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的是借物抒情，表面上悲哀的对象是它物，其实是自己内在感情的曲折宣泄。
　　 《老猫》一文，老猫死了，他悲恸至极，“我简直像是失掉了一个好友，一个亲人。至今想起来，我内心里还颤抖不止。”而且，由老猫的死，想到了哲学和宗教所长期探讨的人生生死大事，想到了“敦煌壁画上的西方净土变”。思考深入，联想广阔，挥墨如泼。虽然最终还是提升到“人生必有死，这是无法抗拒的”和“寂寞是顺乎自然的”的高境界上来，但其对死亡的恐惧，对老来寂寞的伤痛，却是怎么都无法掩饰得了的啊！
　　 其非吾类，其死伤我心扉。与其说他是在哀叹老猫之死，不如说他是借物抒情，由猫及己，在哀婉于自己的“形单影只”，“孤家寡人”，哀婉于死亡一天天逼近的恐惧。
　　 而《幽径悲剧》对一棵被砍断的古藤的悲吊，亦是如此味道。极力描摹古藤被砍断的惨状，又哀叹“它们仿佛成了失掉了母亲的孤儿，不久就会微笑不下去，连痛哭也没有地方了。”而且，以后再走到那条幽径里，“我不敢再看那一段悬在空中的古藤枯干，它真像吊死鬼一样，让我毛骨悚然。”这种敏感而略有些神经质的伤感，无疑也是发源于作者对死的恐惧。
　　 有的将自己的感情外化，赋情于物。
　　 《园花寂寞红》里，哀叹老友之死，描写小花园里的月季花，“她们失去了自己的主人，朵朵都低眉敛目，一脸寂寞像，好像‘溅泪’的样子……它们在微风中摇曳，仿佛向我点头，向我倾诉心中积郁的寂寞。”
　　 这一段描写，明显是与杜甫的“感时花溅泪，恨别鸟惊心”一样，赋情于物，将自己“积郁”的“汹涌回荡”的“寂寞”情感迁移倾泻于月季花之上。而且联想到没了主人，“等待她们的不仅仅是寂寞，而是枯萎和死亡。”更是哀婉之人对自己早晚要来临的死亡的哀婉了。
　　 以上对死亡的悲哀和老来寂寞的哀叹，其实是有悠久的文化渊源的。汉代古诗十九首就表达了对生命短暂死亡不可避免的悲叹，“人生天地间，忽如远行客。”“人生寄一世，奄忽若飙尘。”“浩浩阴阳移，年命如朝露。”“人生忽如寄，寿无金石固。”句句饱含忧思，又暗蕴恐惧。汉魏时期三曹父子也对生死有深切的诘问和忧思。如曹操有“对酒当歌，人生几何？譬如朝露，去日苦多。”曹植有“天地无终极，人命若朝霜。”天地永恒，生命如朝露晨霜，顷刻即可融化为虚无。魏晋时期诗人陶渊明对死亡这一命题有更深沉的忧患意识。“盛年不重来，一日难再晨。”“常恐霜霰至，零落同草莽。”“人生无根蒂，飘如陌上尘。”不管将生命比作草莽，还是比作尘土，都是面对死亡，极其沉郁的感慨。
　　 对生与死的深入思考，是形而上的思考，也是哲学和宗教始终探讨的的一个大命题，不仅仅是华夏文明，而且是全人类文明进步的思想成果。一些善于独立思考的人类文化精英身上，对这一命题有更深入而广阔的思考，更足以证明他们身上具有超于一般庸俗人的思想高度、思维深度和广度。
　　 当然，季羡林在晚年对死亡这一命题的忧虑和思考，既是传统文化的继承，也有他个人的深刻思考，还有一种旷达和洒脱。尤其是其旷达和洒脱的生活态度，应该是他得以享年九十八岁的精神支柱。所以，在《老猫》中，在对死亡这一命题深入思考的基础上，他详细表达了坦然面对死亡的理念。在《我的家》里，他反复使用“温暖”和“温馨”这两个词，以传达对亲情、友情的感激之情。
