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成元、陈风藻被处决后，日本特务机关对张文斌采取了特殊保护措施，派警察宪兵轮番看护。张文斌也如惊弓之鸟，整日钻在家里不肯露面，行动更加慎之又慎。
　　 除掉张文斌困难重重。
　　 中共杨县县委决定：处决张文斌的方案由县委委员、县委宣传部部长张鸣同志具体负责组织和指挥。1944年3月张鸣在距离县城二华里的瓦窑头村一个地下党员家中召开第一次碰头会。参加会的人有：县委宣传部长张鸣、我爷爷、敌工站站长杜智兵三人。他们仔细研究了杨县地区处决叛徒李成元、陈风藻后的形势。大家分析：处决李元成、陈风藻两个叛徒后，张文斌已成为日伪特务在杨县地区手中仅有的一张王牌。敌特机关密令宪兵队、警察所，对张文斌采取着极其严密的保护措施。张文斌下临汾，上太原，都是戒备森严，专车护送。这次处决张文斌，再施计设法把他诱出城外，已无条件实施。最后决定:派人进城除奸，虎口拔牙。
　　 他们三人都清楚：派人进入日军重点把守、戒备森严的杨县县城，其风险是不言而喻的；但实施这一方案的有利条件也比较多:县委城工部在城内的地下工作，有一定的基础；在伪警察所、警备队内有地下党组织和各种可以利用的关系；作为城工委书记的我爷爷与张文斌关系深厚，可以利用这一有利条件，监视他的行踪；执行人员进城出城，通过合法手续有把握。同时，也预测到执行人员这次进城，可能出现的三种结局：一、按原定方案，完成任务，顺利出城。二、任务完成，执行人员遭到抓捕和牺牲。三、任务没有完成，人也回不来了……
　　 进城处决方案在瓦窑头村碰头会上确定后，经县委讨论研究通过，报请地委审批。方案经地委批准后，县委决定处决张文斌具体由分管城工委工作的县委委员、县委宣传长张鸣负责。执行人员在武委会内挑选了林全信和苗海生。武工队队长林全信智勇双全、胆大心细、武艺高强、弹不虚发、百发百中、双手能使盒子枪，位居杨县“四小天王”之首；武工队员苗海生则年轻、机智、灵活，人称“山里豹”。
　　 人选确定之后，杨县县委书记张炫，在县委驻地吴儿峪，召见了林全信、苗海生和林全信的亲属。传达了地委关于处决张文斌的指示和要求；讲了县委的决心和关于人选的决定。张炫叮嘱林、苗二位说：“这次任务非同寻常，风险极大，事关身家性命，你们二位要制定周密计划，不能有丝毫侥幸心理。”
　　 县委书记张炫在吴儿峪部署完工作后，随即在广胜寺北霍渠水利委员会治水员，我地下党员、城工委组织委员张宗宝的掩护下，以水利委员会工作人员身份，潜入日军重兵把守的杨县县城，住到了张宗宝家里。当晚召开了地下党支部会，听取了我爷爷关于处决张文斌准备工作的情况汇报，并对下一步行动，做了具体安排和布置。张炫出城后，派县委宣传部部长张鸣，前往城区附近，坐阵指挥。
　　 林、苗二人与县委书记张炫分手后，即和城工部长杜质兵一起来到城区附近待命。考虑到执行人员的人身安全，决定林、苗二人空手进城和出城。处决叛徒的两支手枪，由地下党组织派人事先秘密藏到城外的一座简易桥下，我爷爷派地下党员、城工委副书记刘文奇负责取出枪并利用经常与守城门的鬼子、伪军士兵交往较多的有利条件，将两支手枪藏在腰里，带进城，亲手交给了我爷爷；我爷爷把枪带到了刘杵儿家中；接着我爷爷又让警备队的内线工作人员王一民、卢己诚，开好两张进城的通行证，送到城外，交给了林、苗二人。
