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叔公死了，说是丧事，却没有一丝哀悼肃穆的氛围。出殡那天，来自四乡八里的人们热闹得就像赶场似的，小小二十几户人家的山村，家家户户都被派上了用场，招待着那些熟悉或陌生的面孔，其实大家前来参加葬礼，包个几十元钱，不求美味佳羹，只图讨一碗老饭吃，按当地的习俗，人老去后，为他送一程，盛一碗彬木大饭桶蒸岀的硬米饭吃下，可以添福增寿，何况大叔公是名副其实过了百的老人。
　　 大叔公名叫陈儒耻，是村里出过最大的官。五十年代初，地方刚解放，村里来了土改工作組，领队的是位南下干部，一个带眼镜的知识分子，他来的目的就是建立新生政权的基层组织，好帶领大家斗地主分田地，可惜这个村不是革命老区，所以没有合适的干部人选，于是就统计人口，造册立名，再甑别出身成份，看谁最穷，一了解，都是穷人，贫农成份，种的都自己从石头旯旮里抢出的一口田地，初来乍到，这眼镜队长又不是火眼金星，一下也瞧不准谁思想最好，只好在花名册上钦点，拿起名单，满册男丁名字都差不多，不是旺什么什么的，就是什么什么生的，要不就是福呀财的，没亮点，看到大叔公的姓名，眼睛停住了，这名字有点意思，陈儒耻，蛮文化的，就让他当这个自然村的贫协主任吧。
　　 眼镜队长做岀决定后，当下就亲自登门宣布委任状，见了大叔公，倒吸了一口气，独眼龙，门牙也缺了二颗，跛着左足，右手也有些残废，五指半握状。这贫协主席能让他当吗？会不会影响党的形象，心里开始打退堂豉了。但眼晴被屋里一根拄子吸引住了，柱上用木碳写着五个大字：共产党万岁。笔划遒劲有力，没有一定的毛笔功底是写不出来的，他问大叔公，你识字，大叔公点点头。他问大叔公，身上的残疾怎么落下的，大叔公说是解放前被坏人整的。眼镜队长啥也不问了，暗骂自己混蛋，差点犯了主观主义，瞧他一贫如洗的四壁，肯定是位对旧社会有着血海深仇的贫苦穷人，这自然村干部非他莫属。大叔公也没辜负这位识马的伯乐，带领乡亲烧山开荒，仅抗美援朝第一年就向前线输送了十几吨一块块像黄金似糯软软，香喷喷，甜蜜蜜的地瓜脯，这是本乡本土秘制的特产，可以充饥养肌，易于贮藏，前方的志愿军战士都称它为中国的巧克力，自然村被评为模范村，大叔公也被评为支前劳模。
　　 文革前，县里来了四清工作队，把大队长抓了起来，原因是他贪污了大队喂牛的十斤米糠拿到家里当口粮，这是党的干部队伍的耻辱，临走时，要选个新的大队长，调来大队所有干部名单，那时大叔公已经是小队长，工作队队长一看大叔公名字，拍手直叫好，对，就是他，好一个耻，这叫警钟长鸣。叫通信员把大叔公找来谈话，见人之后，更坚定了信心，当时大叔公穿着一条装化肥用的尼龙布袋改制的裤子，虽然染过颜色，但字迹还是清晰可见，屁股写的是化肥，前面印的是尿素，这样的于部，多么的艰苦朴素啊。
　　 这次，他响应党中央号召，抓革命促生产，抓革命就是把县里那些被造反派整天批斗的走资派，知识分子要到大队由贫下中农监督改造，把本事用于革命，促生产就是农业学大寨，在村里利用各种地势地形，搞多种经营，在大饥荒年代，整个大队没一个人饿死，也没有一户人家外岀逃荒，还给县里居民提供了不少口粮。连政见不合的几家造反派头头都对他刮目相看，称道不巳。
　　 到了七十年代初，省城来了批林批孔工作组，一场轰轰烈烈的运动在公社拉开了序幕，那可是各种颜色的纸张满天飞，大家夜以继日地写标语，也不知乍地，有一天公社宣传栏上贴出一张打倒孔老三的标语，被一小学生看到了，又刚好看到上头来的干部，就问：叔叔，老师都是说打倒孔老二，这孔老三是谁呀？这头头顺着小孩指的方向一看，墙上果然贴着一幅打倒孔老三的白纸标语，这不是明摆着和党中央唱对台戏吗？还得了，他把墙上标语揭下，连夜赶到县城向革命委员会领导小組汇报去了，第二天就领着一个公安到了公社，一查，是公社革委会主任写的，恰好这主任也姓孔，公安问他：你和孔老二什么关系？为什么不打倒孔老二要打倒孔老三？坦白从宽，抗拒从严。孔主任百般解释，那天晚上为了完成五十条标语的任务，写到快天亮才完工，也许是困中出错了，公安说他狡辩，把他带到县城去了，没多久被判为现行反革命，再也没回。
