栗寺沟，位于大连市普兰店区双塔镇双塔村和乐甲村交汇处。早就听说在那里住着一位抗日老兵，所以，一直想见见老人。
　　 2017年6月6日早晨，在朋友张先生的引领下，我们驱车来到80公里外的双塔镇双塔村。车子刚一进村，迎面就看见一位匆匆赶来的中年妇女。她是今天我要采访的老兵刘国亮老人的二女儿刘环玲。她把我们带到一处临街的住房前，指着铝合金门说：“这就是我父亲的家。”我急不可待地推门进去。进了屋子，一眼看到了坐在炕沿上的抗日老英雄——刘国亮。
　　 96岁的刘国亮老人身体尚好，一双不大的眼睛目光炯炯。双手拄在炕沿，腰身微微弯曲。我上前握住了老人的手，望着那酷似父亲的面孔，不知怎么，心中一热，眼眶溢满泪水……老人轻轻拍拍我的手，示意让我坐下。我坐在老人的对面，倾听他平静地回忆着那久远的抗战岁月。
　　 1922年，刘国亮出生于山东省临朐县。1942年，20岁的他参加八路军，隶属山东省第十二团七连。参军不久，为了培养新兵的临战能力，也是支援地方抗日力量，刘国亮被抽调到敌后武工队。
　　 那是一个漆黑的夜晚，武工队接到任务，要去消灭驻扎在安丘县的一个国民党营部。只有三十人的武工队，要想消灭一个二百多人的敌人营部，谈何容易啊。尤其对于刚刚参军不久的刘国亮来说，心里更是没有底。行动开始，武工队已经来到了敌营附近。当时，要想冲进敌营，必须要跨过一个壕沟和一片芦苇塘。新兵刘国亮凭着身材高大的优势，一身是胆，勇猛地冲在前头。当穿越芦苇塘时，双脚被烂泥和芦苇根缠住，怎么也拔不出脚。紧急中，他一发狠，用尽力气将双脚拔出——可是，新发不久的鞋子却留在了芦苇塘。他顾不得鞋子，光着脚，端着步枪就冲进了敌营部。他一脚将大门踢开，高喊：“不许动！缴枪不杀！”
　　 说道这里，老人笑了，说：“就跟那打仗电影里演的一样一样的。那些战斗片的电影不假，真的就是那个样的！”
　　 冲进敌营后，刘国亮看后面的战友们还没有上来，就迅速将敌人的一排冲锋枪的枪栓全部抽了出来，塞进自己的怀里。等战友们冲进来时，将全部枪支捆成一捆一捆的。然后把俘虏用绳子拴住，端着枪押向后方部队。
　　 那晚的战斗中，刘国亮一人就缴获冲锋枪三十支！
　　 说到这里，老人再次无声地低着头，笑了。
　　 我问：“那，在这次战斗中你一定立功受奖啦？”
　　 老人摇了摇头，憨憨地说：“那时我们也没有那么多的奖可授的啊，是战士就得打胜仗，打胜仗是分内的事啊！”说完，老人还是沉浸在那场战斗的喜悦中，喜滋滋地说：“那场战斗打得漂亮啊！我们仅仅三十个人，就俘获他们二百多人，更重要的是我们没有一个人挂彩！多棒的一场战斗啊！”
　　 战斗结束后，敌人的一个连长问刘国亮：“你们来了多少人？”刘国亮说：“我们啊，来了一个营哪！左边一个连，右边一个连，后边一个连！”
　　 老人兴奋地说：“你猜那敌连长为什么这么问吗？他是想反抗啊！你知道我为什么这么说吗？这叫诈敌战术——骗他的！一旦让他知道了我们仅有三十个人，他们就会疯狂地反抗的。”
　　 正说着，刘环玲插话说：“你没看见俺爸后背上那块伤疤啊，吓人哪！还少了五根肋骨呢。”
　　 “哦？老人还受伤啦？”望着思维敏捷、有条不紊地叙说着的老人，我似乎忘记了这是位从硝烟弥漫的战场上走来的老战士！
　　 刘环玲跳到炕上，撸开了老人微微弓起的后背，我看到了一个和正常人不一样的后背！后背中间靠左的一则，一个比拳头大的黑紫色的“深坑”，足足可以装下一个鹅蛋！在这个“深坑”的下方，有一道犹如被利器刺过的痕迹，也呈黑紫色。那左侧的后背明显要比右侧薄了许多……
　　 老人将衣服整理好，平静地伸出五个手指，轻轻地往外伸了一下，仿佛就像弹出了五根火材棍那样轻松地说：“碎了五根肋骨，子弹穿透了肺部。被送到后方医院抢救了三天三夜，才把我救活了。要不，我的革命道路可能只能走到那里了。”
　　 我悄悄拭去挂在眼角的泪珠，声音带有颤抖：“这是在哪次战斗中负伤的？”
　　 老人脱口而出：“1948年10月，解放营口那场战斗，而且是离战斗结束前两个小时负伤的。”
　　 “怎么记得这样清楚？”
　　 “那时，我已经是三连连长了。作为突击队的三连，我突然身负重伤，可是，战斗还没有结束啊，我不能下火线的，必须继续指挥战斗！我咬紧牙关继续指挥着战士们战斗。可是，那严重的伤口不听我指挥啦，一个劲地往外涌着鲜血，怎么也挡不住，渐渐地我支撑不了啦。正在这时，我的司号员一把将棉衣撕开，从里面掏出棉花，堵住我的伤口，又解开腿上的绷带，将我的伤口使劲地缠住。正当他忙着给我包扎伤口时，敌人一排子弹射中了他……小小年纪的他啊，一个跟头就倒在了我的身旁。无论我怎么样喊他，可是，他再也没有睁开眼睛！我的小司号员啊！”
