阳春伊始，风和景明，我又一次回到父亲的家乡，我的祖籍地。
　　 我们回故乡是为了拉苹果，去年老家的苹果刚进入青春期的时候，一场雹灾骤然而降，原本光滑的果子上添了或多或少或深或浅的疤痕，成了商人们弹嫌的把柄。好多人家的苹果为此而滞销，拳头大的苹果硬是卖不出去。四叔打电话说，过来给娃娃拉些吃去，要不就放坏了，只能倒到沟里去了。
　　 在一个周末，我和妹夫开着车就回老家拉苹果了。
　　 老家的名字叫小湾，三十多户人家散落在一个胳膊弯形状的山坡上。三十五年前，高考落榜之后，我颓废消沉，整天在家里晨昏颠倒，放浪形骸，父亲看着蓬头垢面，形如鬼魅的我，忧心忡忡，最后说服我回老家到爷爷奶奶那住些日子，看是否能够拯救我的灵魂。我的父亲虽然大字不识一斗，但是也知道环境对人的影响。刚满十八岁的我坐着一辆哐里哐啷乱响的解放卡车，翻越了关山，再换乘客车，第一次到了父亲的家乡，我的爷爷奶奶身边。当时的小湾，除了村头四五棵主干扭曲，粗如面盆，枝繁叶不茂的冬梨树，就是农场口的几棵苍老的柳树了，山峁沟坡都是枯燥的黄土色。其实自我翻过关山一路向西，绿色就越来越少，等过了莲花小镇，几十里山道上，除了有村子的地方有几簇绿色之外，所有的山梁沟洼，都是呆板的枯黄色。
　　 那时候刚刚包产到户，老家的日子还很苦焦，主食以高粱面、糜子面为主，小麦面很是稀罕，连皮一起吃的，不像我们这面在电磨上磨粉，而是在自家的石磨上由人推的。爷爷奶奶对我这个第一次到了他们身边的孙子很是宠爱，我到老家的第一天中午，爷爷就宰杀了一只家养的兔子，用四叔的话说是最高规格的待遇了。老家的四婶寡言少语，和蔼慈祥，看到我吃不惯高粱面和糜子面，就推了些麦子给我烙成饼子吃，可是那不去皮的麦面依然糙口难咽，在嘴里咀嚼老半天就是咽不下去。但是老家有老家的欢乐，七八个和我年龄差不多的兄弟和辈分高的碎爸、姑姑们，很快就成了我的玩伴，在那样艰难的生活条件下，我居然很快适应并且安然地待下去了。
　　 亲房四爷爷家的四个儿子都比我小，最大的碎爸叫满财，还比我小四岁呢，比我小的碎爸成了我最要好的玩伴，因为他只读了小学三年级就厌烦了学校，领导着家里的二十只羊，成了悠闲自得的羊倌。爷爷家也养着大小十来只绵羊，早先一直靠四叔叼空放养，现在我来了，自然而然荣升了羊倌。每天太阳初升的时候，我们把羊赶到村子下面的石崖上，让羊在石崖畔啃稀疏的草根，我们则聚在一起卷旱烟吸，或者涉过葫芦河，到对面的石洞里探险，当然更多的时间就是每人吸一棒子旱烟，仰面八叉躺在山洼上看云卷云舒，葫芦河西流。也有刺激的事情发生，偶尔有馋嘴的羊溜进苜蓿地里，吃了带露水的苜蓿或者二镰苜蓿，肚子鼓圆，眼看着就要毙命，满财碎爸吆喝我们把胀了的羊按倒在地上，他用鞭干在羊肚子上来回反复地擀压，一番折腾之后，眼看要胀破的羊肚子就逐渐瘪了下去，当然也有例外，一只叫“四眼”的母羊因为胀得太厉害，擀压没有成功，最后被胀死了。
　　 那一次我在老家呆了差不多两个月的时间，吃惯了高粱面、糜子面和带皮的小麦面，喝惯了带咸味浑浊的泉水，晒黑了许多，硬实了许多，能够挑一担木桶，到三里外的山沟里挑回一担水，最大的收获还是学会了卷旱烟和吸旱烟，就是爷爷吸的“鸡头烟”都不惧怕。有时候因为贪耍错过了爷爷家吃饭的时间，那也不要紧，随便走进任何一家的大门就能吃饱肚子，因为村子里都是一个刘家，不是爷爷辈家就是叔叔辈家，谁家都会招呼我吃饱喝足。我还体验过推磨晕倒的难受，二人耕地拉抬担的辛劳，其实就是两个人拉着一根椽耕地，也不止一次的到地埂山洼上扫过掺和着很少草屑草根的“毛衣”，那种几乎全是土的“毛衣”也竟然能够烧热土炕！
