夜，已经很深很深了，我却没有一点睡意。外面，突然刮起了大风，好像是吹落了谁家阳台上的什么东西，发出了“咣咣当当”的声响。那情景，宛如一个憋了满肚子怨气的人要急于找谁发泄一样。我没有开灯，就那样在黑暗里仰着脸躺在床上沉思默想。沉思默想中，我曾经生活过20年的那个叫“博爱”的小城，还有那个小城里的一些人和事，让我流泪了。于是，索性从床上爬起来，打开电脑，在手指敲击键盘的声音中，重温着与那些人之间的故事。那些人在我的生命里停留的时间，像昙花一现般很短暂很短暂，然而，他们从我的生命中像昙花一现般匆匆而过时，带给我的震撼和感动却是永恒的。这么多年以来，每每穿行于熙熙攘攘的人群中，总会下意识地多看几眼，多少次期待着能与他们在茫茫人海中再次相见，却终未再见。
　　
　　 一、小陈波
　　 那是一个冬日的清晨，刮着很冷很冷的风，我和爱人漫步在县城的一条小河边。正走着，忽然发现前面不远处聚集了好多人。发生什么事了？爱人说着牵着我的手走了过去。走近了才发现，那么多人围着的是一个刚出生大约有一个多月的孩子。那孩子躺在一只纸箱里，身上裹着一件单薄且又破旧的夹克，脸被冻得乌青乌青的。一双小眼睛不停地眨巴着看着围观的人，似乎在祈求谁赶紧把她带到一个比较温暖的地方去。人们在七嘴八舌地议论着那孩子的父母是如何如何地狠心，孩子是如何如何地可怜。然而，也只是议论议论。毕竟，在计划生育工作抓得那么紧的一个年代，谁也没有足够的勇气从地上拣起那个小到睁开眼睛就得要吃要喝，大到生病上学，而且将来还要上户口的孩子。
　　 天，真的好冷。我不住地把脖子往衣领里缩，我能感觉到我冰凉的手在爱人的手中不停地颤抖着。围观的人已经在逐渐地散去，孩子的嘴唇已经发紫，我看了看爱人，爱人点了点头，随即弯下腰抱起了那孩子，我们转身朝着家的方向走去。
　　 回到家里，我们迫不及待地把孩子从纸箱里抱了出来，想先检查一下孩子身上有没有伤或者是有没有什么残疾。这才发现，那孩子是个女婴，左脚严重地朝里侧扭着。也许是出生以后极少有人管过她，每天总是朝着一个方向睡的缘故吧，头往一边偏了好多，显得脸一边大一边小的。除了手臂上用圆珠笔歪歪扭扭地写着“陈波”两个字外，再无只言片语。那两个字好像是出自一个小学生之手，这大概就是孩子的名字了。想想，也真悲哀，她这一生都不可能知道自己的生日了。再想想，知道了又有什么用？父母都这般嫌弃了，还能指望着为她买生日蛋糕吹生日蜡烛唱生日歌呀。纸箱里面还有一瓶散发着浓重的焦糊味的奶，而且还是热的。我想，到此刻还没凉，估计孩子的家应该不会太远，说不定当时孩子的父母就在围观的人群中。而且，我坚信那瓶奶是她父母在自己家里加热的。还有那件夹克，我想，在孩子手臂上留下名号的，可能是那件夹克的主人了。爱人说我分析的应该没错。
　　 接下来的日子里，爱人化妆成推销圆珠笔和粉笔的小商贩，几乎走遍了方圆几十公里内所有的村庄和学校，见人就打听有没有一个知道陈波或者是跟陈波有关的人。好多天过去了，没有打听到一点有关陈波的消息。再后来，一位在集市上卖旱烟袋的老爷爷告诉我们说，他们有一个远房亲戚姓陈，家里有个12岁的小男孩。这些年一直在外地打工，半个多月前才回来，听说是刚生了个孩子死了。我和爱人把孩子托付给邻居，几乎是第一时间找到了那户人家。那户人家的大门紧闭着，敲了好久的门，里面才有回应。就在打开大门的那一刻，我吓了一跳。真的，那女人像极了小陈波。我几乎要脱口叫陈波妈妈了，爱人一个眼色阻止了我。
　　 那女人也没招呼我们进门，我们就那样在大门外面站着。说明来意后，她口口声声说自己就一个儿子，根本就没生过什么女儿，坚持说我们找错人了。那语气，那表情，冰冷冰冷的。冰冷得让我想起了挂在房檐下的冰凌。爱人没再说什么，拉着我就走。回到家后，看到爱人那失落的样子，我说，算了。不找了。小陈波已经被抛弃过一次了，难不成还要让她再被抛弃第二次？爱人无限深情地凝视着我说，是呀！第一次被抛弃，是她父母的错。如果再次被抛弃，就是我们的错了。虽然当时我们已经有了两个孩子，但我还是咬咬牙说，不就是一个孩子吗？留下吧，我们养着，我权当开幼儿园了。爱人说，谢谢你，只是要辛苦你了。我笑了笑没说话。