　　 11月17日上午，我爷爷提着菜篮子亲自到东街口等候。中午11时许，二人按照原来约定的时间，到达东门。由于有人陪伴和接应，林、苗二人顺利通过东门岗哨和吊桥进入城内，在东街口与我爷爷碰头后，一起绕道到了刘杵儿家里。
　　 刘杵儿看到林全信和苗海生进了门，立刻端出热腾腾的一大碗肘子和一大碗丸子。林、苗二人，一见大喜：“啊呀，好久没闻到肉味了，今日提前过年。”说罢就要动手，刘儿杵笑着说：“这饭菜也是组织上安排的。这肘子，是说这次任务安排得周到严密；这丸子嘛是指完成任务顺利。”林、苗二人听罢放声大笑：“哈哈，还是母亲想得周到。”说着狼吞虎咽地吃了起来。
　　 饭后，我爷爷向林、苗二人介绍了城里的情况。林、苗二人原计划在晚间行动。我爷爷传达了城工委的意见：如果晚上行动，敌人巡逻频繁，又关了城门，不放吊桥，行动后，出城困难；处决叛徒后，敌人察觉，定在城内搜查，不便隐藏。同时，晚上行动，敌人定然怀疑是城内地下党组织所为，这将危及地下党组织的安全；通盘考虑，决定白天行动。
　　 当晚我爷爷派地下党员韩俊祥带领林、苗二人，趁着夜深人静，从学东巷到学西巷，察看了行动路线和周围环境，对张文斌住地地形和周围情况、活动规律又仔细地查勘了一番。我爷爷又安排住在张文斌院内的我敌工人员张仰汉，严密监视张文斌与他妻子高雪娥的动态；同时又指派李世民、张天居夫妇，前往张文斌家佯装看打麻将，以防不测。
　　 1944年11月18日早饭后，杨县县城内像往常一样，铺面、商号都陆续开业。街上行人熙熙攘攘。我爷爷探听到驻在张文斌家附近的警备四中队有事出城，敌宪兵队和警察所也无异常动静；我爷爷挎着菜篮踅到“复兴面铺”檐下，开始等候监视张文斌动静的张仰汉。
　　 这当儿，张仰汉正在张文斌家中看打牌。麻将桌上，张文斌连输数盘，心情沮丧，“不打了，不打了，昨天夜里尽作恶梦，今日手气不好，不打了!”说着把牌一摊，就要收场。张仰汉慌忙挡住，“张兄再打几圈，定会时来运转，保管赢!”这时，张文斌老婆高雪娥也说：“当主家的咋好意思扫大伙的兴？耍！再耍几圈。我打壶水就来接替你。”边说边抱着孩子、提着水壶走出了门外……屋里的人一边说笑着，一边又打起麻将来。张仰汉把张文斌稳在麻将桌上，说他要到学校上课，便匆匆离开张家院，从学西巷走出，向等候在面铺前的我爷爷伸出三个指头，传递了暗号，示意一切正常，可按原计划行动；我爷爷抽身转回刘杵儿家里告知了林、苗二人。因林、苗二人不认识张文斌，我爷爷就告诉他们二人说：“打牌人当中只有张文斌戴近视眼镜。”林、苗二人即刻装扮成临汾上来的日本高特三白的便衣警察，佩带好枪支，大模大样地向张文斌家走去。
　　 张文斌住在他家四合小院的北房。林、苗二人进人院内，机警地扫视一周，看到院内没有守护人员，即向北屋走去；北屋的人，认为林、苗二人是看打牌的闲人，他们的出现并没引起在场人的异常反应。站立片刻，林全信问：“我们是警察所的，哪位是张文斌先生?”戴近视眼镜的张文斌起身回答：“我就是，请问有什么事？”苗海生说：“三白队长今早从临汾来，梁所长（梁中毅）叫我来请张先生有事相商。”张说：“你们先回去告他，我随后就到。”林接着说：“我们回去不好交待，所长让我们同张先生一块去。”