　　 第二次回老家，已经是九十年代初了。老家开始变了模样，昔日的光山秃岭，死板的枯黄色上有了单薄的绿色——那些大大小小的地块上，栽植了苹果树苗，虽然还没有茂密成林，但已经有了规模，零星的果树已经开始挂果。四叔说，政府号召改变产业结构，杜绝养羊，由纯农业向林果业转变，由政府无偿投资树苗、化肥，还有面粉，开始几乎没有人响应，经过再三地动员、说服，终于有一部分人行动了。随着果树陆续挂果，经济效益凸显出来，“一亩田不抵一分园”的古话得到了验证，守旧的人们后悔莫及，此时已经没有任何优惠政策，苹果苗、化肥都要自己购买，人们还是义无反顾地整地栽树，参加栽培技术的培训，很快，满山满洼都是苹果树了。我回来的不是时候，苹果还未完全成熟，四奶奶给我摘了两个拳头大的富士，虽然皮还厚，但是果肉已经返嫩，脆生生的甜，那种甜，很清爽的，不是那种腻味的寡甜。四叔说再有两三年，果树全部挂果，日子就好过了，我相信。
　　 随着爷爷奶奶的相继去世，之后的十多年，因为机缘不成熟，再没有回过老家，倒是父亲越来越眷恋他的故土，每年都要回去三四次甚至五六次。通过父亲的转述，对于老家不断的变化我还是熟知的。老家的人真的富裕了，清油细面是家常便饭，耕作几乎全是机械化，最能证明老家富裕的还是有相当一部分人在县城里买了房，有三分之二的人家有了小汽车，家家户户翻修或者新建了院落，红砖墙琉璃瓦玻璃窗，还有人家干脆建起了二层小洋楼，要多气派有多气派。四叔和婶娘两个年逾六旬的老人，每年的苹果收入都不少于五六万元，那些劳力强壮的人家，年收入都在十万元以上。父亲在啧啧赞叹的同时，还有一缕淡淡的失落——如果不是当年躲年馑而背井离乡，我们也是富裕起来的果农啊！
　　 去年有过连续两次回老家的经历。先是去给我二姨妈烧三周年纸，那是早春二月，老家的人正忙着给果树剪枝。我姨妈家和老家同属一个乡，隔着一条葫芦河，早些年很是熟悉的。由于多年没有回老家了，富裕起来的果农们家家户户建起了红墙红瓦，高门大窗的豪宅，以前记忆里灰头土脸的乡村模样荡然无存了。出租车司机对我们要去的地方也不熟悉，结果走错了道，沿着一条蜿蜒的山道开上了山顶，五六里山路，两旁全是碗口粗的苹果树，路边有许多码成垛的树枝，那应该是剪枝剪下的。在山顶我们好不容易遇到了回家歇晌午的两口子，才搞清楚了方向，又从山上折下来才到了表弟家。当我们走进大门时，院子里的三四张桌子上簇拥着三四堆人，吵吵嚷嚷地打麻将。等我们从坟上回来，要开席吃饭了，可是那些打麻将的就是不肯散摊，我觉着疑惑，仔细观察了一会，才发现他们是在赢钱，并且数额不小。我偷偷的问表弟，这是赌博是犯法啊，怎么敢在家里明目张胆地搞呢？表弟笑了笑，未置可否，倒是旁边的另一个中年人告诉我，这是很正常的现象，无论谁家有红白喜事，来送礼的亲友闲着无事，刨几把麻将耍耍都习以为常了。和我同桌的一个小伙子，闷闷不乐，食欲不振，经过熟人询问，原来是输掉了五百多块钱，怕回家给媳妇没法交代。旁边的一个桌子上，一个肥头大耳的汉子边吃边卖派着，说是不到两个小时就赢了一千多块，比在太阳底下剪树强多了。
