侨居国外具有中国国籍的人称为华侨，侨居城里而生长在农村，具有农村户口的人便可称为“村侨”。我在农村长大现工作在城里，自然成了“村侨”。老父亲、老母亲也跟着我成了“村侨”。
　　 周末，我们回了一趟大山中的老家。到了山下，大岭河盘曲蛇行，时隐时现，从山中流出，向远方而去，阳光下的凌凌清波熠熠生辉。如今的大岭河上架起了一座雄伟的石桥，母亲执意去桥下用清凌凌的河水洗了一把脸。父亲领着我们一家人，顺着盘曲的山路爬上了朝阳山。半山腰有一座小庙，红砖墙、琉璃瓦。里面端坐着一尊白发、白眉、白须的老者塑像。父亲对我们说：“这就是太白老爷”。他给“太白老爷”端端正正插上三炷香，认真磕了头，虔诚地作了揖。我们一起跟着父亲磕头、作揖。
　　
　　 一
　　 莽莽关山像大海一样辽阔，朝阳山是关山林海中的小岛，赵家梁是朝阳山上的小旮旯。我爷爷、奶奶、父亲、两个姑姑还有后来的我母亲，他们曾经在赵家梁过着靠山吃山的生活。我父亲是六十年代的人，经历了“农业社”时期，吃过大锅饭，经历过大饥荒，啃过树皮、嚼过草根。父亲从小就命途多舛，生在大山深处，长在大山深处。他们姊妹三个只有两件衣服和两条裤子轮流穿，冬天两条裤子缝到一起，中间装上旧棉花就是棉裤，两件衣服也缝在一起就是棉袄，一面脏了就翻过来再穿，天热了把棉花拆掉，就又变成单衫。
　　 进山背柴是山里人家的日常必修事宜。吃饭要用柴，烧炕用柴，熬罐罐茶也用柴。不论男女老少都要学会进山砍柴、背柴。力气大的汉子背一大捆，女人和孩子背一小捆。父亲十岁就能跟着爷爷背不小的一捆柴了。他总是挑些端正顺溜的干柴，用五味子藤捆起来，再拿一根手腕粗的顺溜树枝一挑，再一扛就回家了。朝阳山上有座太白老爷庙，太白老爷是赵家梁、扫帚坪、鞍子沟这一带的守护神。无论求子、求财、求平安，都是有求必应。我奶奶连续生了两个我姑姑之后，爷爷就拿两个鸡蛋去拜了太白老爷，祈求保佑我奶奶生一个儿子，果然，一年之后顺利生下了我父亲。父亲渐渐长大，能放驴了。有一次驴跑进了大山，父亲和爷爷找了两天还没找到，爷爷想驴肯定让豹子吃了，就不断埋怨父亲。直到第四天驴还没回来，父亲也学着爷爷的样子，拿着两个鸡蛋去拜求了太白老爷，第五天，驴就迈着小碎步回来了，而且毛色更光滑，皮肉更肥健了。
　　 一天，从远处来了一位化缘的僧人，看着我父亲说，此子生得眉清目秀，面宽耳阔，日后必将学业有成，富贵终身。我爷爷听后，赶紧进门端出一碗玉米面，倒进了僧人化缘口袋里，笑嘻嘻地问僧人：“我儿怎么个大富大贵法啊？”
　　 僧人闭眼掐指说：“能当大官”。
　　 爷爷又问：“到底多大？”
　　 僧人又闭眼掐指：“至少是县长。”
　　 虽然后来的事实证明封建迷信不可信，但我爷爷还是变卖了家里的值钱家当，给父亲扯布做了新衣、缝了书包，买了几张麻纸订了小本，到王德祥家借了一支掉毛的毛笔。王德祥的爷爷，曾经是山里出的一位秀才，虽然过世多年，但文房四宝传了下来，因此，王德祥家是山里唯一有文房四宝的人家。爷爷对化缘僧人的话深信不疑，他给父亲置办了上学家当，送父亲去镇上上学时，已经认为他送的就是日后的县长。父亲背着书包，书包里装着麻纸小本、王德祥家借的毛笔，还有两个白面馒头，父亲走在前头，爷爷跟在后头。村里一直不怎么说话的放羊老汉半袋，站在半山腰吆喝着问爷爷把孩子送去哪，爷爷自豪地回答：“送去上学，上完学就能当县长！”
