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八月十八日起，中央电视台连续播出六集专题片《法治中国》，其中第二集是“大智立法”。在我们这样一个法制还不很健全的国度，加强立法、加快立法不仅是广大民众的迫切要求，更是执政者自觉的行为约束，但不能胡乱立法。
　　 目前我国法律多由行政主管部门提出，经专家学者讨论后，由人大常委会审议、批准，再交由行政主管部门实施。这种立法程序容易滋生以权谋法——以法谋权——以权谋私的消极腐败现象。如果一部法律掺杂了太多的部门利益，人们就有理由怀疑这部法律的权威性和公正性。
　　 我们曾经为了规范人们孝敬父母，制定法律，规定每年回老家看望父母不得少于几次，还曾为了规范人们阅读行为，制定法律，规定每人每年必须购买多少图书。恍惚一夜之间，我们已经跨入世界上最讲法制国家的行列。假以时日，我们甚至可以“自豪”地向全世界宣布，青年男女找对象、购买婚床都有法可依。“法律”甚至可以规定，为了显示公平，哑巴只能找瞎子，瘸子只能找侏儒；为了民族遗传杂交优势，南方人只能找北方人。“法律”还可以规定，洞房床的大下不能少于2.5个平方，材料的品种不能选择白杨树，毕竟选择不同的床可能会对四周紧邻产生影响，新人压在上面“吱吱嘎嘎”声严重的会吵得隔壁人家睡不好觉。你可以规范人们的某种行为，你怎么能规范别人的思想？
　　 思想自由是现代社会的基本人权之一。一年回老家几次，看望父母几回；一年想买几本图书，买什么样的书，是个人思想的自由，关法律什么事？人类社会为什么要建立道德体系？盖因有些社会问题不能用法律解决，道德可以是法律的补充。这样的问题浅显易懂，可是我们就有一些专家、教授，喜谄媚，装糊涂。每当政府出台一项不符合国情、社情、民意的法规、规章，总有一些专家、教授跟着叫好，让人简直要怀疑他们的智商。时间长了，这些人渐渐自以为是，你看我们的立法，专家教授都叫好，自然我的管理水平就高呢。行政管理者们就是这样被宠坏的。这些从“文革”走过来的、整天作吹鼓手的教授，还是真正专家、学者吗？
　　 不可否认，经过前三十年不同形式的政治运动，具有风骨的学者日益稀罕，更遑论学识、人品堪称楷模的学人。比如已故作家徐迟，“文革”后曾以一篇报告文学《哥德巴赫猜想》，以数学家陈景润为楷模，激励整整一代人去追求真理，勇于探索科学，但在“大跃进”年代也曾写过“亲眼所见”亩产上万斤谷子的农业合作社，文字还发表在《人民日报》上，从未见他公开反省、道歉过。再比如还健在的余秋雨先生，你不能不佩服他那如花妙笔和飞扬文采，但一想到他连直面自己在“文革”中充当文字打手的历史而不敢承认，心中他那高大的形象立即坍塌。无论是个人还是团体，甚至是全社会，犯了错误就应该反省。没有反省，就不肯忏悔，我们不必指望这些人的灵魂能够得到救赎和净化。
　　 在那场史无前例的浩劫中，一些人，初期是打手，后期成为牺牲品。浩劫之后，人人争先恐后展示伤口，控诉受迫害经历，却对曾经的害人行径只字不提。他们的心灵早被扭曲，人性还剩多少，谁也不好说。经历多次政治运动，能活下来的人基本都说过违心的话，做过违心的事，既有被宣传后的盲从，亦有恐惧中的自保。有多少人反省？巴金在晚年写下《随想录》，直面“文革”带来的灾难，直面自己人格曾经出现的扭曲，这份勇气实属不易，但他对美学家朱光潜的谩骂一事却只字未提。
　　 近来网上有人热议，我们国家正在老去的一代学人或许是史上最没有正义、最没有修养的一代。他们或戾气深重，倾向暴力，或喜谄媚，甘做权贵口红。“文革”几乎贯穿这代人的青壮年时期，时代在他们身上留下了深深的烙印。当新时代来临，他们已经进入难以被改变的固执年龄，成了彻底的政治牺牲品。
　　 虽然不愿意面对，但不得不承认，近代中国，德艺双馨的学者、名家，还是要到民国时期去找，才更名副其实些。未来中国，若不重拾传统，还以投机取巧沾沾自喜，靠挖空心思出人头地，而不知修身养性，则教授与叫兽无异，学者也只会“血宰”，何谈民族振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