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集体，是政治生态在农村催生的一株参天大树。撇开所谓的“大锅饭”不说，其根部旁逸斜出的一种精神和意识，却是一朵奇葩，影响深远。
　　 大集体时，不仅我们大队有医生，生产队也有。生产队就是现在的村民小组，是小的不能再小的一级组织。在我们乡下，很少有人叫“村委会”、“村民小组”，大家还叫“大队”、“生产队”，这样叫着好像很亲切似的。现在有“新农合”，说明过去有“旧农合”。“旧农合”时的医生有个很搞笑的名字一一“赤脚医生”。没有考证过这个名字的由来，不过，当时有部电影叫《春苗》，写的就是“赤脚医生”的故事。
　　 我们村庄上的赤脚医生姓张，是我本家爷们儿，他早年跟着大队卫生所的一个老中医做学徒，后来成为生产队的“赤脚医生”。虽内科，外科，儿科，妇科，什么病都看，但主要是为全村庄的孩子搞防疫。我们村上的人，不论大人小孩，都叫他“老医生”。
　　 小时候，我印象最深的是他给我们吃预防治疗“皮寒”的白色药片，“皮寒”就是“疟疾”，南方人把它叫做“打摆子”，好像毛主席都得过这种病。“皮寒”，当然是方言，但也很贴切。疟疾是以周期性冷热发作为最主要特征。反复发作易导致大脑和内脏受损，为此而送了命的不是少数。我们村庄的孩子没有不患这种病的。在政府还没有介入治疗这种病的时侯，我们农村常有些怪异的治疗方法，比如，患者发作前，在口袋里装一只蛤蟆；或者用锅灰在患者脸上画“符”；或者早起躲到远处亲戚家中。我小时候常患“皮寒”，一年十几次，病上来了，先冷后热，冷时浑身起鸡皮疙瘩，上牙打下牙，盖两三床被子还是不停颤抖；热时大汗淋漓，如同蒸浴。母亲用完了上述方法也没什么效果。
　　 “老医生”那时还年轻，他个子很高，每次进我家门，都得弯着腰勾着头。他见到我最爱说的一句话是：这孩子真随他爹。接着，他开始教我顺口溜：“疟疾蚊子传，吃药不要钱，得了疟疾病，快找卫生员。要想连根拔，服药整七天。谁要不吃药，小命保不全。”这种药无糖衣，很苦，我不爱吃，他就让我背顺口溜。我似乎很怕死，背完顺口溜我就主动吃了药。
　　 我至今还记得，老医生分发药片时，身背印有“十字”的药箱，提着篾壳开水瓶，挨家挨户送药，每天一次，即使摸黑，他也得把当天的药分发完。他通常是等你把药吃进肚里才离开。但我们村庄上有个“二愣子”，平时吊二郎当，他说他最喜欢“皮寒”，有冷有热，还能睡个好觉。所以，“老医生”给他的药，他总是拖着不吃，等“老医生”离去了，他就甩手扔到粪堆上。
　　 这位“二愣子”的母亲死得早，父亲是游乡小贩，天天挑着两只笆斗到外村换针头线脑，拨浪鼓一摇，口里念道：“拨浪鼓，转三转，大人小孩都来看。找铁换，找铜换，找不着铁铜找鸡蛋”。村庄上的人都称他为“拨浪鼓”。
　　 一天中午，“拨浪鼓”挑着货担走在路上，老天突降暴雨，他怕那些红丝线、绿丝线淋了雨褪色，就脱下褂子裤子盖在笆斗上，自己光着身子让大雨一拍，受了凉，一到冬天就喘不过来气，像个四只脚的蛤蟆，趴在床上冬眠。
　　 “二愣子”自欺欺人，酿成大祸。这一年的秋天，村庄上的人大部分都告别了“皮寒”，唯有“二愣子”接连发作二十余次，一天晚上，高烧不退，夜里就一命呜呼了。
　　 “二愣子”死后，“老医生”自责不已，认为是自己没尽到当卫生员的责任。出殡那天，他扶棺痛哭，一路埋怨自己为什么不等他把药吃进肚里再走。
　　 进入冬季，“老医生”就搬到“拨浪鼓”家里，跟“拨浪鼓”打“通腿儿”。“通腿儿”你知道吧？就是你睡一头，我睡一头。那时的新婚夫妇也是“通腿儿”，绝少一头睡的。老医生用自己的体热给“拨浪鼓”暖被窝。“老医生”懂得“冬病夏治”的道理，他不知从哪儿弄来一种名叫“地龙”的注射针，每天晚上给“拨浪鼓”打一支，历时三个月，虽然没有根除，但不憋了，说话，行走，干活也跟寻常人差不多了。
　　 分田到户后，大集体成为发黄的历史。不久，大队、生产队也取消了“赤脚医生”。“老医生”也跟许多医生一样，在街道上租房行医。我们村庄上的老百姓只认他，大老远跑去找他治病。可干了没两年，上边要求医生办资格证。“老医生”参加考试，理论知识不行，没过分数线，不准行医了，卷铺盖回了原“单位”。