　　 谁料父亲到学校对孔夫子的“之乎者也”一点兴趣都没有，一上课便倒头大睡，经常被老师用教鞭满校园追着跑。挨了几次打之后，父亲更不愿去学校了。从家里背着馍馍出门后就去沟里藏着，或者去大路上扒一辆拉煤拖拉机跑很远，再扒一辆回来。等别的孩子放学后，就跟着一起回家。即便去了学校，目的也是捣蛋而不是学习。当时有一种风靡大山小沟的游戏叫“斗鸡”。就是把一条腿盘起来架在另一条腿的膝盖上，单腿跳，用盘着的腿膝盖攻击对方，谁盘着的腿先落地就算输。我父亲个子高、反应快、力气大，是著名的“斗鸡”高手。当时有很多人主动挑战，结果都是落败而归。有一次我父亲和别人战斗时，一膝盖把对方顶了个仰面八叉，那个倒霉孩子的脑袋正好磕在一块石头上，破了个三角口子。直到老师和倒霉孩子的父亲找上门，我爷爷才知道了他能当县长的儿子在学校的所作所为。他知道了我父亲抓来三只癞蛤蟆，一只放在了语文老师的桌斗里，一只扔在了算数老师床上，还有一只扔进了班上唯一一名女生的领口里；知道了我父亲一个月也去不了几次学校；知道了我父亲把应该背去学校吃的馍馍背到沟里吃了；知道了我父亲背着上学吃的馍馍去扒拖拉机。接下来的几天里，父亲被一根绳子吊在房梁上，身上被揍得皮开肉绽。
　　 因为父亲的这次经历，他经常对人说我爷爷是个野蛮粗暴的老家伙。我小时候也接受过父亲野蛮粗暴的教育，但没被吊在房梁上。每当我犯错，父亲便怒气冲冲地走向我，踢我一顿脚，我还没感到疼痛呢，他却气喘吁吁了。每次揍完我之后，总不忘给我塑造爷爷的形象。
　　 “要是你爷，早把你吊在房梁上了，揍得你皮开肉绽了！”
　　 父亲短暂的上学历程结束了，爷爷成为县长他爹的梦想也破灭了。父亲放下了书包，脱下了新衣，还了王德祥家的毛笔，穿上了姊妹们公用的衣服，腰里系上一根麻绳和爷爷一起去了农业社的大田。由于父亲上学期间吃了偏食，长得比同龄人高大结实，力气也不小。爷爷一天记八个工分，父亲一天至少也能挣到五个工分。但父亲不但不是个学习的料，劳动时也不忘调皮捣蛋。
　　 村里的老把式王德祥扶着犁，鞭子在空中啪啪的几声脆响，拉犁的驴昂首阔步，犁铧破土前进，把阳光犁成一道一道。父亲被派去跟在王德祥后面捡石头，搂草根。
　　 “得儿啾……”
　　 “喂—回来，回来—喂……”
　　 “犁沟—犁沟犁沟—上犁沟—哦……”
　　 王德祥指挥驴子耕地的喊叫声抑扬顿挫，节奏明快，成为这山洼里最动听的声音。调皮的父亲不去捡石头也不去搂草根，他折了一根树枝甩在王德祥屁股后面，也喊起了“得儿啾”。气得王德祥既吹胡子又瞪眼，他一转身，父亲就逃之夭夭，一回头父亲又“得儿啾”。
　　 无奈之下，队长就让他看田地，晚上住在田边蒿草搭的棚子里。当时所有人都吃不饱饭，靠着和白开水一样的稀粥就着野菜果腹。一碗稀粥喝不饱就喝两碗，两碗不饱就三碗。稀粥喝得人眼睛发直，走起路来肚子像水桶一样咣当咣当响；野菜吃得人脸发绿、唇发绿、眼睛发绿。稀粥就野菜后来也成了奢侈品，人们便开始扒树皮、挖草根。不管口味如何、干净与否、能不能吃；无论地上的、水里的，天上的；不在乎死的、活的、跑的、飞的，似乎为了裹腹什么都能吃。
