烟花三月时分，趁着天清气朗，草长燕飞，风景如画的天气，我经常骑着车，在乡间随意穿行，沿路尽情观赏着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来新农村的新景象：村路平直，河道整洁，小楼林立，树林成片，花香怡人……有一天，我经过一个竹林时，无意间看到一堆建筑垃圾中间有一截粗大的石柱。出于好奇，我下车逼近了细看，呀！原来是一个久违的石夯。
　　 我记忆中的石夯稳稳地立着，不偏不倚，不摇不晃，给人一种厚重、扎实的沧桑感。它们大多是方柱型，约七十公分高，下端一尺见方，上端稍小。这样的石夯重约三百斤以上。石夯的两腰间各凿一条凹槽，用以固定两根较长的木杠或竹杠，以备前后四个人提放。下端四角各凿一孔，用来拴麻绳，由两边四个人拉扯。打夯时，因石夯太重，八个人必须在领夯者的口令下，齐心协力，同时提放。如果有人反应慢，提放不及时，石夯起落时就会摇晃不稳，严重者甚至倾翻，伤人。
　　 曾记得小学时看露天电影，正片前必须看新闻片。有一次看到的是治理淮河的新闻纪录片，只见工地上红旗翻卷、人山人海，一片热火朝天的劳动景象。有个镜头令大家印象很深刻；十来个人一群，围成一圈，人手一绳，身体时仰时直，将一只搪瓷脸盆大小的石夯，扯得直线上升，飞过头顶，然后垂直落下，重重地砸在地上。大家都很好奇，说那石夯太小了，这哪是夯地呀？简直是小孩子们玩家家呢。然后看到十几个民工，个个手里拿一个装木柄的、饭碗大小的石夯，低着头排成一行，动作划一地提放着石夯夯地。有人就捂着嘴笑：这能夯实泥地么，咋看咋像跳集体舞呢。我们才叫夯地呢，八人提拉的石夯落地，一砸一个坑，震得周围地皮直颤悠。
　　 于是，银幕上的民工们你追我赶，干得汗流浃背，而银幕下的村民们则笑得控腰抱腹，东倒西歪。
　　 可是，看到淮河工地上有些大姑娘小媳妇们竟然也玩石夯，还边夯边唱，一副兴高采烈的样子，银幕下的男人们心里就不是味儿：这是男人的活呀，怎能让娘儿们插手？在旧社会里有几条约定俗成的规矩：女人不能上船撑篙、不能进铺打铁、不能套牛耕田。还有，不能夯地！排除那些荒诞不经的迷信说法，撑船、打铁、耕田、夯地等，毕竟是重体力劳动，让女人去干，不合适。
　　
　　 那时，农村里有人建房，先是往房基上堆土，使房基务必高于周围的大田。然后请来六、七个男性亲友邻居，吃过晚饭后开始夯房基和墙基。一般情况下，房基夯三遍，墙基夯五遍。
　　 夯地前，先推举一个能说会道、肚里有“货”的领夯人，以统领其他七个人协同打夯，力争做到步调一致。
　　 令我自豪的是，父亲往往是众望所归的领夯人。只要有父亲在场，这个领夯人的荣誉就非他莫属。有时父亲累了，感冒了，想婉拒这个荣誉也不能。众人有的摸杠有的扯绳，七嘴八舌地说：
　　 “珍伯，这活儿就你最合适，你就别谦虚了。”
　　 “珍伯，大家爱听你编词，你说的比唱的还好听呢。”
　　 “珍伯，今晚你一定要拿乌龙狗寻开心，逗大家好好笑一场”
　　 “珍伯……”
　　 于是父亲紧了紧腰里的老布绳子，昂然走到石夯的左前方，伸出右手，握住木杠，并不回头，朗声问道：“大家准备好了没？”
　　 大家轰然答应：“准备好了！”
　　 “那好，大家听我号令，一起提放。南边嚜来只乌龙狗呀！”