　　 这么一来，又要重先任命个革委会主任，大家都一致认为要选个根正苗红的，把全公社包括大队所有干部名单拿来研究，选谁好呢，上面来的人一商量，有了不约而同指向名单中的一个名字，异口同声说；陈儒耻。这是一位立场多么鲜明的同志，打生下来就对孔老二怀着刻骨铭心的仇恨，孔老二，儒家的代表，儒耻儒耻，儒家可耻。外公就这样当上了公社革委会主任。他掀起了大批反动文化的高潮，如果不是那个小学生会识字，岂不是让反革命的阴谋得逞，强调贫下中农必须有文化，在每个大队都要做到有小学，还带领干部挨家挨户动员适龄儿童上学。高考恢复后几年，这个公社成为了状元公社。
　　 打倒四人帮后，大叔公被定性为造反派一条线上的人，经几个月审查，没什么政治污点，不仅和造反派没瓜葛，反而保护了一部分文革中被打倒的党的基层干部和知识分子，但上面还是认为他是一个时代的畸形产物，反正他概不是共产党员，也不是组织部备档的干部，哪里来就回哪里去吧，这样，大叔公又回到了村里当农民了。
　　 知道他的人都把这当笑话，大叔公一生在官场上连升三级，全赖于祖宗给他起个好名字。其实，大叔公祖上三代都是落魄秀才，一代一代接承了学而优则仕的思想，也想一举成名天下知，光宗耀祖，但却没有一个中举，几代下来，这书是越读越穷，到了外公的父辈，光绪爷废了科举，希望算是彻底破碎，满清王朝灭亡后，社会动荡，烽火连天，读书看来是越发没有指望了，愧于祖宗遗训，于是，外公出生时，就给他取名儒耻，不想再让他再走读书这条路。可是大叔公十四岁那年，还是和邻乡的一个男孩偷了家里几块大洋，北上天津，考上了什么洋学堂，芦沟桥事变那年，回到乡里，这时家里己是面目全非，本来祖上就是三代单传，在他回来的前二个月，祸从天降，爷爷奶奶父亲母亲在一场大雨后，到后山腰盘地时，突然山坡塌方，一家四口死于非命。没住二天就告别家乡，再次外出，没多久又回来了，还带回了几位同学，在人家眼里，以为他大概是因为兵荒马乱外面世界不好混吧。其实这次他是上了桂林，与南下漂泊流浪的同学汇合，但在桂林，除了上街游行，喊一些抗日口号，也就无所事事，深感空谈误国，可是一介书生，手无缚鸡之力，好几次到兵站报名，招兵的长官都说，你们就别去了，给国家留些种吧。没多久，日本人打过长江后，开始染指江南这片大好河山，大叔公再一次从乡亲的目光中消失，这一去直到了抗战胜利前一年才回来，乡亲们见了他，可谓是惨不忍睹，原来一脸英气，书生味十足的面庞就像老人一样苍桑憔悴，而且落下一身残疾。这就是大叔公，若要开追悼会念追悼词的话这就是他的生平。
　　 可是乡里人死了不兴这一套，人死了，先是布置个灵堂，安一把竹椅，把死人安放在上面，替他擦干净身体，换上寿衣，在头和脚的位置点燃几盏天灯，由亲人日夜轮流为它添油，答谢死者生前的亲朋好友前来悼唁，也叫守灵。一边请木匠打造棺材，一边请风水先生选坟址打造墓穴，再择日出殡。
　　 大叔公的丧事由他儿子操办，说是儿子，其实只能算是义子，是他当大队的大队长时，到县里参加三级干部扩大会，在赶回家中的山路上捡的，当时这娃娃才几岁，刚会走路，正扒在一个妇女身上哭，显然大人巳经死了，看模样像是乞讨的外省人，于是心生怜悯，收养了他。娃娃成年后，城里招工，当了工人，还成了家，他好几次要接大叔公到城里生活，大叔公死硬不去，也没有理由，自己在村里种着田地，养些鸡鸭之类，直到死去。
　　 出殡时间是定在早上九点，大叔公已经入俭棺材，义子义女端祥了老人好一会，才缓缓地合上棺盖，由殓工钉上马钉，只待鞭炮一响就起杠出殡。
　　 这时大门口颤颤巍巍地走来一位拄着拐杖的老人，如果不是大家都安静地等待棺材起棺，谁也不知他在说什么：“儒哥去了，谁害死的？”大叔公义子哭笑不得，附着老人的耳边说：“二叔，我爸不是被害死的，是老死的，听三哥说，他老人家白天还挑着一桶大粪到地里浇了一遍豌豆，晚上三哥还陪他喝了几杯烧酒，第二天发现他老人家睡去叫不醒了，才打电话叫我回来。”
