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人的称谓既庞大又复杂。有爸爸、妈妈、爷爷、奶奶、叔叔、姑姑等，有老师、教授、师傅等，有省长、市长、县长、局长、主任、书记等，说也说不完。对我而言，还是小杨、老杨与杨老的不断“加深”的称谓，让我感受颇深，套用一句酒的广告词——回味悠长。
　　 文革前，我们的教育事业虽然有了长足的发展，但机关单位仍然缺少知识分子。初中生可以挑大梁，高中生是个宝，大学生基本上没有。高中毕业后统一分到粮食部门工作。一句“小杨”的称呼让我从里到外感到温暖。从此，“小杨，小杨”的称呼就不绝于耳。
　　 由于领导的支持，同志们的信任，加上自己高涨的工作热情和有文化知识的支撑，很快就成为了粮食业务的里手行家。一句“小杨”，领导交付的任务，可以几天几夜连轴地转，没有一句怨言。记得工作不久，湖坊粮站的丁站长推出一辆自行车，叫我骑车到五公里外的上港粮库拿钥匙。要知道，那时候我还不会骑自行车，但是又不敢说，只有硬着头皮推着自行车，在公路边有石块的地方跨上自行车慢慢骑，因为个子比较高，看到汽车来了，就单脚落地停下来。就这样骑骑停停地完成了领导交办的第一个单独任务，也从此学会了骑自行车。同事们的一句“小杨”，拿起牙刷毛巾即刻就跟着他们下乡，或按农村生活安排，吃住在社员家里，二十天、一个月；或参加创建“四无粮仓”活动，爬高爬低刷石灰水、薰蒸杀虫。钻木板仓的地垄洞打扫卫生。有一年夏粮入库前，大家在永平粮管所搞“四无粮仓”活动时，在一座木板仓的地垄洞里，被蛇咬伤了一次，幸好这是一条无毒蛇。所以至今如果谁提起蛇的话题，我还是心有余悸，真是“一朝被蛇咬，三年怕井绳”。
　　 伴随着一句句“小杨”的称呼，生命就像一支蜡烛，火苗一窜一窜地燃烧着。我十分欣赏著名作家王蒙的一句话：生命就是要消耗。直至有一天，一位半生不熟的人前来办事对我叫老杨，我才意识到：哦！原来我也进入到老杨、老李、老王的“老”字号行列了。不是吗？在单位是业务骨干，也提为中层“小头头”了；在家里，儿子已经结婚成家，不久孙子或孙女又将出生，我要做爷爷了。办公看文抄写，眼睛视力也大不如前，是乎要戴老花眼镜了。是的，岁月如白驹过隙，已经在头上的显著位置长出了几根华发，眼角的皱纹也如雨后地面的水流，在向前爬行延伸。
　　 这段时间是小杨老杨称呼并存的时期。有时候静下心情时，我会想，真是岁月不饶人，昨天、今天、明天，真是变化太快了。年轻的时候，以为称“老”是成熟、稳重，喜欢向人们自我显示老。真正到了中年可以叫老杨的时候，又感到不服气：难道真的身体不行了，工作不行了？为了不服老，仍然和年轻人一样工作干在前：搞中心工作一样上山下乡吃住在农村基层。干粮食保管，一样进仓薰蒸施药杀虫。当任国家粮库筹建施工工作时，无日无夜地沉浸于建设管理，一丝不苟、严格的管理态度至今还被当年的工人所称赞。
　　 终于有一天，在市场买菜时，一位中年妇女叫我老人家时，我还不服气地说：“我有那么老吗？”
　　 其实那时也才50岁刚刚出头。不过由于遗传关系，白头发已经稀稀拉拉占领了不少“地盘”。叫老人家也顺理成章。同时，老人家也是一种尊称。
　　 九十年代开始的粮油市场放开，推动了国有粮食机构的改革。国有企业改革，说到底是对人员的处理。企业职工下岗分流往往是国企改革改制的标志。就这样我也被“改制”了。
　　 按照民间俗成的说法，不到60岁没有转“花甲”不算老人家。此时，不服老的我迅速加入了“打工仔”的行列。八年来主动出击，既给私营企业老板打工，又被国家机关单位“返聘”，甚至是公安机关。既在本地找事做，又到山区管理水电工程开发，还到了经济高速发展的上海务工。
　　 八年的“打工”经历，体验还是国家单位好。工资虽然不高，但心情舒畅。在私人企业打工，老板一句一句“老杨，老杨”地分配任务，要求严、时间紧，不准出一次差错，当然这是应该的。出了差错没有原因解释，就狠狠批评你，不，是骂你。甚至被“杀掉”（我打工的林老板把辞退工人，说成是杀掉几个人）。有的私人老板还要拖欠甚至想赖掉工人的工资，我就有3000多元的工资至今没有拿到打了水漂。
　　 在国家单位打工则绝然相反，把我们“打工仔”都尊称为“返聘”人员。在某公安部门工作时，从领导到民警都尊称我“杨老”。一句“杨老”称呼叫得我心情舒展，劲头更足。办公室主任是位年轻的女民警，为人诚恳仁慈。她那带着德兴口音的普通话“杨老”“杨老”，如银铃般甚是悦耳动听。为了这份尊称，写宣传报道、汇报材料或迎接考评检查等准备文字工作，往往两三天日夜准备，也心甘情愿在所不辞。
　　 人生的轨迹，从出生那天，邻居叫“杨仔倪”开始，经历了小杨、老杨与杨老的过程。不同时期都有着一份眷恋，一份爱意。不论当时是什么心情，现在都烟消云散了。“夕阳西下”是我的昵称。在几个网站上都以此注册。夕阳虽然要西下，但是东方的地平线上永远会升起新一轮的红太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