　　
　　 四、对新生命的欣喜和咏赞
　　 人到暮年，除了对自己“去日苦多”“奄忽若飙尘”的忧思，往往更有对新生命的由衷欣羡和惊喜。一切新生和鲜活的生命力，都会给他们带来慰藉，带来欣喜。也许蓬勃旺盛的新生命迹象，会勾起他们对自己童年生活的记忆；也许新生命的美好和新奇，会给他们带来美的愉悦和满足。所以，面对新生命，他们的喜悦往往是真切而“汹涌回荡”的。季羡林晚年的一些歌咏新生命的散文尤其彰显了这一点。
　　 叙事散文，以《两个小孩子》为典型代表。
　　 这两个小孩子是北京城里的打工子弟，本与季羡林风马牛不相及，只是在散步中碰面而已。
　　 先见的是一个小女孩儿秋菊，第一次见，就看到“她那一双黑亮的吊脚眼，透露着动人的灵气”，因而“觉得这小孩异常可爱”，就“搭讪”起来，还给她拿东西吃，而且，“从此我们似乎成了朋友”。后面，记载了一些那小女儿让人觉得可爱的言行举止和一些生活碎片。
　　 秋菊被送回原籍上小学之后，又碰到她的弟弟秋红。第一次见，也依然觉得秋红的眼睛“也是灵动明亮，黑眼球仿佛特别大而黑，全身透着一股灵气”。从此便觉得“又有了一个小伙伴”。后面，又记载了秋红跳舞唱歌和背诵古诗的情景，而且夸张地写道：“于无意间竟在一个才两岁半的农村小孩子身上看到了曙光，看到了光辉灿烂的未来，我不禁狂喜，真是手之舞之足之蹈之了。”“秋红还在我的眼前，我每天半小时的散步，就成了一天最幸福的时刻……”
　　 如此文字，似乎让我们看到一个老小孩儿，看到他童趣焕发，喜不自禁，手舞足蹈。这种记载，这种情感再现，又怎能不说是真切而“汹涌回荡”呢？
　　 但是，从文字的背后，我们也似乎嗅闻到一个孤独老人亲情已远，再难寻觅，只好转移注意力的无奈和悲哀。
　　 在咏物抒情的散文中，《神奇的丝瓜》《二月兰》《清塘荷韵》《喜鹊窝》都是这方面的精品。
　　 《神奇的丝瓜》里，有描写，有思考。
　　 先简写种丝瓜、丝瓜长出来。再详细描写丝瓜“爬秧”，并感叹“这样细的一根秧，竟能在一夜之间输送这样多的水分和养料，供应前方，使得上面的叶子长得又肥又绿，爬在灰白色的墙上，一片浓绿，给土墙增添了无量活力与生机”。这就“感到很惊奇”“兴趣”也“随之大大地提高”，并且，“往往注视着细细的瓜秧和浓绿的瓜叶，陷入沉思，想得很远，很远……”丝瓜开花，一笔带过，大量篇幅详细描写了“三楼一位一百零二岁的老太太的室外窗台上”的两个丝瓜成长的过程。在细致入微的观察和描写之后，感慨道：“我百思不得其解，徘徊在丝瓜下面，像达摩老祖一样，面壁参禅。我仿佛觉得这棵丝瓜有了思想，它能考虑问题，而且还有行动，它能让无法承担重量的瓜停止生长；它能给处在有利地形的大瓜找到承担重量的地方，给这样的瓜特殊待遇，让它们疯狂地长；它能让悬垂的瓜平身躺下。”
　　 将一棵丝瓜的成长提升到哲学和禅宗的高度深入思考。这就不仅仅是浅层次的惊喜，而是有了更加深入广泛的思辨性，也给读者以思考的启发性。
　　 我以为，《神奇的丝瓜》一文，无论是描写的精细和准确，还是思考的深度，都应该是季羡林散文中的经典代表作。
　　 《二月兰》里，有喜有悲。