　　 这被叫二叔的人，是大叔公的远房堂弟，也是九十有几的老人了，十几年前就痴呆了。除了满脸的皱纹能证明他的年龄，其它和婴儿没啥区别，只会吃喝拉撒。
　　 大叔公义子说吧，吩咐人准备点炮仗，二叔把拐杖在地下猛戮：“不许出葬，快报告政府。”
　　 村里人都奇了，这老人今天怎么了，好像死人复活似的，难道是大叔公真有什么冤屈，灵魂附体到他身上了？大伙都满脸疑惑地把目光投向大叔公的义子，这个他可不自在了，看大伙的眼神好像大叔公是他害了似的，心中有些不快：“二叔，你老人家今天咋了，把话说清楚。”二叔不理他：“三儿，你到太伯伯阁楼上把那具梧桐木箱子提下来。”被二叔叫着三儿的正是三哥，也是二叔的小儿子，是个憨人，快六十了也没讨上媳妇，大叔公义子走后，他就搬过来和大叔公作伴了。
　　 他听二叔的话，果然没一会就顺着竹梯，抱下一口木箱，放在众人面前，也不等他爷爷发令，顺手捞起一块大石头，就把连心锁砸烂，掀开箱子，吓了大家一跳，简直让人目瞪口呆，摆在大伙眼前的，是二把生了锈的驳壳枪，还有一把着了绿衣的黄铜军号，抓柄上系着一条暗黑色的红绸飘帶。大叔公义子好歹也是高中生，而且在城里生活了十几年，多少有些法律意识，这私藏武器可不是一件小事，容不得他多想，掏出手机拨打了110，报警了，不许人家再碰箱子里的杂物。
　　 大家都瞅着二叔等他说出个子丑卯寅，可他却一屁股坐在地下，好像不关他事的，头靠在大叔公棺材旁，喘着粗气，又回到了原来痴呆模样。其实，这一切他也不清楚，只是今早醒来，听到吹鼓手的敲击声突然灵光一丝，好像知道大叔公死了似的，直奔而来，六十年代初，大叔公生了一场大病时交代过他，如果有一天他死了，一定要把阁楼上的箱子交给政府。
　　 没一晌工夫，一辆警车开到村门口，从车上走下一位老警察，他是乡派出所所长，再过二年就要退休了。大叔公义子赶紧把他引到那口陈旧的木箱面前，一再声明，今天的以前，他根本不知道这口木箱的存在，更谈不上知道家里藏有武器。所长叫二位警员不让乡亲拥挤上前，自己弯腰把箱子里的东西一件件取出摆在地上，端看了良久，也沉思了良久，才掏出手机，拨出电话。
　　 “局长，有件事必须向你汇报。”
　　 “你说。”
　　 “今天接到报警，在死者陈儒耻老人的葬礼上发现武器，我立马赶到山后村，证实的确有二支手枪。”
　　 “枪？你说清楚。”
　　 “二支日本人二战时候军佐使用的木把盒子枪，已经锈迹斑斑。”
　　 “……”
　　 “还有一把国民党军队用的军号。”
　　 “别停顿，你仔细汇报。”
　　 “除了军号还有一本一九四〇年，由我闽浙赣三省省委组织部签发的中共党员证，证件拥有人名字正是死去的老人陈儒耻。”
　　 “还有一张泛黄的合影老照片，里面有陈毅元帅。”
　　 “除此以外还有几页有些破损的旧信笺，是一张名单，上面有几个人的名字，解放初期曾经在我省和毗邻的省当过主要领导。”
　　 “我突然想起了家乡流传的故事，抗日战争时期的传奇人物，金鸡岭游击纵队司令白面将军，他可以把号按在物体上，边吹沖锋号，边甩开双手打枪，百发百中，一人曾经退敌数百。”
　　 “张所长，你说的是成抗烈士？他不是四三年在国民党顽固派围剿中被捕，敌人严刑逼供，也不肯叛变，最后光荣牺牲。你意思是说陈儒耻就是成抗烈士？”
　　 “我只是直觉，不敢肯定，局长，下面我该怎么办？”
　　 电话那头沉寂了良久，才响起：“这样吧，先让老人入土为安，你替我送他一程，然后亲自把箱子送到县局。”
　　 张所长小心翼翼地把摆在地上的物件重先放回箱子里面，搬上警车，再把坐在地上倚靠着棺材昏昏欲睡的二叔扶到旁边的交椅，和二个民警毕恭毕敬地弯腰行了三个大礼，接着三人拨岀手枪，每人依序朝天鸣放三响，张所长用最大的嗓门噙着泪水大声吆喝：“吉时已到，放炮，起杠。”刹时，枪声、鞭炮声、吹鼓手的打击声、警笛，响彻大地，在群峰山谷间久久回荡……
　　 乡亲们唏嘘不已，打岀娘胎以来，第一次见过这么风光的葬礼，来送三叔公一程无论是否添福添寿，都值了，大叔公死得也值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