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活一世，就得活出个让人尊重来，不然就白活了！”父亲说，这是祖爷爷传下来的一句话。
　　 ——题记。
　　
　　 赵家庄孤零零地坐落在家乡的土地上，方圆几十里再也没有姓赵的人家。
　　 村子里的人都姓赵，没有一家外姓人。村子里很早就有“四个大门”的说法。至于“四个大门”的含义到底是什么？没有人说的清楚。大家只知道，同“一个大门”里的人血缘上更亲近一些。只能由此推知“一个大门”里的人大概是同一个祖宗。“四个大门”当初很有可能就是弟兄四个，长大成人后各自立了自己的门户，住宅上建有自己的院落，院落有自己的大门，于是便有了“四个大门”的说法。然而这只是后人的推知，事实上是不是这样？谁也无法证实。
　　 能够证实的是，我所出生的这个“大门”的家风要比其他“大门”的家风严得多。老一辈言传身教，孩子们从小就受到了严格的管教和大人身体力行的影响，整个家族到今天，已经发展到100多口人，没有一个人犯过王法进过监狱。
　　 据老辈人说，这样的家风源自一位老祖宗，老祖宗也就我的祖爷爷。他是一个能够识文断字的人，在偏僻的乡野已属于鹤立鸡群了，又加上他从小就表现出了一种超强的处世能力，很快就取代了他的父亲而掌握了家族的大权。随着他一天天的长大，他的影响力也超越了家族走向了外族，走向了外村。十里八乡的，只要谁家里有了婚丧嫁娶这般大事，他们都要找到我的祖爷爷来出面张罗，他总能张罗得客人满意，主人无怨。无论谁家出现了内部矛盾，总是要找到他来出面调解，只要他出面，就没有摆不平的事。我的祖爷爷三十岁刚出头的时候就已经成为了我们乡里的“面子人”。后来，我从教科书里得知，这种人在旧制度下叫“乡绅”，他们在稳定乡村社会方面有着不可替代的作用。
　　 随着他社会地位的提高，经济上也一天天地殷实起来。再去外村给别人家处理矛盾纠纷就可以骑马前往了。邀请他的人家常常要迎出村外为他牵马引路。能有人“牵马引路”，在那时的乡村是一种莫大的荣光，表达着主人对你的无限尊敬。这也是我们家族引以为豪并代代相传的事。
　　 这位祖爷爷为人豪爽，一身侠气。战乱的年代，乡村里一些不良少年纠结在一起，趁天黑摸到村子里打家劫舍、骚扰村民是常有的事。我们的村子他们从来就不光顾，不但不光顾，还托人邀我们的祖爷爷前去喝酒。全族的人没有人同意他去那虎狼之穴的，他丢下一句“你们懂啥？”便骑着他的高头大马只身前往了。到了以后，土匪们的酒宴已经摆好，几句寒暄过后就开始喝酒。酒桌上，祖爷爷是来者不拒，只要有人邀请，他便一饮而尽。喝到太阳偏西的时候，能喝几杯的土匪全被他给喝趴下了。当没有人再敢和祖爷爷喝酒的时候，祖爷爷起身谢过主人骑着他的马回家了。
　　 在回家途中，祖爷爷眼中的余光瞥见了有一人骑马尾随。他立即意识到这是土匪头子派人一路盯梢，看他到底喝醉没喝醉。于是，祖爷爷看到路旁有一小店，就停下马来，到了店里，向店主要了一碗酒，又是一饮而尽，然后骑着马扬长而去，后边的尾随者就再也没有跟随。
　　 回到家后，祖爷爷一头扎到床上，吐得满地一塌糊涂之后，倒头便睡，睡了三天三夜后，才醒过来。祖爷爷的一顿豪饮，喝出了整个村庄十余年的安宁。
　　 让祖爷爷唯一烦恼的是，结婚四五年了，祖奶奶就是不生育，家里没有孩子。有一天，祖爷爷到邻村的一个姓岳的朋友家做客，看到岳家的儿女一大堆，满院子地跑着疯，就开口向岳家朋友说了自己心中的烦恼。岳家这位朋友说，您要是不嫌弃，这些孩子中，您随便挑一个领回家做儿子。祖爷爷就从中挑了一个男孩，已经十多岁了，领回了家，这就是后来的我的太爷。后来岳家祖爷爷来赵家拜访，回家时，我的太爷跟在岳家祖爷爷的马后不愿留在赵家，岳家祖爷爷用马鞭抽打，打得太爷满身血印，太爷才再也不敢提出回岳家的事。