　　 秋天玉米成熟了，每个看护玉米林的人，眼前都会出现一大锅粘稠的玉米粥。晚上是高度警惕时期，我父亲作为玉米的看护者，责任重大，可每当夜深人静时，父亲就不见了。
　　 给农业社放羊的半袋，一直一个人过，经常忍饥挨饿，不管什么粮食成熟，他都要顺手牵羊地偷点。黑森森的玉米林在月光下泛着深邃的波浪，林子里点缀着绿中带黄的光点，一只只胖娃娃般的玉米棒子，顶着干枯的毛发咧开嘴笑着。半袋把叼在嘴上的烟锅往脚后跟上一磕，几点火星立刻被黑夜吞噬了。他把烟锅别在腰间，蹑手蹑脚钻进玉米林，瞅准了一只又肥又嫩的大玉米，用力把它从玉米秆上掰下来，这玉米的外衣是绿里带黄的，脱去外衣，里面还裹了一层内衣，除去内衣，里面还披了一条嫩绿色的纱裙，掀开纱裙再撩起它那金黄的发丝，就露出了红白相间的果实。
　　 “呜呜呜——呜呜呜……”
　　 半袋惊出一身冷汗。
　　 随着一阵呜呜声，玉米林里又游出一阵刷刷声，像一头水怪游向猎物。当我父亲脸上沾满彩色纸条，头上奓着一丛茅草，身上披着塑料薄膜出现在面前时，半袋吓得又喊爹又喊娘。他扔掉手中还没赏玩够的少女般的玉米，连爬带滚地逃跑了。玉米地里闹鬼的传说从此传开，我父亲他们生产队的玉米再没人敢去窥伺，但他们生产队玉米的产量却差强人意。那段时间爷爷奶奶，还有两个姑姑每天都关上门喝着香甜的玉米粥。直到队长在父亲家的洋芋窖里发现大量的玉米，才真相大白。
　　 父亲又被发配到离家六七十里的邓家湾看守药材地。山坡上一片连一片的大黄，像关山身上的牛皮癣。父亲裹着一件没有扣子的旧棉袄，棉袄因为脏而显出亮晶晶的黑色。岁月在他古铜色的脸上雕刻出浅浅的纹理，额头上一道深深的横纹，与他不到二十岁的年龄极不相称。稚嫩的笑容里，总是夹着生活的沉重；少年老成的皱纹里，总是藏着童真的无邪，腰里系着草绳，紫红色的胸膛裸露在寒风中。夹杂着雪疹子的寒风，从父亲领口垂直灌了下去。这里除了和他一起看大黄的两个老汉，就剩下满山的花草树木、飞禽走兽，还有放羊的半袋，经常把羊群赶到这里与他为伴。都说这个半袋把魂丢在了玉米地里，他现在整个人就像被霜打了的茅草，一坐在地上屁股就生了根，也不愿和人说话。不甘寂寞的父亲又去调戏半袋了。
　　 “喂！你是半袋还是满袋？你爹为什么给你取这么个名字？你说话啊？你真的那次被吓傻了吗？”
　　 半袋像一只受了惊的蚂蚱，蹦起来，跳到了父亲面前。放羊的长鞭子在空中啪地一声响，鞭稍已经落在了父亲脖子上。
　　 “就知道你个小狗日的扮鬼吓我！看我不打断你的狗腿！”
　　 第二鞭子甩到半空时，父亲已经撒开腿跑出去十几米了。父亲边跑边求饶，半袋边追边詈骂，半袋穷追不舍，父亲马不停蹄。无路可逃的父亲，纵身一跃跳进了幽深的山林，半袋才停住脚步，但嘴上还没停止詈骂。父亲逃脱了半袋的追打，又跑进了更深的恐惧。他在不辨东西南北的密林里跌跌撞撞钻了一天，也没能钻出山林。旧棉袄被划破了，手、脸、脖子、胸膛都被划破了，还是没能走出山林。天黑了，阴森森的山林深处传来各种怪叫，有猫头鹰的、野鸡的、野狼的，豹子的，还有不知道是什么野物的叫声，饥饿和恐惧像两头野兽一起撕咬着父亲的身躯。他只好像受伤的兔子一样，把自己埋在腐烂的树叶里，一动也不敢动。在这期间有野鸡从他身边跳过，有野狼从眼前跑过。他唯一能做的，除了一动不动，就是在心里默默祈祷太白老爷来救救他。
