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郢是母亲的娘家。
　　 俗话说：外甥是舅舅家的狗，前门打后门走。大郢对我来说是难忘的童年，可对母亲来说更多的却是苦涩的记忆。
　　
　　 一
　　 母亲的爹爹（祖父）、我的太姥爷死的早，一大家子里里外外都由太姥姥一人操持着。他们有三个孩子：老大是大姑姥姥，嫁到了下塘集南的陶龙窝，丈夫姓陶，是民国时期的绅士，在下塘集方圆十里也是个风云人物。老二就是母亲的父亲、我的姥爷，大号叫杨元强，生于1899年，属猪。老三是母亲的二叔、我的二姥爷，大号叫杨元清，生于1904年。二姥爷娶的是太姥姥的侄女。
　　 太姥姥家是个殷实之家，有4石（40亩）多种田，一条大牛，一条小牛犊子，还有三间堂屋，三间宅基。姥爷和二姥爷成家后，兄弟俩该分家了，太姥姥找来舅太爷主持公道。
　　 “按规矩堂屋应当由老大住。”舅太爷说。
　　 “凭什么呀。”二姥爷反驳道。
　　 “那就二一添作五，抓阄。”舅太爷说。
　　 于是舅太爷将4石种田、大牛小牛、堂屋和宅基等都一分为二，对小牛、宅基等作了差价补偿，写成三组六个阄，往八仙桌上一丢，说：“你俩看谁先来。”
　　 话音还未落，二姥爷已经跳到桌前抓了阄，忙不迭地打开一看，分到的是小牛和宅基。
　　 舅太爷看到这样的结果，哈哈哈大笑说：“这真是老祖宗蹬在屋梁上，天意呀。”
　　
　　 二
　　 第二年一开春，农历二月初二是龙抬头，商家开门，私塾开学，田家叫牛。
　　 二姥爷分家分的是小牛犊子，不能使唤。天刚麻麻亮，二姥爷前头走，小牛犊子蹦蹦跶跶跟在后面，到杨家庙牛行卖小牛，换大牛。杨家庙有二十多里地，太阳都到头顶了二姥爷才到。下半晌小牛犊子是卖了，可是能使唤的大牛却没有相中。
　　 杨家庙在官道上，南来北往，车马喧嚣，好不热闹。二姥爷也不急着回去，腰包里的钱让他没着没落的。他索性找了家店，叫了一份椒盐花生、一份辣子猪脸，打了二提八毛冲子，嗞溜嗞溜喝上了。
　　 喝完酒，二姥爷边走边唱：“上等人见了酒是丢杯不饮，中等人见了酒为的是朋亲，下等人见了酒他不顾自身，三杯酒喝下去就昏昏沉沉，为饮酒误了多少大事情。”二姥爷喜欢这楚腔寒调的倒七戏。唱着唱着，他一脚就踏进了时运楼，掷起骰子，推起牌九来了。
　　 第二天天还没亮，就听二姥姥疯了一样在院子大吵大叫。太姥姥在一旁劝道：“钱输了还可以再挣嘛，气伤了身子可怎么得了。”
　　 钱输了是可以再挣，问题是二姥爷就是个败家子，讲吃讲喝就算了，一惯好赌，并且十赌九输。这不，分家还不到两年，他的日子就过不下去了。
　　 又过一年春上，青黄不接的时候，二姥爷家就揭不开锅了，他私下要将六（lù）小塘上下一石五升种卖给东头圩老寿。就要过田书的时候，太姥姥听说了，在西头场上又哭又闹：“这田是我的，我看哪个敢买，我老奶奶不死谁也别想我的田。”
　　 经过这么一闹腾，二姥爷的田是没人敢买了，可是他的日子也还是过不下去，家里一日一日的等着米下锅呢。太姥姥思寻来思寻去，最后让舅太爷发话，让我姥爷家买他的田。可就这次买卖，却买出了一对冤家。
　　
　　 三
　　 二姥爷看到本来自己家的田，现在别人在种，心里哪哪都不舒坦。小庙塘下面有块旱地，有六升多种，种的是绿豆，二姥爷说他没卖。绿豆都长老爪子了，一天天没亮，他跑去用镰三下五除二把绿豆全砍了，一棵秧子都没剩。
　　 那年天旱，没有水。六小塘梢子地势洼，能抽上水，稻子长的好。二姥爷跑来讲这块地他没卖，三两句弟兄两就吵翻了，他回家拿了根长竹杆，满田稻子都黄了，他把它打了。