　　 喜的是燕园里的二月兰，“只要有空隙的地方，都是一团紫气，间以白雾，小花开得淋漓尽致，气势非凡，紫气直冲云霄，连宇宙都仿佛变成紫色的了。”喜的是“忽然发现二月兰已经爬上了树，有的已经爬上了树顶，有的正在努力攀登，连喘气的声音似乎都能听到”。喜的是当年婶母“老祖”保姆杨莹在二月兰开花的时候，在花丛和草丛里搜挖荠菜的情景。喜的是小猫虎子和咪咪在二月兰花丛中“一黑一白，在紫色中格外显眼”的身影。
　　 悲的是时光荏苒，“物是人非事事休”，“老祖”已经离世，“小莹也回到了山东老家”，两个猫咪也“不知道钻到了燕园中哪一个幽暗的角落里，等待死亡的到来”。这些都让“我感到无边的寂寥与悲凉”。悲的是自己“被管制劳动改造”的时候，从盛开的二月兰那里感觉到“是在嘲笑我”。
　　 因此，他反复说：“我感觉到悲，又感觉到欢。”而且是悲欢难辨，苦苦寻觅，找不到何以如此的答案。
　　 很明显，这篇散文中，喜的就是二月兰旺盛的生命力，就是二月兰所带来的人生“暖气”；悲的是老来寂寞，亲情远离。一喜一悲，都自然而率性，随意流淌，“汹涌回荡”。
　　 《清塘荷韵》以跌宕的文笔，细致描写对新荷的期盼和由之带来的惊喜，是一个孤寂老人对新生的礼赞，对蓬勃生命力的歌咏。《喜鹊窝》对喜鹊窝的挚爱，以及新生的小喜鹊被掏走的悲哀，暗写了对欢快和睦家庭的期盼。因为这两篇是其散文经典，已有许多人深入赏鉴，不再赘述。
　　
　　 五、附丽应景也难免“敷衍成文”
　　 袁枚在《随园诗话》里也说过：“诗难其真，有性情而后真，否则敷衍成文矣。”这段话中的“敷衍成文”，用来评价季羡林的一些平庸散文，应该也是恰切的。
　　 其平庸的根本原因，就是附丽政治，敷衍应景，缺乏发自内心的真真切切的情感。有些人对季羡林的所谓“国学大师”的质疑，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在于此。这本集子中的有些散文，总让人感觉是趋利避害的衍生文字，因而，就缺乏真情。即使是表面有所谓的歌颂，赞扬，表面流淌着一种极其夸张的“激情”，也好像不是出于真心，而是虚与敷衍，即使有华丽的文字，也遮盖不住平庸的本质。
　　 有些散文，明显是应别人之请，无以拒绝，假以文字，虚与敷衍。譬如《洛阳牡丹》，不但言之无物，文字粗疏，缺乏深入细致的描写，而且抒情也针对特定对象唱颂歌。临近结尾的“我不应该只说，洛阳人民有福了，中国人民有福了，而应该说，全世界人民有福了。”颇有媚词味道。《鳄鱼湖》和《大觉寺》两文，明显是替他人做嫁衣裳，为别人的商业活动或者盈利行为涂脂抹粉。
　　 有些散文，是为政治、为时代做吹鼓手，大概因为不是出于内心“自觉”，不是“胸中块垒”，故文字浅陋，情感虚饰。如《春满燕园》，明显是时代颂歌，描写肤浅，文笔浅薄，情感虚浮，很像一篇中小学生作文。其游记散文，大多记叙拘于时代局限，描写限于表层，抒情总是附丽政治，个人的真实情感，大多掩盖在歌功颂德的影子里。
　　 这本集子的一些散文让人隐隐约约地看到，作者的文字里，柔韧有余，硬气不足；温和有余，刚性不足。这是不是季羡林性格的柔弱一面呢？不敢揣测。只是觉得，温家宝褒奖季羡林“敢说真话，直抒己见”，大概不应包含这些散文。
　　 这本集子的封皮内页里的《内容简介》里说，这个散文集子是季羡林自己“亲自确定”的。季羡林为什么要把一些明显平庸的散文亲自选辑在内呢？我斗胆做如下猜测。
　　 是为了拼凑体裁在编撰的时候生硬凑数？
