得知父亲生病的消息是在小姨的电话中，那年父亲五十八岁，我三十九。小姨说父亲是肺癌，已经晚期了。我在电话里至少沉默了一刻钟，然后告诉小姨我马上回家。
　　 我还未从电话中回过神来，突然发现，原来时光真的特别残忍。即刻又陷入了一种很深的冥想，企图将记忆中所有关于父亲的印记都挖出来，以此来做一个堆砌，将父亲生病这件事隔离开来，一种精神上的隔离。
　　 父亲身高接近一米八，肩膀宽厚，说话如响雷，不怒而威。他热情好客，喜欢和隔壁家的伯父喝酒划拳，只要哥俩儿一开喝，满村就都是他的笑声。父亲比母亲小两岁，而母亲身高只有一米五，并且从来没有上过一天学。所以我们家一直处于一种状态，母亲从不过问任何事，而父亲总是将一家人的时间安排得满满当当，犹如指挥官一样的在这个家里发号施令。我和弟弟时常埋怨父亲的专横，而母亲总是笑笑，然后说上一句：
　　 “就听你爸的，他啥都懂。”
　　 父亲的手很巧，而他最得意的作品就是家里那辆板车。那是一辆每道梁都由手腕粗的柏树做成的，没有一棵钉子，榫卯交替，圆形的手柄处刨得很光滑，看不出一丝线条的痕迹。当然，并非能称上“作品”的物件都有在家被呵护的命运，这辆出自于父亲之手的板车，就跟着他从新到旧，再到敲敲补补，一直不遗余力的突显着自己的才能。每年的收割季节，板车跟在父亲身后小跑着，成筐的玉米、花生在板车上颠簸着，也似父亲心里那般欣喜。
　　 说起父亲的成就，就得意的当属他亲手修建的四套房子。母亲虽然在外形上和父亲相距甚远，但父亲也乐意娶她，不知道是否有爱，但和父亲的条件是分不开的。奶奶去世得早，父亲结婚的时候，家里就剩一个耳聋的爷爷和两间瓦房。于是父亲和母亲从结婚开始，这辈子就和房子纠缠上了，而每一次，都是父亲做主力，母亲给他做小工。
　　 儿时的我竟特别期待发大水，家离江边不远，夏季的时候，但凡看见成群结队的螃蟹顶着烈日布满了江边，我便小跑着回家，告诉父亲，自己又发现了发大水的先兆。于是父亲便嘱咐母亲收拾家当，能进仓的粮食装进石头镶砌的柜子里，用钉子将仓门钉实；凡能从大门冲出去的东西都要收进专门放置农具的屋里，将之一一上锁。我和弟弟多次在熟睡中被父亲放在箩筐里，将我们挑到村后的山上，再回家从圈里放出两头猪，赶着牛，和乡邻吆喝着，浩浩荡荡的队伍在山上安营扎寨，闹腾两天，大水退了，再回家。几个回合下来，父亲便萌生了建房的想法。
　　 父亲忙着建房，和母亲每天去江边运鹅卵石，他光着膀子，裤脚高高挽起，将板车前的那根皮带往肩上一挂，于是，那片望不到边的江堤便留下了他和母亲的影子。黄帮的胶鞋布满了沙粒，间或踩到一颗石子，便听见父亲口里传出一声“哎哟”，不带一丝抱怨的色彩，然后会停顿一下，脚后跟蹬着地，身子往后倾。扶着板车的母亲嘱咐他小心脚下，父亲撩起肩上的汗巾一抹，回头对母亲说道：
　　 “就这个小石头，还奈何得了我？”
　　 于是，在这来来回回的行程中，房子便建成了，而父亲，又落下了个绰号，“张烂豆腐”。很显然，我们家姓张，而叫他烂豆腐，来自乡邻的打趣，长大后我觉得，这句称呼里，甚至还有怜惜的成分。彼时父亲起早贪黑的干活，每天睡不到四个小时，收工后的母亲还要隔三差五地做上一担豆腐，由父亲挑着，走村串户的叫卖，以此换得些许零钱，为家里买回油米。每次困了，父亲便找个阴凉的地方打个盹儿，然后再去到那些熟识的人家，半卖半送的将担子上的豆腐清理个干净。
　　 再后来，我成了家，那一米八的大个子便只能指挥母亲了，而这时，他们竟又建了房。
　　 连我看到那套房子的时候都惊讶，以至于老公调侃父亲为了儿子连命都豁出去了的时候，我竟然无言以对。就是那套占地面积接近一百二十平的房子，整整三层，父亲和母亲在没有请一个工人的情况下，用了大概一年半的时间，将新房建成了。只是见到他们的时候，他们都躺在了医院。父亲因为劳累过度住院，而母亲在照顾父亲的时候，晕倒在了医院走廊。
　　 父亲总说自己出生早了点，不像我们这一代，还能打工，还能赚钱。可我知道，父亲一直都在赚钱。农闲的时候，他会提上一瓶酒，去找我的表叔，让表叔给他介绍一些装修的工作。实际上父亲并不具备装修工的资质，他无非是像母亲一样在工地做小工，因为他有把子力气，且为人和善，从不偷懒，所以愿意要他的人不少。
　　 我从来没有想到再次见到父亲的时候他已经躺在了床上，还是那一米八的个子，却好似突然从一个壮汉变成了一个骨瘦如柴的老人。母亲说父亲发病的时候是腊月二十九，他肚子疼得厉害，在乡卫生院打了针，却没能止疼。而父亲坚持不去医院，说除夕是要在留在家里过的，要守着自家的财富之门。这是老封建思想，而父亲坚持着，因为那是家，不能乱了祖辈定下的规矩。
　　 父亲坚持了两天才去的医院，等我到家的时候，他已经出院了。不识字的母亲对着一大叠白纸黑字的报告单哭成了泪人，父亲看出了端倪，知道了自己的病情。他看着那一万多人民币的缴费单，回头对母亲坚定地说道：
　　 “回家，不治了，这简直就是烧钱。”
　　 我给父亲带了很多吃的，一些我平时也不舍得买的零食。他拿着开心果问我：
　　 “这是什么？比花生好吃多了，快给你妈看看，让她长长见识。”
　　 他将我给他的巧克力掰下一小块，然后又偷偷告诉母亲：
　　 “你快尝尝，这个你肯定也没吃过。”
　　 原来，母亲眼里那位什么都懂的汉子竟也像个孩子一般，见识竟是那般少得可怜。
　　 父亲是七夕节的生日，而他并没有熬到那天，走的时候是六月二十八。还在清醒的时候父亲便对我和弟弟有所交待，他还有存款，除了葬礼开支，其他都留给母亲。他自己寻好了墓地，并且一再嘱咐，要把他的棺修成什么样式，因为那是他死后的家，要是太差了，怕去了那边有人笑话。
　　 父亲的墓地修得很漂亮，他爱面子，我们遵从了他的遗愿。母亲哭得最伤心，是啊，没了那个什么都懂的汉子，她连在存单上签字都不会。
　　 七夕好似又不远了，如果父亲还在，就该过他的六十岁生日。记得父亲说过，等他八十岁生日的时候，就在那三层楼的楼顶挂上帘子，放上场电影站在哪都能看见，才不用像当初看电影那样挤呢！是呀，想法都是很幸福的，只是，需要好好活着，不然，一切都只能是想法。
　　 三层楼里只剩母亲了，好好活着，便是我对母亲最大的期望。只是，她会不会想起父亲心中憧憬的电影放映？我无从得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