林、苗二人一再催促，张文斌就是不动，仍旧打牌。原定计划是把打牌的人留在内屋，将张文斌带到厅间予以处决，这样屋内的一个人也跑不了，消息不会马上外传，便于执行人员撤出县城。然而，张文斌拒不随行。——叛徒李成元、陈风藻被处决后，张文斌格外警惕，想等警卫员回来。情况有变，如不当机立断，延误时机，后果不堪设想。二人对视了一下，神枪手林全信，迅速抽出早已压弹的手枪，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举枪向张文斌射去，正中印堂穴位。顿时，张文斌应声到地，屋里人见状，慌作一团。断后卡门的苗海生手握手枪大喊：“谁也不准动，谁动打死谁!’’这时一个惊恐万状的妇女，急忙往炕上爬。苗误认为这个女人是张文斌之妻高雪娥，就扑上炕去抓，围观打牌的张天居紧步上炕，抱住这个女人，朝苗东海大声喊：“好汉饶命，这个女人是我的老婆!”苗一细看，与事前介绍的高雪娥的特征有异，便松手跳下炕头。此时，林、苗二人扫视，发现四个打牌的人，已经跑了一个。二人当即撤离现场。刚出大门，因迷失方向，刚才逃跑的那个人又返回来了，正碰上迈出大门的林、苗二人。那人吓得晕头转向，上下牙齿，吧吧直响，一句话也说不出来。苗对这个人说：“没你的事，赶紧回去。”这个人一听饶了他的命，便转身跑回了院内。林、苗随即将大门上了锁，把所有人锁在院子里，由学西巷向集道街口走去。早已等在街口的我爷爷见到二人，晓得任务己完成，当即接过二人所带枪支，藏在刘家祠堂后边的玉米杆内，急引二人朝城东门走去。到东门口，向接应在那里的我地下工作人员伪警察所班长卢佐良打了招呼，顺利通过了城门吊桥。
　　 这时日寇特务机关接到报告，日军洛合顾问一面急令宪兵大队关闭城门，警察所、警备队全部出动，挨家挨户搜查，一面又急电宪兵队队长三白。三白接电话后，立即乘车赶往张文斌家，急令活捉打死张文斌的武工队。倾时，城内大乱，满城风雨。人们互相传说：“八路军进城了，西街打死人了。”
　　 我爷爷先是趴在张文斌的尸首上嚎啕大哭，几欲气绝。接着又亲自置办棺椁寿衣，边哭边亲自给张文斌洗身穿衣，往棺材里放置随葬物品（大量秘密资料），最后又扶棺护灵，在坟上哭了几个时辰……日本宪兵队长探察到：事发时，张仰汉正在学校上课，不再怀疑；张天居当时在打牌现场，遂将张天居抓捕扣押，严刑烤打，灌肥皂水、辣椒水、活埋至腰、假枪毙。张天居一口咬定：“不知道。”敌人用尽各种于段，反复折磨达半年之久，未得到丝毫口供，在党组织的营救下，张天居最终获得保释——我上学时，张天居是我母校的副校长，时兴贴“大字报”的年月，开会时有人揭露他“变节投敌”，责令他“坦白”并说出“自己的同党”。两天后，人们在汾河滩里发现了他的尸体。我们一伙学生在汾河岸边看到，他的脑袋陷在沙滩上，像个滚圆的大冬瓜。打这后，我们逃学游泳的野性散失殆尽。
　　 我把爷爷的故事写出来，交给了党史办的张主任，张主任又交给了分管党史办的常务副部长——我姑姑。我姑姑说，大体框架可以，但有些问题交待得不清，拿捏得不准。比如，叛徒张文斌的老婆与孩子是死是活？死，是怎么死的；活，隐藏到哪里去了？再比如，抗战期间，斗争残酷，爷爷装疯卖傻是革命的需要，那建国后一派莺歌燕舞，还有必要“装”吗？这既不符合逻辑，又绝不可能是事实。张主任惋惜地摇头说，朱部长脸色很不好看，这事弄不好就砸锅啦！别的不说，为了你的工作，还是下些苦功再挖一挖吧。