　　 第二次是阳春三月，在省城生活多年的二叔回到了老家，说是想念我们的父亲，渴望在一起聚聚。二叔身体不好，我们便送父亲回去和他的兄弟妹妹们团聚。我们下了公路，沿着土路向老家驶去，由于干燥，来往的车辆又多，车后追着一团浓浓的土尘，尽管小汽车的封闭性比较好，我们的身上还是落了厚厚的一层尘土。进村子的那二里多路真是艰难，凹凸不平的路面，两旁全是旁逸斜出的苹果树枝，虽然粗壮的树枝被拦了头，但是手指粗的树枝依然划得车子“嘎嘎”作响，简直就是划在车主的心上。我心里很是纠结，既然村子的人都富裕了，大家投点钱，往这土路上铺点沙子应该不是难事，漫山遍野的苹果树，道路两旁的果树为啥就不能彻底删除呢，就那逼仄的土路，完全可以往宽里再拓展的，可是谁家都不愿舍弃自家的一厘米土地。好不容易到家了，我们下车一看，车子两边的划痕多且深，妹夫心疼得差点哭出声，他的车子买来不到一年就被划成这样，怎么不心疼呢！吃罢午饭，趁长辈们闲聊的机会，我信步走出大门，到村子里溜达。早先的村子里，只有包括四叔家在内的三户人家居住了，其他的人家都乔迁了新居，老村里全是坍塌，荒芜的院落，院门紧锁，野草疯长，寂寞冷清，阴气森森。抬起头看，三三两两的新屋散落在茂密的果树其间，有的是带封闭走廊的红砖瓦房，朱红色的琉璃瓦在阳光下熠熠生辉，还有不少两层小洋楼，玻璃窗折射的阳光直晃眼睛。房子都修得洋气十足，彰显着主人的富足，可是没有经过统一的规划，显得杂乱无章，堆砌重复。我爬上一道土坎，走近一座新建的院落，看到富丽堂皇的大门外的彩钢车棚里，停放着一辆大众牌小汽车，旁边还有耕地的小型手扶拖拉机，三轮车，摩托车，透过大门的缝隙可以看到高大宽敞的新房，少说也要花费十多万元呢。老家的人真的富裕了，比我这个拿工资的人富裕好多倍了。
　　 回到四叔家，我准备到四奶奶家去看看老人家，因为在老家她是唯一的祖辈了，何况我在老家放羊的时候，没少吃过四奶奶家的饭。但是我的想法遭到了几个长辈一致的坚决地反对。四叔家和四奶奶家结了仇，具体点说是四叔家的堂弟和四奶奶的三儿子，我的那个碎爸家结了仇。在三年前，堂弟和碎爸因为一条地埂的位置发生了争吵，从此开始生分疏远。为了泄愤，弟媳妇隔三间五把自家的垃圾偷着往住在下面的碎爸家院子里扔，碎爸家的婶娘又以刻毒地诅咒指桑骂槐，反反复复多半年，两家的怨恨越结越深。在弟媳妇又一次将用过的卫生巾往碎爸家院子里扔的时候，被守候在旁边的婶娘抓了个现行，脾气暴躁的碎爸用铁锹把几下就把弟媳妇打倒在地，住进了医院。之后，经过当地派出所调解，碎爸掏了近两千块钱的医药费，同时结下了老死不相往来的仇怨。碎爸和堂弟都读书不多，自然不晓得“万里长城今犹在，不见当年秦始皇”的故事，为十几公分的地埂丢弃了亲情。其实不管是谁，有点宽容之心，让他三尺有何妨呢！偏僻山村的荒山野洼又不是北京上海的黄金地段，土地有那么金贵吗？堂弟和碎爸结下了冤仇就等于四叔家和四奶奶家结下了冤仇。去年父亲回到老家，带了礼品去看四奶奶，娘俩正亲热地拉着家常话，被下地回来的碎爸给粗暴地打断了，不仅没有给他的大哥一声问候，还把父亲拿的礼品塞进父亲手里，意欲赶出大门，气急败坏的父亲给四奶奶“叭叭”磕了三个头，走出大门将礼品“日”一下扔到了地埂下，发誓不再走进那个大门一步。我当时听了这个事，心里也很气愤，碎爸也是四十好几的人了，怎么能如此对待他七十多岁的老哥哥呢，而且还是多年不回故土的大哥。我心里很是惆怅，想着四奶奶九十多岁的人了，还能见几回呢，可是看着四叔他们严肃的表情，我只好作罢，驱车返回了。
