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安派在中国文学史上的地位非常重要，它具有某种划时代的意义，中国文学自庙堂而至民间，在文学理论的层面而言，公安派起到了承转的作用。公安派的文学理论，从反对前后七子拟古开始，它主张通变，认为文学形式和内容，都要随着时代的发展而变迁，“世道改变，文亦因之，今之不必摹古者，亦势也”（袁宏道《与江进之》），文学形式也是“代有升降，而法不相沿，各极其变，各穷其趣”（袁宏道《叙小修诗》）；文学创作手法上，公安派主张“性灵说”，提倡独抒性灵，不拘格套。认为创作要表现出作者个性，表达自己的真情实感，“性之所安，殆不可强，率性所行，是谓真人”（袁宏道《识张幼于箴铭后》），进而主张“言人之所欲言，言人之所不能言，言人之所不敢言”（雷思霈《潇碧堂集序》），表现出对传统的叛逆和政治抗争；公安派还特别推重小说、戏曲等通俗文学，倡导文学从民间汲取营养，闾里妇孺“无闻无识”却是“真人”，“故多真声”（参袁宏道《叙小修诗》），这就把民间文学和通俗文学提到了很高的地位。
　　 公安派的文学主张与李卓吾的文学思想有什么关系？在不绝对的意义上可以认为：公安派的文学主张就是李卓吾的文学思想。
　　 袁氏三兄弟与李卓吾的关系，事实上是师徒关系，他们结识李卓吾时还很年轻，三兄弟与李卓吾都有密切交往。万历二十一年（1593），他们甚至一起到访麻城，与李卓吾讲文论学达一月有余，其事见袁中道《柞林纪谭》。袁宏道更是李卓吾最得意弟子，二人在文学上的观点尤为默契，公安派“性灵说”的思想渊源正是李卓吾的《童心说》。
　　 如此认定并不是质疑公安派文学理论的原创性，恰恰相反，正是袁氏三兄弟才使李卓吾在文学上的思想得以充分表达。李卓吾是一个思想家，文学思想是他思想中的一个方面，但他在文学上的自身成就并不突出，直接表达的文学思想也不成体系，从这个意义上说，李卓吾文学思想虽堪称公安派理论先导，袁氏三兄弟比之李卓吾却是青出于蓝。
　　 李卓吾文学思想固然难成体系，其在某一方面的主张又非常深刻，诸如说到写作需要某种“发愤”状态时：“世之真能文者，比其初，皆非有意于为文也。其胸中有如许无状可怪之事，其喉间有如许欲吐而不敢吐之物，其口头又时时有许多欲语而莫可所以告语之处，蓄极积久，势不能遏。一旦见景生情，触目兴叹，夺他人之杯酒，浇自己之垒磈，诉心中之不平，感数奇于千载。既已喷玉唾珠，昭回云汉，为章于天矣，遂亦自负，发狂大叫，流涕恸哭，不能自止。宁使见者闻者切齿咬牙，欲杀欲割，而终不忍藏于名山，投之水火……”（《焚书••杂述》）这里要表达的是作文要有感而发，李卓吾却只把它归于“发愤”，由此也可见李卓吾思想的“斗士”倾向。
　　 同一文中李卓吾谈到文学的功用意义：“尧夫云：‘唐、虞揖让三杯酒，汤、武征诛一局棋。’夫征诛揖让何等也，而以一杯一局觑之，至渺小矣。呜呼，今古豪杰，大抵皆然。小中见大，大中见小，举一毛端，建宝王刹；坐微尘里，转大法轮，此自至理。”这些观点揭示了文学的社会功用：以文学的方式干预生活，认识也非常深刻。
　　 总结综合李卓吾在文学上的直接主张，大约有以下几点：一是主张以“童心”、真心来创作，提倡文字要表达真情实感，要说“迩言”，迩就是近，要贴近生活关注民生，表达民间的真实想法和愿望；二是倡导“自然”和“发愤”，主张文字要表现自然之美，要追求心灵的释放，还要有愤世嫉俗的气质；三是认为文字要表达思想，不可堆词砌句，他特别重视小说和戏曲，认为民间文学有着鲜活的生命力，要求打破传统对它们的轻视，提升小说和戏曲在文学上的地位……比较公安派的文学主张，李卓吾文学思想的影响显而易见，说公安派文学主张就是李卓吾文学思想也不为过。
　　 李卓吾为什么青睐小说、戏曲？一个根本原因是他直观到它们的功用，以比拟的方式虚构故事，可用来讽喻现实，表达某些欲说不能的见解。若论对生活的影响和干预，很多文学形式都有这个功能，但要么过于直接要么必须晦涩，或易招致事端，或因受众面小而削弱影响力。可以虚构的小说、戏曲却不这样，它们形式灵活，内容丰富多彩引人入胜，表达思想淋漓尽致，假语村言，又容易避开过于直接导致的风险。比较其它文学形式，小说、戏曲更容易表达人们本能的“欲望”，容易表现出文学感和艺术性，人们喜闻乐见，其影响力也就越大，影响范围也就越广，这些都是李卓吾看重它们的重要原因。