　　 说真的，对于那孩子以后的成长，我们做了很多打算，也无数次畅想过她那美好的未来。我们咨询过医生，医生说她的脚是完全可以治愈的，只是当时年龄太小，不适宜做手术。晚上，我们凝视着孩子熟睡的脸，不由地浮想联翩：想像着有朝一日她一定能够像别的孩子一样，穿着一身光鲜亮丽的衣裳，像个天使般自由自在地在她的人生道路上唱歌、跳舞、奔跑。至于有没有户口能不能上学，那都不算什么。我最起码可以自己在家里教她小学三年级之前的课程，至于以后的课程，她则完全可以自学。为了说服我自己她有自学成才的能力，那段日子，我读了不少虽然没怎么上过学，但却影响了无数人的譬如高尔基、张海迪、高玉宝等名人自学成才的书籍。我相信她也能。一定能。
　　 然而，不管想象的有多么美好，现实却始终是我们无法想象的残酷。那孩子自从到们我家，就一直在生病，后来干脆不吃也不喝，且没明没夜地哭闹。说来也真是邪了门儿的怪，我们那两个孩子本来挺好的，后来也跟着那孩子没明没夜地哭闹，好像是在比着看，在哭闹这件事上，谁到底能拿冠军。我们带她看了好多医生，依然无济于事。那些日子，我无数次地在大汗淋漓中被孩子们的哭闹声吵醒。醒来后，我也跟着她们哭。直到有一天深夜，那孩子哭得嘴唇发紫，晕厥过去。爱人不停地掐她人中，她才又醒了过来。我害怕极了。我哭着央求爱人说，她还那么小，生命才刚刚开始，我胆小，我不能看着她死在我们手里，我求他给孩子找个好的去处。
　　 爱人第二天便联系了到民政局。下午，民政局和残联的干部们便来抱走了孩子。当一位女干部从我怀里抱走那孩子时，我难过极了。我问她要把孩子抱到哪里去。那位女干部说，孩子交给我们，你就别再担心了，我们会安置好她的。他们转身离去的那一刻，我跑回屋里趴在床上咬着被子哭。爱人安慰我说，别难过，他们可能会把孩子送去福利院，以后想她了，我们可以随时去福利院看她。
　　 可是，我们再一次想错了。一个月后，我们去市福利院要求看孩子，福利院说，那孩子已经被人领养了。我问什么人领养的，他们说，人家既然领养了她，还会让你知道下落吗？我们又跑了两天，碰了一鼻子一鼻子的灰，不得不从此死了心。
　　 时间过得真快！几乎是弹指一挥间，20多年过去了。这20多年里，我无数次地想起也无数次地祝福过那个跟我有着22天缘分的名叫陈波的孩子。如果离开我们以后，她能够健康幸福地成长，现在也是一位婷婷玉立的大姑娘了。说不定也有可能已经结婚，有了自己的孩子。不过有时候也会想，想和祝福有用吗？真的有用吗？原来这些想呀祝福呀什么的，真的是经不起质问的。连问自己两遍之后，禁不住打了个冷颤。当初明明可以早些去看她的，为什么要等到一个月后？真的就那么忙吗？事实上，不是的。
　　
　　 二、卖煤球的大叔
　　 零下11度的天，真不是一般的冷。西北风像一个暴徒一样，拿着鞭子使劲地抽打着窗外的树木。高大的树木在白皑皑的雪地里来回晃荡着，那一阵紧接一阵的呼叫声，似乎在向风雪和严寒展示着它那种宁死不屈的刚强。
　　 “卖煤球啦，有要煤球的没有——”那个浑厚的声音穿过寒流传到我的耳朵里时，我正神经质般地坐在那里，想像着用什么样的词汇去形容那该死的鬼天气。由于天气太冷，又一直在下雪，好久都没有人来卖煤球了。我站起身来，披了件大衣，朝外走去。
　　 “卖煤球的，停一下。”我叫道。
　　 “车上还有300块儿，你能要多少？能要完吗？”听到我叫他，他又折了回来，操着一口浓重的外地口音问我。
　　 “质量咋样？好吗？”我问他。
　　 “这个没问题。我们都是先把煤球给你们留下，你们先用，下次再来的时候，要是觉得用得好再给钱，用得不好，我还把煤球拉走。你能要完吗？”他说这话的时候，底气十足。
　　 “你不怕到时候我不给你钱呀？”我戏言。
　　 “看你说的。煤球又不是黄金，能值几个钱。我卖煤球好多年了，一般人不会因为这几个小钱赖帐的。”他笑着说。
　　 “那行，我全要了。你把煤球放到大门后面的角落里就是。”话说到这份上，我已无言以对。
　　 “好嘞。”他说着，便迫不及待地开始从车上往下搬煤球。他先把煤球放到一块儿木板上，然后再搬进院子摞好。一趟，两趟，三趟……