　　 我一问到“除奸”的事，爷爷就打杈:“什么？出钱？出钱的事咱不干。来，爷爷教你不用掏钱。”这里说的“教”是教我练拳。爷爷自1925年参加泸案“后援会”起就开始边读书边习武，家乡的拳术“通臂”、“小鬼吃蒜、铁八揞”“连环套”，还有刀枪剑戟样样精通。现今我家院子里，树上吊的有沙袋，地下摆的有石锁，从我八岁上爷爷就教我练这些玩意儿。早上起来，爷爷常常不准我撒尿，要我练“三进步”把尿变成汗排泄出去。一提“教”字，我就尿泡转筋……再调查其他当事人，那更不行:他们全不在人世了；我爷爷是唯一的幸存者。半年多过去了，我五易其稿，但张主任脸上的愁容越积越厚。忽然有一天，我灵光一闪，在“山里奶奶”身上找到了办法。我买了两箱特仑苏奶、一篮土鸡蛋去山里看“山里奶奶”。我掏出填好的“干部调动表”，对她说，奶奶，我想调动一下工作，你给我爷爷说说，让他发个话叫我姑姑在这上头签个字。“山里奶奶”一边给我和面做饭，一边问，你姑姑签字顶用？我说，姑姑是常务副部长兼任着编办主任，只要她签了字，就一路绿灯了。“山里奶奶”说，那好办，你先把那张表装起来，甭叫我这老鼠记性弄丢了；七月初八是你爷爷的九十大寿，到时候你姑姑回来，当着她的面我就给你爷爷说这事。为公家工作这是正里正当的好事，你爷爷一辈子把这看得比命还重哩！
　　 然而，今年春节过后，爷爷的身体就每况愈下。住了半个月医院，北京的专家也汇诊过，病情却一天比一天重。出院后连续六七天时不时地出现昏迷。这两日眼瞅着爷爷吸的气比呼出的气越来越弱，我们都担心爷爷再挺不了多长时间。姑姑去省委党校学习去了，昨天我父亲给她发了爷爷病危的短信，我们眼巴巴地盼她回来。姑姑是个“女汉子”，外号叫“原则上”，打我记事起，姑姑就经常训斥我父亲“不上进”、“观念滞后”、“只看得见鼻子尖的鸡毛蒜皮”；父亲常咕哝“我抄花了都不上她部长家的门”；让我一直琢磨不透的是，连火爆脾气的爷爷，姑姑都敢当众顶撞。我听组织部的人说，爷爷年满六十周岁后，组织部干部科的刘科长通知他办离休手续。爷爷非但不接茬，每周都要去向组织部部长“传达”列宁、斯大林、霍查等人的最新指示。每次去，爷爷照旧胸别几十枚纪念章，一手拿竹板，一手拿口琴（我早不在后面跟了）。那时，我姑姑还是个科员，部长请求我姑姑劝我爷爷抓紧办离休手；姑姑批评爷爷不“按原则办事”。话音未落，爷爷就冷笑道，“黄毛丫头，竟管起我们组织内的事啦！当初我们加入组织，谁对我们说过退休、离休的事？咹？”说完，爷爷又叭哒叭哒地打起了竹板，边打边念:“要革命，就革命，革命到底永不停，永——不——停——”最后一句，爷爷做了个双臂高举，单腿跪地的动作，由于幅度过大，竟然跌倒在地。围观者轰然大笑。姑姑边扶爷爷边责怪他，“不要吃老本，要立新功！”“退了休还怎么立新功？”“现在，你办了离休手续就是立了新功！”“你说了不算，我只听组织的。”“我现在就代表组织。”“我只服从列宁和斯大林的领导，我们是单线联系！”……顶撞归顶撞，姑姑对爷爷还是孝顺的，爷爷的穿戴吃喝都是她打理，爷爷清醒时段说过的话，姑姑都很上心。因此，我日夜指望姑姑早点回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