　　 既然如此看重，李卓吾为什么不直接参与创作？这是一个平庸的问题，作为一个思想家的李卓吾，用直接的方式表达思想都恐不及时，哪会有时间和精力去创作小说或戏曲？真那样也未必就行，不同文学形式需要不同的艺术技巧，李卓吾的“思想”更可能直接导致其文学感不足，或者他也只适合做个“文学评论家”。
　　 小说、戏曲的产生、发展和第一次高峰在李卓吾之前，李卓吾又不是一个创作者，但他对它们后来的发展助力很大，这首先表现在李卓吾是一位开小说、戏曲等文学评论形式先河的人。
　　 李卓吾对小说、戏曲后来发展的影响，更表现在自李卓吾文学思想而来的公安派、竟陵派、临川派等对后世文学的间接影响，小说、戏曲等民间通俗文学形式，在李卓吾之后事实上成为中国文学发展的主流方向。李卓吾不是对此有助力之功的惟一一人，但他无疑是其中很重要的一个人物。
　　 公安派之后，新的文学流派仍层出不穷，但其后的主要文学流派，已经很少在小说、戏曲等地位上计较，通俗文学进入主流文学形式已成定局。竟陵派在公安派不久后既已出现，它反对公安派过于俚俗化，提倡“幽深孤峭”追求标新立异，却也反对复古拟古，主张“性灵”（内涵与公安派略有不同），实际上是对公安派后期过于流俗做出修正。“临川派”由明代戏曲大师汤显祖创立，其名作是《牡丹亭》，汤显祖也是李卓吾的朋友和追随者，他的戏剧作品具有强烈的反叛封建伦理教化和追求个性解放的倾向，显然受到了李卓吾思想的深刻影响。汤显祖的“至情说”，冯梦龙（明代著名文学家、戏曲家，“三言”：《喻世明言》《警世通言》《醒世恒言》作者）的“情感本体论”，与李卓吾文学思想显然都有密切关联。
　　 李卓吾因“思想”获罪于当时后世，但他思想中的文学主张，却并没有像其它主张那样遭受封禁。
　　 新加坡陈允洛先生《李卓吾集评》一文评其“文学启发的功绩”：“关于文学方面，其建树与影响力极大，却未受阻挠，至今令人称道，即公安派之文学运动，与小说、戏曲评点批注风气之流行也。”另一位新加坡华裔学者陈敬贤，在其《中国革命先锋——明末名学者李卓吾》中，也对李卓吾在文学上的贡献充分肯定：“读到文学革命，李卓吾确是一位值得钦佩的先知先觉，他在思想史上，文学史上，毕竟占着崇高的地位。”
　　 认为李卓吾在文学主张上是先知先觉并不夸张，新文化运动时胡适在《新青年》上发表文章《文学改良刍议》，曾提出过文学改良八项主张，其中有好几项都是李卓吾三百年前已提出过的。这种状况甚至直到当下，我们现在的文学培训甚至学生语文教学中，是不是很多观点还在延用着李卓吾当时主张？李卓吾的文学主张，甚至连贬损他的后世学者也无形中接纳下来，比如骂李卓吾一如猪狗的清代学者纪晓岚和金圣叹，一个著短篇志怪小说集《阅微草堂笔记》，一个继李卓吾之后也评起《水浒》。在《水浒》评论版本中，李评和金评同为当今世人所重。
　　 李卓吾在其《童心说》中，对文学形式的发展曾下过这种论断：“天下之至文，未有不出于童心焉者也，苟童心长存，则道理不行，闻见不立，无时不文，无人不文，无一样创制体格文字而非文者。诗何必古选，文何必先秦。降而为六朝，变而为近体；又变而为传奇，变而为院本，为杂剧，为《西厢》，为《水浒传》，为今之举子业，大贤言圣人之道，皆古今至文，不可得而时势先后论也。”真可谓一言中的，这以后小说、戏曲等民间通俗文学形式果然打破了传统垄断，明清小说、戏曲等在文学史上逐渐取得了与唐诗、宋词、元曲相提并论的地位。
　　 文学形式的发展不以个人意志为转移，但关键节点重要人物的出现，也可能促进或延缓发展的节奏，甚至影响后来发展的方向。在小说、戏曲等民间通俗文学的发展上，李卓吾从理论上为它们争取地位，无疑促进了它们的发展，甚至影响到它们后来的文学价值和社会功用。个人创作小说大约在李卓吾之后出现，这种小说开始摆脱史的束缚而为政治服务，越发显示出其不可忽视的社会作用。