　　 天下雨，姥爷扛着锹将化水（雨水）向自家田里引，二姥爷将化水向王凤塘引，弟兄俩意见不合干上了。姥爷长的瘦，左手因为长疮还有残疾。二姥爷人高马大的，三有两手，姥爷就被摔倒在了化水沟里，二姥爷骑到身上就打。幸亏房下叔爷看到了，才及时将他俩拉开。
　　 二姥爷因为能说会道，当上了甲长。新四军到吴山庙摸营，打国民党兵，要派夫去送弹药。二姥爷谁都不派，就派姥爷去。傍晚，在东头圩老寿家院子吃晚饭。姥爷因为左手残疾，不能端碗，就蹬在地下，将碗放在膝盖上，一只手在吃饭。
　　 新四军领导看到了说：“嗳，老乡你怎么这样吃饭。”
　　 姥爷叹了口气说：“我是个残废人哟，左手不能端碗。”
　　 新四军领导十分吃惊：“啊，你是残废呀！甲长呢？赶快换人。”
　　 二姥爷来了，都上马举鞭了，他哪里换到人呢？
　　 姥爷向新四军领导指了指二姥爷说：“我们俩是兄弟。”
　　 “噢！你们俩是兄弟啊，那就你替他去吧。”新四军领导说。
　　 二姥爷想溜，找个理由说：“下半夜冷，我回家穿个袄子来。”
　　 新四军领导说：“你俩不是兄弟吗？你将袄子脱给他。”
　　 就这样，二姥爷偷鸡不成蚀把米。下半夜，吴山庙方向枪声震天，还好二姥爷也平平安安地回来了。
　　
　　 四
　　 1941年农历二月初五，太姥姥走完了她操劳的一生。
　　 太姥姥死后，再也没有人约束二姥爷了。二姥爷仍然那样讲吃讲喝。逢圩赶集，推牌九、掷色子、出宝的赌博场子，也总能见到他的身影。没几年，田产就被他输的输、卖的卖，折腾尽了。
　　 没了田产，二姥爷在大郢也呆不下去了。他举家迁到杨后家当了佃户，做大地主杨家旺的田。解放后土地改革时，二姥爷被划成了贫农成份，分到大地主杨家旺的一石四斗种和三间房子。
　　 如果就这样一帆风顺到也不错，但是命运总喜欢捉弄人。
　　 土地改革后，互助组、初级社、高级社、大跃进、人民公社化，新名词让人眼花缭乱，大炼钢铁、大修水利、大办食堂更让人着了魔似的。什么：“一天等于二十年，共产主义在眼前”、“你是英雄咱好汉，高炉旁边比比看”、“人有多大胆，地有多高产”，口号喊的震天响。
　　 1958年，二姥爷在河堤上因为劳累过度生病死了。
　　 1959年春，虽然度过了寒冬，却迎来了连续三年的大饥荒。姥爷和姥姥家粮食吃完了，就用小白蒿、灰灰菜、山芋叶、南瓜蔓蒸菜团、煮菜汤吃。圩沟里落的有野菱角，就用火麻织成菱角衣，拉上来磨成面煮菜汤吃。野菜、菱角没有了，将榆树皮磨成面蒸粑粑吃，不但苦涩难咽，而且便秘难泄。好不容易挨到61年夏，接上了农垦米，虽然有了吃，胃却受不了。姥爷因消化不良，不治而终。
　　 二姥爷一家在杨后家落了孤，抓抓抢抢的事上不上场，日子过得更加凄惨。59年，先是二姥爷的大儿子随舅和孙子死了，团圆媳妇指子舅妈嫁人了；然后二儿子宽舅死了。60年，二姥姥带着三儿子落舅回到了大郢，但是仍然没有躲过死神的召唤。二姥姥死时连口棺材都没有，一只兔子笼通通亮，打掉一头放在里面，就这样憋曲着走完了一生。
　　
　　 五
　　 1974年，姥姥因为哮喘病去世的。那时我才三岁，还骑在母亲的脖子上赖着不愿下来走路。
　　 2011年，我唯一的大舅，铁一样的身板，说走就走了。2013年，大大（舅母）也走了。我陪同母亲去奔丧，当我最后一次看见他们静静地躺在冰棺里时，鼻子酸酸的，眼泪止不住地往下流。
　　 从大郢回来，老娘叹了口气说：“这是我最后一次走娘家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