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父亲名叫李凤举，1977年3月逝世，距现在已有38个年头了，但是，他音容宛在，至今使我们当儿女的记忆犹新，永世难忘。
　　 据父亲在世时履历表中所填，原籍四川省古松县，但现在现址不详，我也无从考证。据父亲在世时回忆，当时全家六口人，自己的亲生父亲来崇信东庄早逝，两个哥哥为了革命，解放前先后参军至今无影无踪。我的父亲194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成为早期的崇信县地下党党员。参加工作37年来，永葆党的优良传统不变色，充分发挥党员的先锋模范带头作用，真正体现了一个老地下党员的革命本色，为中国革命和崇信县解放事业做出了卓越贡献。1952年在县党代会被崇信县委授予“优秀共产党员”称号，颁发解放西北纪念章一枚。他爱党、爱国、爱人民和公而忘私、无私奉献的献身精神，值得我们做儿女的学习和发扬。
　　 父亲为了革命，在艰苦岁月里日夜奔波，几十年来，为工作长期劳累，身患各种疾病，于1977年3月医治无效，不幸逝世，终年53岁。
　　 ——题记
　　
　　 父亲于1946年7月，由地下党员孟占奎介绍参加革命活动，8月经原平凉县潘家湾地下党员苟青山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后由保甲文书改任户籍干事。同年11月，被组织派到四十里铺同地下党员吕英才一起开办纸烟铺，建立地下联络站。1946年12月由于叛徒出卖，暴露后，即化名杏鴻献和游击队同往延安边区，任某武工队第三分队长。1948年4月返回平凉，任平东工委直属工委干事和崇信工委委员，主搞统战工作。当时的主要任务是控制国民党崇信县长和地方团队武装的分化瓦解工作。随着反动营垒的分化瓦解，进一步壮大了崇信地下党组织的力量，从而为崇信的和平解放创造了有利条件。1948年后季遵照中央指示精神，平东工委书记兼崇信工委书记张可夫，指派我父亲兼搞青年团工作，在铜城小学秘密发展朱学谋、张玉耀等几十名同学成为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员，并建立了“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铜城支部”，三月间，团支部在学校操场丈八寺召开了团员大会。父亲在会上讲了当前的形势，鼓舞了全体团员的革命斗志。1948年1月先后又发展朱学坤等几十名同志为地下党员，为解放崇信打下了坚实基础。
　　 解放后，父亲1949年9月18日担任崇信县县委委员、常委，1949年至1952年10月担任崇信县委宣传部长，1952年至1954年担任宁夏海原县委宣传部长，1955年担任固原地委宣传部长，1957年至1958年担任固原地委党校党支部书记，1966年至1969年担任崇信县黄寨人民公社管委会主任，1969年至1974年担任崇信县野雀农场主任，1974年至1975年担任崇信县教育局局长，1975年担任崇信县物资局局长。任职以来，无论担任领导或者干部职务，干一行爱一行，忠诚党的事业，兢兢业业、任劳任怨、一丝不苟，无私奉献，清正廉洁，一尘不染，时时处处以共产党员的标准严格要求自己，不贪不占国家的便宜。在他患脑动脉硬化、风湿性心脏病期间，自己给自己开中药吃，我多次劝父亲到平凉地区人民医院住院治疗，而父亲说：“到什么地方都吃一样的药，给国家增加那么多麻烦干什么？”1974年我平凉师范毕业后，父亲是教育局长，在工作分配问题上，局人事股股长说：“李局长，你有病，家里老母亲年龄大，把您儿子分到县城小学，照顾家里，你如果没意见就这么定了。”父亲说：“我家有困难，别的孩子家里还比我家困难大，他们怎么办？和其他学生同等对待，一视同仁，不要以为我是教育局长，给儿子分配工作就看面子，除城区外不管哪个学校都可以，你们定。”从此，教育局把我分配到九功乡于家湾小学任教。一次，我姑父从固原来崇信家里做客，和我父亲再一次交谈中对我父亲说：“你在教育局当局长，你又有病，把儿子调动到县城小学工作吧，既照顾家里和你，又能搞好工作，你却为什么把他分到农村小学？”而父亲说：“年轻人不分到农村锻炼去，分到县城干什么？我有什么好照顾的呢！领导都像我把自己儿子分到县城学校工作，其他不是领导的孩子怎么办？何况我既是共产党员又是局长，就更不能搞特殊化。我自己不沾国家的便宜，也不能让自己的儿子因为我是领导之便沾国家的便宜。”就这样我一直在乡下教书，直到1977年父亲逝世，组织部领导来家里看望家属时，一看家中老的老，小的小，需要人照顾，这才调我回县城第一小学工作，直到我光荣退休。