　　 七个人悠然回应：“啊哦，来哉。”并在回应时一起使劲，将石夯提升一尺左右，同时松手，石夯“通”地一声，落地，砸出一个方形的坑来。
　　 父亲接着喊：“鼻头里嚜挂条大乌龙呀。”
　　 有人忍禁不禁，“噗嗤”一声笑了，随即跟着大伙一起前移小半步，提杠或扯绳，松手，合着大家继续回应：“啊哦，来哉。”
　　 “眼看呀三十没娘子呀。”
　　 “啊哦，来哉。”
　　 “夜夜是急得直挠墙呀”
　　 “啊哦，来哉。”
　　 好几个人再也憋不住，嘻嘻哈哈笑成一团。
　　 那快乐的笑声，从空旷的房基上飞起，顺风吹进村里其他农家。正在就着煤油灯做针线活的婆娘就自言自语地说：“那珍伯，又拿乌龙狗开心呢。”于是，早就不安心做作业的孩子便跃跃欲试：“妈，我想去看一会热闹。”做母亲的倒也泰然：“去吧。看一会就早点回来，别馋人家的夜点心噢。”不一会儿，夯地现场来了几个男孩子，跟在石夯后面，尖着嗓子，跳着脚随大家一起喊：“啊哦，来哉。”
　　 父亲继续用滑稽、幽默的口吻，将乌龙狗的各种趣事编成通俗易懂的顺口溜，因此人群里时不时爆发出一阵笑声。
　　 其实，被父亲善意调侃的乌龙狗本人也在打夯的队伍里。
　　 他的大名叫陈龙章，乳名叫龙狗。因其没文化，穿着邋遢，人又瘦弱，反映迟钝，尤其是整天挂着半截鼻涕，特令人感到腻心。因此村里人在他的乳名前擅自加了个“乌”字，崇明土话就是“傻”的意思。这样的男人，哪个女人愿意嫁给他？所以他只能打一辈子的光棍。生产队里几乎人人可以开他玩笑，他习惯了倒也不生气。谁家有事，他不请自到。倒不是说他乐于助人，而是想混点吃喝。父亲领夯时拿他的趣事开玩笑，他听多了，抱着虱多不痒的洒脱，权当听别人的笑话。不但不在乎，反而合着大家的节奏，有气无力地一声接一声地喊：“啊哦，来哉。”于是大家笑得更欢了。
　　 父亲小时候读过几年私塾，能识不少繁体字，解放前在镇上开过酒店，善于插科打诨，随机应变。正如京剧《沙家浜》唱的的那样：“摆开八仙桌，招待十六方。来的都是客，全凭嘴一张。”父亲用他独特的诙谐、调侃风格，使枯燥的领夯活硬是演成一出活报剧，将打夯者和围观者逗得笑口常开。以致三百多斤重的石夯如有神助，似乎听懂了父亲的幽默和笑噱，被大家的欢乐所感染，极力腾挪着笨重、憨朴的身躯，在人群里翩翩起舞。
　　 生产队里还有一位中年人也能领夯，但他只能翻来覆去地喊一些口号，比如：火烛小心，夜夜当心；天寒地冻，关紧门窗，防盗防贼；快马加鞭，连干三天……这些口号，有的是冬夜巡逻队员敲锣打更喊的，有的是大跃进运动中的宣传语。大家听了索然无味，只能学小和尚念经，有口无心，懒懒地答应着：“啊哦，来哉。”于是，那只石夯好似得了病般，恹恹地提不起精神，有一下没一下地踯躅着前行。那个领夯人自己也觉得没意思，示意大家停夯后，将父亲重新推到领夯的位置上，诚恳地说：“珍伯，我真的不会喊。还是你老人家领吧。毕竟，姜是老的辣呀。”