　　 在我胡思乱想的时候，车子已经下了公路，拐上了乡村道路，欣喜的是，去年还是尘土飞扬的土路，现在变成了水泥硬化路，少了尘土，车子跑起来也轻快了许多。但是进村子的那二里多路依然逼仄难行，两旁的树枝依然划得车子“嘎嘎”响，但我们只能咬着牙往前开。
　　 婶娘早已经擀好了长面，鸡蛋和瘦猪肉炒的臊子，我和妹夫不喘气地每人咥了两老碗，才惬意地吐出一口长气，和四叔四婶拉家常。四叔说，你四娘要给你们炒肉呢，我说天气热的，给娃娃弄些面吃上舒服。四娘说，你四爸到你妹子家看戏早上才回来，夜晚家里的照明线被过路的奔奔车挂断了，一晚上没电，冰箱里冻的羊肉都消了，你们站（住）一晚上，给你们煮羊肉吃。我是能住一夜的，可是妹夫第二天一早要值班，所以必须赶回去的。四叔说在堂妹家看了六天戏，输了五百多块钱，还差点挨了一顿打。四叔爱打纸牌耍钱我们是知道的，但是差点挨打我们就很疑惑了——他一个年过六旬的老汉，谁和他过意不去呢？我的堂妹嫁在葫芦河对面的赵家沟里，由于村子大又靠近公路，村子里有好多家经销苹果的中介人，富裕程度远甚于其他村子，每年的春天，都要唱大戏的。虽然真正看戏的多是些上了年纪的老人，但是各路杂耍，商贩同时云集，热闹非凡。四叔四婶被堂妹接去看戏，三天后婶娘因为不堪吵嚷，独自回了家，四叔依然乐此不疲，执意要凑完热闹才回去。戏班子请的是陕西周至县的，真正的秦人吼秦腔，效果就是不一样。最后一天的演出，戏班子专门请来了陕西省的一名国家级演员和甘肃省的一名国家级演员，盛况更是空前，人头攒动，摩肩接踵。下午六七点钟，戏班子正在吃晚饭的时候，几个本村的年轻人因为酗酒而前去寻事，无理取闹。戏班子里的那些年轻人忍无可忍，双方就动了拳脚，很快就引发了本村人和戏班子的群殴，结果两个寻衅滋事的小伙子被打倒在地，血染黄土，惊动了县公安局。四叔原本在一个旮旯里摸纸牌，手气不好，很快输掉了一百块，就气咻咻地准备回堂妹家去，结果被打架的人群裹挟其中，人潮如涌，差点被推倒在地，要不是警察及时赶到，还不知道要闹出多大的事呢!四叔的一只新布鞋都被踩掉丢了，好不容易挣扎着出来了，人已经浑身被汗水湿透，瘫软成一摊软肉了。我说，唱戏是一件喜庆事情，怎么会出现打架斗殴呢？四叔说，年年唱戏，年年有打架的，一些个年轻人，手里有了几个钱，胡炸瓜咧！
　　 当我问起曾经在一起放过羊的一个叫保平的堂弟时，四叔气愤地说，说外畜生着做啥！我心生疑惑，再三追问，四叔吐出一口浓浓的烟告诉了我实情。那个堂弟长大后娶妻生子，日子过得好好的，都是两个娃娃的爸爸了，谁料在一年卖完苹果之后就突然间渺无音讯了。慢慢地就有人知道了真相，原来是和邻村的一个女子私奔了。堂弟在新疆胡逛了五六年，混不下去了，又带着他俩三岁多的女儿回到了家乡。令人不能理解的是，忠厚良善的弟媳竟然暂时收留了他们，腾出一间房子容他们栖身，大半年之后，堂弟实在受不了村子里人的冷嘲热讽，又带着那私奔的女子和娃娃远走他乡了，去了哪里，谁也不知道，也没有人想知道。
　　 太阳西斜，我们装了十几袋苹果要回去了。辞别四叔四婶，我再一次审视曾经十分熟悉的这个地方，桃红柳绿，富丽堂皇的外表下，是从未有过的陌生，也许我再也不能融入其中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