有限。
　　 王姨爹其时也就40上下年纪，虽说对创作方面依然热爱，毕竟是不能当饭吃的“木本经”（无实效之意）。捉空弄弄可以，还得为家庭生计出点力，自己荷包里也摸得出几文活钱才是。
　　 一介文化人，尽管有过多年的劳动训练，那时年轻，又是憋着股“脱胎换骨”的劲头的，闲下来，劲泄了，上岁数了，其实比缚鸡之力也大不了多少的，也就只有找那等适合的事情干了。
　　 一次回遵义探亲，路过热闹的丁字口，无意间看到王姨爹在“大饭店”（现在的中国农业银行）门前卖金鱼。人蹲着，占地小块，头发泛花，面前摆放着盆盆缸缸，正与几个蹲着看金鱼的小孩子谈笑着，因忙办事，和他随便交谈了几句，便分手了。
　　 还听说他与我大舅一同做过木工活，是那种被认为这行中技术性要求不太高的“钉子木匠”,不须凿眼打隼头之类，主要靠钉子拉拢起来就行。技术含量不高，酬劳自然也就不高。
　　 我大舅本来是从事教师工作的，因为有“家庭历史问题”（他的父亲，我的外公当过国军军官，虽说上过抗日前线，并且很早便解甲归乡了），到底与红军在遵义城头交过战火，老人家过世了，“债务”便落在了大舅身上。在“文革”中名誉身体加倍受损受罪自是不消说得，一度连“浇花育苗”的资格都被剥夺了，亦侧身“打零戳戳”队伍好些时日。
　　 好在大难不死，必有后福。终于等来了云开雾散，雨露阳光，彻底平反了。现有着几大千的退休金，安享着晚年，虽已八十有五高龄，身体康健，儿女孝顺，与我同样受过苦难，同样高龄康健的大舅妈在儿女们陪同下，游玩了国内国外不少繁华闹市、名山大川。算得上是苦尽甘来了。
　　 王姨爹就没有大舅的福气，虽说也等到了“平反”春雨的滋润，无奈天不假寿，身处的又是日益不景气的企业，患下重病筹资报费困难，于是，“花甲”过后不久便撒手而去了。此为后话。
　　 王姨爹在时麻将牌已经风行，他亦喜好。
　　 那时是手搓老式打法，“数番”的，1分钱1番，清一色100番，1元钱。一人“糊牌”，三家开钱，不像现今的机子“川麻”，谁“放炮”谁开钱，不殃及他人。你荷包里揣上20元赌资，尽可以宽宽心心地上场去“豪赌”它一把。
　　 喜玩，赌资又不易筹得，属于赢得输不得的那家子人，不免就生了些穷则思变的“想法”。于是，王姨爹便往往约上我的一位稍大于我的舅舅一同“出征”，其时我这舅舅工伤病退在家，有着一份微薄薪水，也是好“麻”之人。
　　 两郎舅预先“告好点子”（作弊之意），谁“叫”牌了，便作出暗示，“筒子”摸眼睛，“条子”摸鼻子，要“万字”则摸摸嘴巴，脚尖在桌下点击对方，报出数字。
　　 初时的确是赢多输少，没有失过手，也没有被牌友抓过“现行”。到底谁也不是“憨包”，时间稍长，还是有些端倪惹牌友生疑，于是，尽量不让他俩同一张桌子，拆散了他们的“同谋”关系。
　　 总之，“解教”回乡的10年间，为使手上能有几文活钱，王姨爹还是很作了一些努力的，毕竟三姨给他的零用钱有限，他似乎亦不愿意多开口。直到1979年他也沐浴着骀荡春风，被落实了政策，回到原单位（遵义运输公司，恢复原级别）行政二十三级，从事原工作（工会干事），有了一股“长流水”（固定收入），算是同腰无分文或者是无有几文的羞涩状况彻底“古德拜”了。精气神也焕发了许多，时年47岁。
　　 王姨爹69年“解教”回家，至79年“平反”，过了10年身体自由的日子。从79年起，真正回到“人民”的队伍中，荷包里时时摸得出“活钱”，至96年过世，享受了17年身心皆自由的光阴。这大约是他六十四年人生中最为难忘的一段旅途吧。