　　 “弄完了，你看一下。”他说着，拿着肩膀上搭着的那条已经辨别不出颜色的毛巾，胡乱地擦了把脸。
　　 看着他嘴里哈着白气，脸上还冒着汗珠的样子，说实话，真的很不忍。
　　 “大叔，您老家哪里的？这么冷的天还出来卖煤球，屋里有热水，进去洗一下吧。”我说。
　　 “不用了。我老家安徽的。不出来不行呀，家里还有老娘、老婆和孩子。”
　　 “挺不容易的。这一车煤球赚不了多少钱吧？”
　　 “一块儿煤球能赚2分钱。要是在城里往楼上搬的话，一层可以加一分钱，能赚不少呢。”
　　 不少是多少？就在他说这话的功夫，我算了一笔帐，按平均都往4楼搬的话，一块儿煤球能加3分钱，300块煤球是9块钱。可是，这上上下下的要多少趟呀？看他年龄有50多了吧，背井离乡地赚这点钱真是不容易。
　　 “你等一下。”我说着回屋倒了一大杯热水给他。他有些不好意思地说了声“谢谢”，然后接过去，仰起脖子“咕咕咚咚”地喝了个底儿朝天。
　　 “8分钱一块儿，一共是24块钱。你搁这上面签个名字就可以。”他把杯子递给我，然后从口袋里掏出一个小本子说。
　　 “我还是把钱给你吧。”我从口袋里掏出钱要给他。
　　 “不能这样的，做生意要讲诚信，说好了下次来再收钱的，又不是不来。再说了，这煤球又不是我自己做的，要是万一不好的话，我还得拉走，还是下次来再给吧。”他不容推辞地拒绝了我。
　　 我问他多久会来，他说最多十天。走的时候，他说，闺女，你人真好，要是觉得煤球烧的还可以，在街坊邻居当中给我宣传一下，你一句话胜过我十句呢。我点了点头，说一定会给他宣传宣传。
　　 雪仍在下。而且是越来越大了。两道深深地车轱辘印艰难地在雪地里，一点点地向前延伸着。那两道车印还有他的背影在鹅毛般地大雪中，成了一道让我终生难忘的风景。我就那样呆站在风雪里，看着那风景离我越来越远，越来越远，直到再也看不见。
　　 我跺了跺早已冻得麻木的双脚转身回去。屋子里暖哄哄的，煤炉火烧得很旺很旺。爱人已经把晚饭做好了，小米粥的香味四处弥漫着。孩子们正站在火炉边烤火，火光映在那可爱的小脸上，彤红彤红的。我拿起一支笔，在屋门上写下了“欠卖煤球0.08×300=24”的字样。吃饭时，我的脑子里一直闪现着这样的一幅画面：冰天雪地中，一位身穿军用棉大衣的安徽汉子，躬着腰拉着一辆平板车，正艰难地跋涉在回家的路上。那一刻，我觉得我那个租来的简陋的不能再简陋的小屋，真就是一个天堂。
　　 从第三天开始，我逢人便说那位卖煤球的大叔还有他卖的煤球是如何如何地好。大家也都说，等他来了要买他多少多少的煤球。然而，十天过去了，他没来。又十天过去了，他还没来。街坊邻居见了我就问，那卖煤球的咋还不来？他到底什么时候来呀？弄得我有一段日子都不好意思出门。直到一年多后，由于村里要规划，我们租住的那房子要拆除，依然没见他来。搬走那天，我一遍又一遍地看着屋门上那“欠卖煤球0.08×300＝24”的字样，鼻子一阵又一阵地发酸。我不知道说好的最多十天来，然而两年多都没来，这到底意味着什么。忘了？病了？还是回老家了？或者……不会，绝对不会，他不会有任何的灾难。
　　 这20多年里，我常常会想起他，尤其是在寒冷的冬天。虽然我早已不再用煤球来取暖和做饭，但是，每逢听到外面有吆喝卖煤球的，再冷再忙，我都要跑出去看看。走在路上，只要看到有拉煤球的，我都忍不住上前去仔细打量一番，总觉得每一个人都像他，可每一个人都不是他。我也曾经跟他们打听过他，可没有一个人知道他。那一笔24块钱的煤球债，时时刻刻压在我心上，像一座山。而我唯一能做的，就是常常在心底祈祷：天下好人一生平安。
　　
　　 三、流浪的大姐
　　 屈指数来，有十多年了吧。那是一个阳光灿烂的上午，我把书摊弄好，顾客们在专心致志地看书，我则坐在那把快要散架的躺椅上，继续修改着我的小说。那一段日子，为了不使自己的日子总是显得那么赤裸裸的艰辛，我常常一边用心经营着我的小书摊，一边在经营小书摊的同时写点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