　　 父亲虽然不是出身于豪门世家和干部子弟的家庭，而是出生在一个穷苦家庭，从我记忆中，一生清平，身无分文，除解放后，家中唯一的家产，就是从地主家分来的三间上房、一孔窑洞，一个方桌，一对靠背椅，过去在床上用的床头柜，自己购置和我同龄的皮箱一对，再无其他家业。因他父母无钱供他念书，没念过几天书，大字不识几个。但他才貌出众，浓眉大眼，身材魁梧高大，眉清目秀，十分英俊，自学成才，心灵手巧，文武双全，技艺超群。父亲从小就是一个酷爱读书的孩子，心灵手巧，勤学好问，积极上进，刻苦钻研，虚心向别人学习、请教，不懂就问，不会就学，百学不厌，家中就有各类藏书上千本。在固原任地委宣传部长时，为了学习俄文，熟练掌握俄语知识，他常常抽空到固原中学向一名俄语老师请教，经过刻苦自学，能诵读简短俄文。在工作中，业余时间书不离手，从而，上知天文地理，下会琴棋书画，他自己学会了文学、剪纸、绘画、书法、医学、俄语等知识，不但剪纸剪得好，而且画花、鸟、风景画画的活灵活现，像真的一样。父亲业余爱好学医，在医学上擅长中医，特别是给人看病，临床经验和实践经验丰富，为无数病人解除了痛苦，分文不取。对治疗小孩“百日咳。”和成人“淋巴结核（别名“老鼠疮”）“颇有疗效，为治疗“秃疮”及”淋巴结核“研制的中药和贴的药膏有独道疗效。宁夏三营马氏和甘肃崇信刘家沟金明德夫人患“淋巴结核”长达12年之久，多次服用经我父亲开的中药和贴我父亲自己配置的药膏治好。在县城和乡下用他治“百日咳”开的药方，治好张圆圆，王新萍等患“百日咳”的孩子不计其数。在黄寨乡当主任期间，他发挥自己特长，利用下乡工作业余时间，得知他能看病的群众找父亲看病时，他就给人看病，为病人解除痛苦，分文不取，治好黄三喜、侯之臣等群众数不胜数，受到社会各界人士好评和称赞。
　　 父亲对马、恩、毛泽东等领导人著作学的十分精通，他对领袖的著作某一篇文章的某一段在那一页记得一清二楚。担任宣传部长、党校校长时，经常给县级干部、党员上党课和政治课，几十年来，一直受到领导干部好评。我父亲已去世几十年，至今听过他讲课的退休老干部还念念不忘，说父亲党课讲得好。
　　 我父亲在单位是个好干部、好领导，在社会是个好公民，在家里是个好儿子、好丈夫、好父亲。常言说：“当官不为民做主，不如在家卖红薯。”而他担任领导以来，为官一任，造福一方。他平易近人，从不摆官架子。和单位职工打成一片，对职工以礼相待，和睦相处，一视同仁。在同志之间从不把自己看成是领导，而是看成普通的老百姓，是人民的勤务员。无论在哪个单位担任领导，都以单位为家，急单位所急，想单位所想。在教育局、物资局当局长时，身患心脏病、脑梗塞等各种疾病，宁肯自己给自己开药方治病，不请假在医院看病，坚守岗位不动摇，直到生命最后一息。待同志如亲人，得知某一职工有病，还亲自到家前去看望，问寒问暖，帮助解决困难。在野雀良种场担任主任期间，职工马恒章身患胃出血，经常病发吐血不止，父亲派人找医生为他看病治疗，需要父亲为他开药方治疗时，一定会想方设法帮他治疗，受到农场职工的称赞和夸奖。父亲在张掖、平凉、泾川搞社教，以及在崇信黄寨乡当主任时，下乡到村里检查工作，深入到群众家里，与群众同吃同住同劳动，群众吃什么饭，他吃什么，从不挑剔。劳动时，和农民一起下地，累活苦活抢着干。当得知某一个群众有病，他给诊脉，在药书上查药方，买药，送给群众，分文不取。群众黄某、张学文等有些群众心里实在过意不去，给他送东西，他说：“我是共产党员，这是我应该做的事，你们的好意我心领了，东西绝不能收，请你们拿回去。谢谢！群众称他是党的好干部，群众的贴心人。在家里，父亲是个大孝子。他对自己的母亲体贴入微，在单位无论多忙，利用假日回家看奶奶。奶奶年迈，体弱多病，父亲经常请医生给奶奶看病，煎药、喂药、喂饭。有一次，奶奶病重时，那时县城没有出租车，连单位车都很少，既就是单位有车，他绝不会用单位车。所以，他背奶奶到医院里看病。奶奶住院后，他守在床边几天几夜彻夜守候，没有合眼，直到奶奶病情好转才离开病房。我的母亲从小出生在一个小商人家庭，她的父亲解放前开店以做生意为生，她从小受父母的娇惯，家里活都是雇下的佣人干。从而，母亲生性慢，母亲什么都不管，父亲既要工作又要操心家里一切事。有时父亲由于工作忙，急于上班，但母亲还把饭没做好，可他从不发火、骂仗、打架，和我母亲和睦相处，以礼相待，互敬互爱。父亲对待儿女无论在工作或者在穿着上要求十分严格，。一次，我参加工作后离家远，需要买个自行车，当我让父亲买时，父亲说：“我革命时一天走100多里路，哪有自行车骑，现在你们年轻人走一步路还要骑自行车，走路也是对自己的锻炼。”所以，在父亲的言传身教下，我们姊妹三人无论在为人处事上或者在待人接物上都严格要求自己，以平常心做人，以进取心做事，工作上勤勤恳恳，兢兢业业，一丝不苟。生活上艰苦朴素，勤俭节约，为人诚恳，老实厚道。我参加教育工作三十五年来二十多次获奖，受到全国、省、市、县委，团委，教委，少工委，授予“全国十佳少先队辅导员”、“全省、市优秀共产党员”、“全省、市关心下一代工作先进个人”等称号。2003年10月在北京光荣的出席了团中央、教育部、全国少工委召开的“第四届全国十佳辅导员表彰会”。这些成绩的取得，都与父亲对我从小的严格教育分不开。
　　 不是我把父亲说得好，而是父亲做得好。他无私奉献的高尚品质，不但值得我们做儿女的学习和发扬，也值得全国党员、干部学习和发扬。最后，我以一副对联献给我敬爱的父亲。上联：教子有方子孝媳贤持家和睦一轮明月，下联：报国无私赤胆心诚秉公廉洁两袖清风，横批：德孝两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