　　 后来村里办“新农合”医疗点，有个上过县“卫校”的王姓年轻人做了村医，县里还发给他工资。“老医生”羡慕妒忌恨，眼睛都绿了，他说这个毛头小子能当全大队的医生？表示要金盆洗手，再也不给人看病了。但这个事不是他个人说了算，村庄上的人病了，都还颠颠地去他家找他看。他劝那些人：“你们的‘农合’本上有钱，住院还能报销，咋不去乡村医疗点呢？”病人回答：“球！一去就打吊针，本上的钱两次就打完了，住院报销也不过对半，还没你这便宜。”“老医生”无奈，只得又去进了点常用药，非法行医。
　　 我岳父肺结核晚期，去县医院住了半个月的院，没啥起色。主治医师让回家休养，继续打青霉素和链霉素。这两种药打多了，又加上常期卧床，大便下不来，憋的嗷嗷叫。岳母把王村医找去，他看了看说：“弄乡医院灌肠吧，我没办法。”
　　 岳母跟我说了转院的事，我找到了“老医生”，他便跟我一起来看岳父。岳父趟在床上，呻吟之声不绝于耳。“老医生”轻轻敲了敲岳父的腹部，说：“都板结了。”问：“多长没便了？”岳母回答：“有半个月了吧。”他让我帮他把岳父翻转身子，使其面向里，臀向外，退下裤子。然后对岳母说：“你去烧点热水。”又对我说：“你去村诊所买一瓶开塞露来，一块钱。”
　　 村诊所距离岳父家约二里路，我骑自行车来回用了约二十分钟。我到屋里时，“老医生”正在洗手，我说：“开塞露来了。”他说：“以后每两三天用一次药。时间长了，开塞露也没用。”
　　 “老医生”走了之后，我问岳母:“他是怎么弄出来的？”岳母用手指做了个动作。我叹息说：“这事儿应该由我们来做的呀！”
　　 “老医生”只是在我们村庄上偷偷行医，他给人配的药一般都很便宜，五毛钱一包或一块钱一包。现在的年轻人都是急性子，孩子病了，两天不好，就开始怀疑“老医生”的医术。他本家侄孙媳妇有一个六岁男该，感冒发烧，侄孙媳妇先找“老医生”要了两天的药，吃完了，病还没有好，她就骑上电瓶车去找王村医。王村医开了两个吊瓶，滴注完，不到下午三点，侄孙媳妇回到家里，将孩子往院子里一放，叫婆婆看着，找人打牌去了。
　　 婆婆不到六十岁，爱吃糟，中午有个老头来卖糯米糟，婆婆买了一小盆。此时，糯米糟就放在茶几上。婆婆在院子里择韭菜，一根一根地抽着择。这孩子爱吃甜食，跑屋里把一盆糯米糟吃了一大半，吃着吃着便醉了。婆婆择完菜，已是五点多钟了，想起了孙子，跑屋里一看，见孙子睡在地上，喊了几声喊不醒，遂嚎啕大哭起来，边哭边去叫“老医生”，“老医生”是婆婆丈夫的亲叔，他放下手中的活儿，立即来到侄媳妇家，看了现场，又看了孩子的症状，断定是吃糯米糟吃醉了。他没有抢救的药，便打了县医院的急救电话。
　　 孩子在医院第二天才醒过来，但大脑严重损伤，失忆了，整天不说一句话，傻子似的。孩子父亲从上海赶回来，爷儿几个一商量，决定去村诊所“医闹”，说王医生是个庸医，给孩子打吊针用错了药，把孩子打坏了，要求赔偿80万。他们做了黑色横幅“向庸医王某某讨回公道”。我们村庄张姓众多，在“老医生”几个侄子带领下，组成一支长长的队伍，浩浩荡荡地走出村庄，向村诊所开进。
　　 当时，“老医生”正在洗脚，听说此事，赤脚跑出去，拦住了侄子、孙子们，他说：“孩子是自己吃坏了，咋能怨人家王医生？”侄孙媳妇说：“大爷爷，你不说，人家咋知道呢？”“老医生”说：“人都要凭良心的，不是人家的责任就不能去闹！”侄孙子也说：“你不是气王村医吗？正好俺们替你出出气！”“老医生”说：“一码归一码！别拿老子说事儿！”侄孙子说：“俺这孩子要治好，不知得多少钱花哩，你怎么胳膊肘往外拐呀你！”“老医生”说：“你们趁早给我散了！有我在，你们就不能昧着良心说瞎话！”侄孙子说：“我要不听你的呢？”“老医生”说：“那我就去大队揭发你！”侄孙子犹豫一下，狠狠地说：“你牛逼！从今儿起，我就不认你这个爷了！”
　　 此后，侄孙子、侄孙媳妇一家子果然不再搭理他了。
　　 移居县城之后，我很少见到“老医生”了。前不久，我和三弟微信聊天，问及“老医生”，三弟说：“那件事之后，他好像一夜间老了许多，腰也弯了，腿也不灵便了，还柱上了拐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