　　 爷爷每当跟我说及此事时便眼圈发红哽咽不能语。我的这位太爷来到赵家后，奇怪的是赵家接二连三的生育了二男三女，整个家族一下子就勃发起来。值得庆幸的是，祖爷爷并没有因为有了自己的亲生而疏远我的太爷。他让我的老太爷读了私塾，却没有让自己的亲生儿子读书，同时对他管教也甚是严格，如同己出。太爷成人后，祖爷爷外出处理事务经常领着他，让太爷在观察中成长。
　　 太爷虽然不是祖爷爷的骨血，但被祖爷爷培养和影响得像极了祖爷爷，年纪轻轻就能帮助祖爷爷去打理一些乡里事务了。
　　 祖爷爷临去世时，把全家人都叫到了床前，临终遗训：他去世后，全家的事务都由太爷掌管。二太爷、三太爷对此也没有提出异议。
　　 祖爷爷去世后，他生前的一切名望和地位，太爷全接替了过来，做得丝毫不比祖爷爷差。全家弟兄三个，近三十口人，被太爷领导得和和睦睦，从没有因家务而发生过纠纷。
　　 太爷像祖爷爷一样，经常出入邻里家中，为他们处理婚丧嫁娶的大事和家长里短的琐事。太爷也和祖爷爷一样成了乡里的一个“面子人”，十里八乡都尊重的一个人。
　　 祖爷爷很了不起，太爷并不是他的嫡传骨血，而且他也有自己的嫡传骨血，他却没有把家业传给自己的亲生儿子，而是传给了一个非血缘的儿子。
　　 太爷也很了不起，他没有辜负祖爷爷的厚望，不仅将家业继承了下来，而且还发扬光大之。随着太爷的努力，家业越来越大，经济上更加富有。太爷替别人办事时，为了把事情办得圆满，常常往里贴钱。每年青黄不接的当口，十里八村的，穷苦揭不开锅的人家，只要开口，太爷就会立马借给他，还从来不记账。按照他的说法，愿意还的就还，不愿意还的，拉倒。
　　 爷爷曾对父亲说：“你爷爷要是一个抠门，咱家早就成大财主了。”我爷爷弟兄四个，他是老二。太爷去世时，把家业交给了他，大爷爷也没说啥。
　　 祖爷爷打破了“传嫡不传庶”的传统，太爷打破了“传长不传幼”的传统，让我们的家族一天天地兴旺起来。
　　 我爷爷接过家族大权之后，祖爷爷留下来的家族已经分解为十多个多个小家庭，平常居家过日子谁过谁的，家族里谁家有了大事，权力立刻集中到爷爷手里，由爷爷一个人说的算，只要他敲定的事，几十口的大家族不会有人反对，也不会有人不执行。
　　 爷爷的眼光更加开阔，举整个家族十余家之财力，在县城里开了一个布店，生意做得红红火火。只是钱赚得并不多，利大部分都让给了顾客。按照爷爷的说法，“别忘了咱也是一个种地人，种地人赚种地人的钱，不能往死里赚。钱多了有啥用？除了贻害子孙，一点用都没有。”然而，爷爷越是这样做，生意越好。生意越做越大，没几年，县城里就开了好几个“赵家布庄”。
　　 爷爷去世时，并没有将他手中的族权传给他的儿子，虽然我的父亲弟兄五个，而是传给了我大爷爷的长孙，我的一个堂哥。
　　 大堂兄接过族权之后，城里的生意做得更大了，还另开了一家染坊，没几年，“赵家染坊”已经是县城里一大品牌。正当生意做得热火朝天的时候，大堂兄没跟任何人商量，突然把县城里的生意全部转让了出去。回到家，要求家族里的各家把大牲口能够卖出去的都卖出去，土地可以转给别人的就转给别人。别人问他为什么，他说，不要问，按照我说的办就行了，到时间，你就知道为什么了。
　　 解放了，划分成分的时候，我们的整个家族化成了中农，文革期间，没有一家人跟着受罪的，全族的人都佩服我大堂兄的眼光并默默地感谢我的大堂兄。
　　 解放后，我的大堂兄被推举为生产队长。在他做生产队队长的岁月里，不仅仅是我们家族的人，全村的人都沾了他的聪明才智的光，三年自然灾害时期，我们村几乎没有饿死过人。他去世时，灵棚前跪下了一大片大老爷们，一个个都哭得跟娘们似的。
　　 看到那种场景，我就想，一个人活得能像大堂兄一样也就值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