　　 当然，父亲不会一味拿乌龙狗开玩笑，知道什么叫适可而止。接着，父亲会将镇上听到的社会问题，经过艺术加工，揉进打夯歌里：“一个老头嚜七十三呀，养出儿女嚜都是猪头三呀。贪吃懒做还要荡白相呀，养儿不教嚜父之过呀。辫子一翘是活气杀呀，死后棺材不睡睡草窝呀……”那时，因农村的受教育程度普遍低下，养儿不教和不孝敬长辈的事时有所闻，成为茶馆里最热门话题。我不知道打夯人听到这段打夯词时心里作何感想，只看到石夯仿佛通了人性，神情变得凝重起来。在简练的“啊哦，来哉”声中，它轻轻地跃起，却重重地砸下，震得脚下的房基直颤悠。
　　 那时的农家房子大多五檩两间，也就四十平米左右，其屋基大约两小时就能夯完。然后主家准备些夜宵，招待打夯人。
　　 我十五、六岁时，就能参与打夯了。当我挤在打夯人的队伍里，手扯着绳子，听着父亲用悠长的声调唱着打夯歌，我的灵魂有时会随着我的眼光在晴朗的夜空飞升。飞到一定高度后再回过头来，注视着下方微小如蚂蚁般挪动的打夯人，心里不无疑惑：今夕何夕？这悠扬的打夯歌和沉重的夯声，伴随着人类的发展史，从五千年前一路走来，何处是它们的归宿呢？
　　 二十二岁那年，我告别家乡，进入市区工作，成为城里人。从那以后，由于回家不易，兼之来去匆匆，我再也没看到过石夯，更不要说跟石夯亲密接触了。
　　
　　 夯，曾是人类不可或缺的生活用具。如果没有夯们的埋头苦干、无私奉献，考古学家们就无从得知；在漫长的历史长河里，我们的祖先曾在这里、那里建过民舍、官邸、宫殿、寺庙、园林、城墙、陵墓等建筑。
　　 改革开放后，崇明岛上农民的居住条件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昔日由草顶泥墙或青砖小瓦为主体的简陋平房，纷纷被宽敞、坚固的二层或三层的砖、木、混凝土小楼所代替。建房过程中也见不到石夯的身影了。因为用石夯夯实的墙基无法承担整座楼房的重量，容易导致局部墙体因受力不均而沉降、断裂。普遍的做法是，先将墙基开挖成深沟，然后用钢筋笼、混凝土浇筑成粗厚、坚固的水泥墙基或地基。
　　 我凝视着眼前的石夯，久久不忍离开。我试图从它布满苔藓和沧桑的身上检视出它的年龄，解读出它曾经有过的辉煌。然而我失败了。它已经被石匠开采、凿刻、打磨过，身上缺少直观的地质构造痕迹，无法研究出它的年龄。它身上除了粗糙的凿、刻线条，没有一丝艺术装饰能证明它的辉煌。毕竟，这只石夯和其它石夯一样，只是件普通而平凡的生产工具。
　　 清代赵翼曾说过：“江山代有才人出，各领风骚数百年。”由于当代电气化和机械化的强强联合，各种新颖、安全、高效的电动工具日益翻新，使现代社会生产力急速提高。正是这些电动工具的出现，迫使古老的木夯、石夯、单人夯、多人夯等夯们，与人蹬的水车、牛拉的铁犁、风吹的帆船、水冲的磨坊等昔日人类必不可少的生活、生产工具们，集体迷失在在高度发展的社会里，久久找不到属于它们的位置，只能黯然谢幕，一起退出了上海郊区的历史舞台。
　　 我的父亲，曾经用他充满魔力的吟唱，让石夯随他的口令腾跃。然而，他老人家早已谢世，他的领夯歌也成了绝唱，悄无声息地溶进清风明月，子规夜啼里。
　　 回到书房，伫立窗前，月明星稀，兰香四溢，听远处蛙声一片。我不由得吟咏着唐诗：日暮乡关何处是？烟波江上使人愁。今夜，夯归何处？
　　 一阵微风刮过邻院竹林，我似乎听到有一群人轰然回应：啊哦，来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