　　 老人终于克制不住，泪水涌出了眼眶。
　　 “他叫什么名字？家住哪里？”
　　 老人抹了把泪水，摇着头说：“我都想不起来啦，只记住他长了个娃娃脸，是个调皮蛋。愿意恶作剧，不听话。吹冲锋号的时候，多半时间他是躺在地上吹的。可是，他躺着吹的那冲锋号啊，比站着吹的都好听！”
　　 老人放慢了语速，缓缓地说：“我时常想啊，如果他不死，这以后一定是个材料的——太聪明啦！这么多年啦，我不愿意提起我的伤疤。因为，每当提起我的伤疤，我就会想起他。每当想起他，我这心痛得比我这伤疤要痛上百倍千倍啊！”
　　 老人抬起头，将脸转向了窗外，仿佛是在寻找当年司号员倒下的地方，久久没有回头。女儿刘环玲再次打破沉寂，告诉我，去年，远在山东的叔叔家孩子结婚，她领着父亲去参加。当全家人拍全家福时，父亲突然从衣兜里掏出2015年国家颁发给他的那枚“抗战胜利七十周年纪念章”执意要戴上拍照。说着，从手机里找到那张老人佩戴纪念章合照的全家福。我端详着坐在前排的刘国亮老人，胸前佩戴的那枚金光闪闪的纪念章，把老人的脸映照的光鲜闪亮。
　　 老人的征战生涯很长。1945年，日本投降后，刘国亮被部队派往辽宁省新金县开展剿匪游击战。在此期间，刘国亮曾和程汉民（原新金县县长）、肖本贵（原新金县工业局局长、公安局局长和法院院长）、王德洪（原新金县供销联社副主任）等老领导并肩战斗过。当年，在今天双塔镇砺刺沟一带剿匪的斗争中，刘国亮所在的游击队和当地最大的土匪头子顾品一有过多次交锋。其中最难忘的一次，游击队将顾品一的一匹战马击毙了。后来，被俘虏的顾品一的手下交代，游击队击毙了顾品一的战马后，顾品一曾放声嚎哭。因为，那匹战马是国民党送给他的，是匹经过严格训练过的、特别会战斗的军马。完成了剿匪任务后，1948年至1949年，刘国亮又跟着队伍北上，参加到解放东北的战役。负伤治愈后，党组织安排刘国亮回到新金县双塔乡双塔村任村支书。说到这，老人强调说：“没有负伤就是战士，就得到前线。负伤了就听从党的安排，就到后方接着为党工作。这是一名共产党员的责任。”
　　 以前，在刘国亮老人居住的村子的山坡上，有座烈士的坟墓，烈士的名字叫王国章。每年的清明节，刘国亮老人都要来给烈士扫墓，后来，自己花钱又给烈士立了块墓碑。讲到王国章烈士，老人又有点激动。王国章烈士是在庄河一带打日本时伤到了脚。部队转移时，将他安排到当地一老乡家养伤。可那时正好赶上日本鬼子在村子里疯狂地扫荡，到处在找共产党八路军。为了保护乡亲们，王国章自己离开了老乡家。最后，由于伤重牺牲在撤离的途中，也就是今天的双塔镇双塔村。刘国亮来到双塔村担任支书后，知道了烈士的情况后，十分的感动。于是，不仅为烈士立碑，每年的清明节都要去扫墓，并给后人们讲述烈士的故事。
　　 时间已到中午，我要告辞。老人握住我的手，真诚地说：“吃个饭吧。现在生活都好啦，吃个饭是太简单的事啦。”看到老人真诚相邀，我不忍拒绝。在晚辈开的小饭店里，老人静静地坐在饭桌旁，默默地喝着羊汤，就着玉米面饼子。他时而抬起手，指着锅里的羊汤对我说：“多喝点，锅里有的是哈。”刘环玲告诉我，父亲虽然年事已高，但是生活依然可以自理，一般是不用人照顾的。这点我也见证了。下台阶时，我想搀扶他，老人立刻摆摆手，客气地拒绝了。我回头问了老人一句：“假如现在有敌人来犯，您怎么办？”老人表情刚毅，眼神坚定，毫不含糊地回答：“在敌人面前，我永远是名战士！”我不由自主地向老人行了个军礼，老人立刻还给我一个标准的、正规的军礼！
　　 下午一点多，我离开了双塔村。此时，回望着远处朦胧中的栗寺沟，如同披上一层绿纱般的美丽。地里已经长出半尺高的玉米和山坡上的果树，尽情绽放着碧绿的芬芳，沁人心脾，让人心旷神怡。哦，栗寺沟，今天的你如同盛装的少女，浑身散发着青春的靓丽，可否是英烈们的英魂将你打扮？远处那延绵起伏的九龙山，座座山峰挺拔屹立，如同当年的勇士们，坚守着阵地时的威猛雄姿。哦，九龙山，你何止是九龙，你是千龙是万龙，铸就了山魂、地魂和天魂，捍卫着中华大地的祥和万年！
　　 此刻，天空下起了小雨，给久旱的大地带来无限的生机。颗颗雨点打在车窗上，可否是英雄们那欣慰的泪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