　　 “太白老爷救救我！我可连媳妇都没娶呢！”
　　 这句话在他嘴里至少默念了一万遍，并且还说，如果太白老爷这次能保佑他顺利脱险回家，就拿十个鸡蛋去供奉太白老爷。“太白老爷救救我”被父亲念到一万零一次时，天亮了，看来太白老爷显灵了！我父亲还活着，没有被冻死，没被饿死，也没被野狼吃掉。他钻出树叶，打起精神不到中午便走出了山林。父亲还没拿十个鸡蛋去拜谢太白老爷呢，文化大革命的洪流就爆发了。他也义无反顾地加入了“破四旧、立四新”的洪流。他们高喊“扫除一切害人虫，搬掉一切绊脚石，打倒一切牛鬼蛇神”的口号，到处抄人的家，也抄神的家，把人批斗得鼻青脸肿，把神也揍得粉身碎骨。他们冲进学校给老师也带上高帽子。这次父亲光明正大，意气风发地抓了两只癞蛤蟆，一只放进了语文老师吃饭锅里，另一只放进了算数老师领口里。唯独要抄太白老爷的家时，父亲装病没有参加。
　　 这次洪流偃旗息鼓后，父亲赶着一头借来的骡子娶回了我母亲。
　　
　　 二
　　 母亲生在一个有九个孩子的家庭，她是老五，我有两个舅舅、六个姨妈。记忆中，外祖父有钢铁一样坚硬的性格，外祖母有棉花一样温暖的性格。母亲小时候胸怀大志，在当时，女孩子上学被看作“大逆不道”，但母亲依然坚持着想上学的念头。除了大舅学业有成，其他姨妈们该嫁人嫁人、该劳动劳动，都没敢动上学的念头。唯独母亲经常偷偷跑去三里外的新庄小学当旁听生。怒气冲冲的外祖父，每次都像豹子追赶小鹿一样，手持长鞭把母亲赶回来。母亲十五岁那年，外祖父的铁石心肠，终于被外祖母棉花般的苦口婆心劝醒了。母亲插班到新庄小学五年级，虽然是插班生，但毕竟是正儿八经的学生，是可以坐在教室里的板凳上听课的学生。入学仅仅两周母亲，学霸的姿态已经显露无疑。可好景不长，家里少了一个劳动力，便引起一连串不良反应，猪没人喂、牛没人喂、鸡没人喂、三岁的小舅舅和五岁的小姨也没人带。于是，母亲又被外祖父赶回了家。外祖父见母亲求学之心始终不死，便想着把她尽快嫁人。母亲十六岁那年，村里的王麻子拎着两瓶廉价白酒上门提亲，外祖父便答应把十六岁的母亲嫁给二十二岁的我父亲。
　　 母亲的这场婚礼没有鞭炮齐鸣，没有锣鼓喧天，没有熙熙攘攘，更没有前呼后拥。父亲给外祖父家的聘礼只有两袋小麦，一袋玉米和三尺棉布，再加二十元钱。母亲的嫁妆是一口大木箱子，两双布鞋，两套衣服，身上穿一套，箱子里装一套，还有一面镜子和外祖母送给母亲的一个绞丝银镯子。结婚当天，王德祥的儿子王宝存牵着他家的高头大骡子，骡子头上别着红纸折成的大花，父亲穿戴整齐，胸前也别着红纸折成的大花。别着大红花的父亲走在前面，王宝存牵着别了大红花的骡子走在后面，形成了简单而隆重的迎亲队伍。母亲被一方陈旧的红盖头遮住颜面，被外祖父亲手扶上骡子的瞬间，伴着潸潸的泪流，她的求学之心彻底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