　　 明清小说和戏曲的发展成就举世瞩目，前三部中国著名古典小说之后，晚明又诞生了《三言两拍》等拟话本创作，《金瓶梅》开文人独立创作白话小说之先河，此后世情创作小说大量涌现……进入清代，虽然政治、文化专制更为严酷，小说和戏曲等文学形式发展态势却盛况不减，《儒林外史》《红楼梦》《聊斋志异》等优秀作品不断涌现，号称国粹的京剧也诞生于其时，这些都标志着中国小说、戏曲已发展到一个更高峰。
　　 对小说、戏曲等通俗文学形式在文学地位上的明确肯定，发生在中国近代，自梁启超发现“小说有不可思议之力支配人道”（梁启超《说群》），小说的地位被骤然提升。五四文学革命时，小说的社会影响和战斗力进一步被发现，胡适、陈独秀等人甚至提出白话小说是中国文学正宗的命题（参胡适《文学改良刍议》），小说和戏曲等通俗文学形式的地位终于获得历史认定。在中国革命的历史进程中，小说和戏曲等更客观地发挥了巨大作用，这使它们的地位更加稳固，而在这些作用之中，我们时时都能看到李卓吾文学思想的影子，这种状况直到现在。
　　 六、李卓吾思想理性评判
　　 要对李卓吾思想作出深刻理性评判，首先必须明确李卓吾思想的基本属性，学术界对李卓吾思想历来存在很大争议，大到连他的思想究竟是什么都难以统一，李卓吾被号称“出入三教”，对中国传统文化多所涉猎，除了在道家思想上创新有限少有人归属外，其思想属于儒家或佛家的说法都有，主流观点认为他属于儒家，但也有不少人认为他是儒家叛逆，后种观点有很多“证据”，诸如他反对以孔子是非为是非，对儒家经典多所质疑，更对程朱理学大加鞭挞等。李卓吾被称为中国近代思想的先驱，他的很多后世支持者，也乐于将他与传统儒家划清界限。
　　 李卓吾自己却很多次自诩“真儒”。如《初潭集序》：“夫卓吾子之落发也有故，故虽落发为僧，而实儒也。是以首纂儒书焉，首纂儒书而复以德行冠其首。然则善读儒书而善言德行者，实莫过于卓吾子也。”直到被捕入狱大金吾置讯，李卓吾还辩白：“罪人著书甚多，具在，于圣教有益无损！”（袁中道《李温陵传》）李卓吾所言不虚，事实上他思想的核心一直是儒家思想，他以道、以佛也都为“入儒”，批判程朱理学和传统儒学，只因他认为其中舛误太多，道学家们更是言不由衷虚伪、霸道。
　　 李卓吾抨击儒家经典，反对把孔子作为偶像来顶礼膜拜，但他并不反对孔子其人，甚至还认为孔子无财无势，能让那么多弟子无怨无悔的舍身相随，总有其过人之处；他“非圣无法”的目的是要重建儒学，李卓吾曾对汪本钶说：“大丈夫生于天地间，太上出世为真佛，其次不失为功名之士，若令当世无功，万世无名，养此狗命，在世何益？不如死矣。”（汪本钶《哭李卓吾先师告文》）可见深藏其内心者，一直是儒家立德、立行、立言的“三不朽”入世思想。或者李卓吾目标更大，他主张三教合一，其在《三教品序》中明言：“三教圣人顶天立地，不容异同明矣。故曰天下无二道，圣贤无二心。”他这是要将三教一统麾下，踏在前圣们的肩膀上站到更高。
　　 李卓吾确也为这个目标一直努力，但他对儒家学说破坏有余、重建不足，以至儒家学说的欺骗性在他这里被戳穿，一地鸡毛，狼狈不堪……他实际上又是儒家学说的破坏者，这样的结果加之他的“狂狷”不羁，让很多人不认可他是个儒者。在戳穿道学家之伪并与之激烈论辩中，李卓吾思想还走向极端，并衍生出很多近代思想，成为中国近代思想的先驱。后世推崇近代意识的人，也不愿把他归属于儒家，这更多是某种情绪。但评判李卓吾思想，必须有一个客观理性的态度，不能以自身的好恶，更不能想当然。
　　 李卓吾自幼接受的教育是程朱理学，尽管他很抵触，不认可程朱理学的观点，但对其提问的方式已潜移默化，这就先入为主地奠定了他儒学的基础；李卓吾四十岁时又接触到陆王心学，尽管心学形式上对立于理学，也仍属儒学一种，李卓吾深入研究成为其中一员，更使其儒学的基础根深蒂固；这之后李卓吾接触佛学和道学，但一开始就是以它们为工具，意在“入儒”，也就是用它们来解读儒家学说。云南姚安李卓吾一度痴迷佛学，差点忘本，但致仕不久就与耿定向发生学术争论，迈向佛家的脚还没有落地，又抽回来站在了非常坚固的儒学基础之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