　　 曾听他由衷地赞叹过：还是邓伯伯（邓小平）好哇！
　　 这时节，文学艺术方面也再度逢春，举国热衷，一片欢腾，文化人文思泉涌，诚所谓“大狗小狗都在叫”（引伸俄国著名作家契诃夫的话意）。
　　 王姨爹亦自然心舒气爽，再度焕发创作冲动，连带把我与胞兄也激励得热情澎湃起来。他一度成了我的榜样，特别是翻看着他剪贴成册的作品时更是如此。
　　 他的那种表现形式和思想内容，又再度合上时代节拍。记得他发表在《黑龙江演唱》上的唱词《华主席天安门上挥巨手》，便让我捧读、揣摸了好一阵子。并模仿他的风格和表现手法，写了些类似作品投递出去，居然在贵阳群众艺术馆的《群众文艺》上发了一首民歌。因是“处女作”，至今尚存印象：“科学种田田变样，望天田交高产粮，小季不小大季大，大季到来改粮仓。”
　　 王姨爹也随之成了本市挂得上名的文化人，入了作协，进了曲协，谈笑风生地参加有关会议和活动。
　　 他的大名还上了省刊《山花》杂志。还记得他发表在上面的一篇反映对越自卫反击战的诗歌中的几句：“南疆炮火飞，边关战鼓擂。我军捷报频，惨败是越鬼。”
　　 1980年6月初，在由《山花》编辑部于贵阳贵山饭店召开的创作会上与王姨爹相遇，自是欢喜异常，于是，邀他合了一张影。
　　 三姨先王姨爹两年离世。刚刚进入60岁，患的急性心脏病。人瘦小，亲戚们都说她是愁死的，累死的。退休后女儿顶替她进了印刷厂，儿子也在父亲的单位解决了工作，一家人都窝在企业里，效益不怎么样，这“改”那“改”，这“金”那“金”的花钱营生却多，常常都见她念念叨叨、忙忙碌碌的，终于不支。
　　 进入暮年之人，两老相依，倘是男老先走，倒还不怎么妨事。男老先打了“单”，失了内助，难免杂乱无绪，顿感没了倚靠。儿女会嘘寒问暖，自是不消说得，可到底要忙奔生计，无暇过多去理解老人心中的况味亦是不争的事实。
　　 好在身边有着天真无邪、活泼可爱的小孙女绕膝嬉戏，肯听“爷爷”说这道那，小丫头也对“爷爷”提这问那。小尾巴似地随着“爷爷”走这玩那，牵在掌心的肉肉小手温着他的掌心，也甘着他的心田，含饴弄孙，解了王姨爹不少的寂寞。
　　 1996年冬天，时令进入腊月，离春节还有10来天，王姨爹也被病魔扑倒了，是凶险的脑溢血病。
　　 孙女最先发现“爷爷”喊不应，待家人聚拢床前，王姨爹已没了意识，唯有喉间发出扯扑打鼾似的齁齁声。
　　 请来熟识的医生到家，他翻看了王姨爹的眼皮，摇了摇头。表示就算出奇迹能够抢救过来，也是个植物人。随后，环看了看不大却显得宽敞的房间，向两兄妹投以探询的目光。
　　 其时向单位求助，单位已呈垮流垮滴状，告无钱可支，叫自家先垫着，以后再说。
　　 那时医院的收费标准，虽说还不怎么日新月异、与时俱进，到底还是一般企业，普通收入者所作难的，况且还是面对着这样一个基本没有希望的恶症。
　　 表弟看了看父亲，没说话，表妹背过脸去，水泥地面上现了几点湿痕。
　　 于是，在家人的守护下，经了五六个小时，王姨爹的打鼾声逐渐弱了下去，直至消失。
　　 在亲戚朋友地抽合帮助下，办理了后事。
　　 家族亲朋中不乏爱笑爱闹的小辈人、平辈人，于是唱着“送战友，踏征程”“哥哥你大胆的往前走，莫回头”之类的歌子，算是热热闹闹地送走了我的这位王姨爹。
　　 那年表弟源泉买了个“北京炉”，大约还没有完全掌握住性能、要点，总也封不燃，常要重新生火。王姨爹的书稿之类，便不时被表弟媳作引火之用，竟至一个冬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