　　 很明显，这本集子，从体裁而言，分为状物抒情散文，记人叙事散文，游记散文三大类。游记散文虽然也有一些优秀之作，但平庸部分实在不少。平庸之作硬性占位，只能露拙。如果是这样的话，也许只能证明晚年的季羡林在编辑这本集子时，已经缺乏明晰的判别力，或者就是“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
　　 是繁多的社会角色心理与一个知识分子的独立意识融合交汇的结果？
　　 季羡林通晓梵语、巴利语、吐火罗语等语言，是世界上仅有的几位从事吐火罗语研究的学者之一。在语言翻译和研究，以及宗教、东西方文化等方面都有很专业和深入的研究。他从1946年开始，做过北大东语系主任三十年，195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又做过北大副校长，中国社会科学院•北京大学南亚研究所所长。为中印文化交流做出了很大的贡献，2008年1月，获印度公民荣誉奖。他一生还有很多社会兼职。繁杂的社会角色都会随之产生角色心理的转换和积淀，强化他的国家、民族、政党意识，使之在思想意识上自觉不自觉地靠近政治；同时，又能开阔社会视野，开拓认知面积，无疑，这些都具有一定的正面效能。而这些角色心理思想内涵的渗透，都不可避免的会与一个“独立知识分子”（何怀宏语）本来应该具有的独立思想意识交汇融合，又会对一个知识分子本来应该秉持的独立意识带来强力冲击，使之产生质变。散文创作的生命力就在于个性鲜明，在于极深入地挖掘和再现人性的各个侧面，而这些被杂糅的思想意识，都不可避免的在文字内涵方面会消减个性，弱化人性深度和广度的呈现，从而导致其散文创作鱼龙混杂，失去其本来应该具有的本真感情，掺杂进虚饰和矫饰，失去其纯净和质朴的语言特质，不可避免显得稂莠不齐，纷繁芜杂。当然，最终结果就是，在同一个人的散文创作里，在同一本集子里，优秀者固然光辉闪耀，平庸者也难掩其庸俗的疤痕。
　　 而这一点，也许，季羡林在创作这些散文的时候意识不到，在编撰这本散文集的时候也意识不到，甚至一直到九十八岁告别人世的时候，都意识不到。也许，我们以为是虚饰和平庸的一些散文，他却以为是精品，自我欣赏，把玩不够呢。
　　 是为了保留自己散文创作的真实性，而不惜露拙？
　　 在《两个小孩子》一文的《附记》里，季羡林写道：“我不想改变原文。古人说‘君子之过也，如日月之蚀，人皆见之。’我不想偷偷摸摸地改得毫无错误的痕迹。我一向不悔少作，也不改我的文章。”我觉得，这倒是季羡林作为一个知识分子的坦诚直言。
　　 如果说，作为一个知识分子，在政治氛围的非正常状态阴霾笼罩下，因为迎合时局，有时候不得不“敷衍成文”，说些假大空的话，写些歌功颂德的文字，也是一种无奈。作为一个文化名人，会有许多人热情相邀，拘于人情，就不得不还人情，而还人情的文字，就总难免有虚与敷衍。这也是中国的世俗人情所致，是另一种无奈。能够直面自己千般无奈下的“君子之过”，不掩盖自己的散文创作中曾经有过的“如日月之蚀”的缺憾，这才是一个知识分子保有率真性情坦诚人格的难能可贵之处。
　　 我宁愿相信，这本集子是一个知识分子的率真和坦诚驱使下的自选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