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听说你还打过解放军？”焦世友又问。
　　 “打过。督战队的枪管指着你，不信你试试，不打就崩你。可我没真打。枪是往没人的地方放哩，手榴弹我就没拉过线，最多能把人打个疙瘩，不碍事。”
　　 “解放军是人民的子弟兵，不要说打个疙瘩，抿一指头也是罪过。你还教人说，冲锋号一吹就头一个冲出去，并且斜着跑，不等敌人开火就跑出火力圈，然后爬在地下再也不要起来，头也不要抬？为这，你还多次获得作战勇敢的奖章？呸，鸡巴毛奖章！”
　　 “不是，是铜的。这是我们的老班长教我的，不是我自个儿想的。再说，那些章章，牌牌，又不能顶干粮，咱不想要，可上峰说是委座发的，哪能拒绝？”
　　 “什么毬委座，是蒋贼，蒋光头；你是不是还说，攻下城，解放军把你编入队伍让南下，到了黄河边你就偷跑回来了？”
　　 “不是偷跑，我跟副班长说办个事就回来的。你知道，我哥捎信说，村里划成分，我哥带个徒弟卖饭，农会有人说是雇工剥削，要定成上中农；我哥在老爷庙村部里与人吵嚷，说，我弟弟是解放军，我是光荣的军属；人家说，你弟弟是鸡巴解放军，在国民党军队里都是个草包；我哥能不生气？他连夜请老秀才董文科写了书信，托人捎给我。我哥嘱咐我穿上解放军的军装，最好弄支二八盒子捌在腰里--你知道，咱扛的是长枪，哪里弄手枪去？长枪也看得紧，根本离不了驻地。回到村，见我腰里空空的，没有枪，我哥就一蹦三尺高，骂着问我再马大哈也不该把手枪丢在路上。我糊糊涂涂问，什么手枪？话音未落，我听到啪的一声，我感到脸上热辣辣的。接着我哥就骂骂咧咧地把我从人群里拽回家。夜里，我媳妇刚吹了灯，我哥就咣咣地敲门。我到院里后，我哥给我手里塞了个硬梆梆的东西，我一摸，唬了一跳，是颗手榴弹。我哥低低地说，这手榴弹是假的，是学堂体育教员的。他再三嘱咐我，到农会后，他喊掏家伙，就叫我举起手榴弹。嘻嘻嘻，你别笑，你爸当时也在场哩咯。他腿脚灵便，头一个就蹿了。嘻嘻嘻，这招还真管用--你知道，我家最后改成了贫农。”
　　 “我不知道！我只知道鸡巴上还有个眼儿。我的爷爷，我的天爸爸！你的脑袋上是不是有个洞？”老支书的鼻子尖几乎碰到了父亲的鼻子尖。
　　 我父亲很纳闷，用手摸摸稀疏苍白的头，得出结论说:“没有！你净糊说哩！”
　　 “没有？没有咋能羼进狗油去？！咹？”焦世友怒嚎一声，片刻又摆摆手，一脸苦相，摇着头，背着手，嘟嘟囔囔地走了。
　　 “神秘”军人将盖有村党支部公章的证明呈给军首长。慈眉善眼的首长，眉心拧成大大的疙瘩，揣摸横格稿纸上老秀才端庄娟秀的小楷毛笔字:王老二的历史乃历史造成，现实亦为现实铸就。综观一生，有时癫有时魔，有时梦有时醒。醒时热爱集体，心系祖国……首长打了一个寒噤，待瘠梁上的冷汗落下去后，他在证明材料上批示:我们应保持清醒的头脑，调王国祥同志到宣传部门任职，注意甄别其行为。
　　 这样，我二哥就从连队的一把手调到“清水衙门”的宣传股写起了材料。一写就是三年。
　　
　　 我们自小就嗔道母亲讲理忒“偏”。比如，母亲生了九个孩子，夭折一个（三个月时给了离我们村五里地的登里村，死因不明）。母亲奶头上吊着个娃娃，手里的勺子喂另一个大一些的娃娃，眼睛瞟着院子里两个摔跤的更大一些的娃娃，忽然肚子里的胎儿（大概不是我三哥就是我）一脚踢了出去，母亲痛楚得皱起了黑而弯的眉。痛感渐息，母亲用手中喂孩子的勺子，指着蹲在脚地上扒拉剩饭的父亲开了言:“呼噜呼噜地就理会吃！填饱肚子会生个娃娃，你还能干毬个甚？”我们很同情父亲，我们在背地里嘀咕:“哪能全怪父亲？”尤其是我大姐更怨恨母亲。她背上驼一个，手里牵一个，等手里的上了学，背上又换成了另一个弟弟或妹妹；她脑子聪明过人，几次缀学都被老师请回了教室。不过，同时“请”来的还有她背上驼的和手中牵的弟妹。遭到同学讥笑，瞥见炕头上又多了一个红囊囊的会吃饭的“嘴”，大姐就训斥母亲:“答应过说再不生啦，咋又生了？猪猪猪！”
　　 母亲不仅善于讲“偏理”，更善于抓“偏理”。她马上接过我大姐的话头，对我父亲说:
　　 “听见了吧？你像猪似的，光知低下个头吃吃吃！去，乘人歇晌午，去给羊割筐子草去。还有，回来顺便再择摘几个金角，老大上火火得喉咙都发不出音儿了。回来--”父亲拿上镰刀、筐子刚出门，又被母亲喊住了，“还有，再挖几把苦苦菜、薄荷，娃娃们好吃那些。还有……”没有听清最后一个“还有”，父亲已风风火火地迈出了大门。“再待下去，还有什么好果子吃？”父亲喃喃自语。
　　 讲“理”不是母亲的对手，父亲就软磨软抗。我们记得，父亲唯一的嗜好便是抽几口烟，历来都是自己种烟叶，再配些小豆叶、蓖麻叶、薄荷叶什么的，烤干，揉在一起，用巴掌长的铜嘴烟锅抽。习惯动作是，干活歇下，脱下实纳底布鞋，一只坐在屁股下，一只用于摁实烟锅里蓬松的烟丝和磕烟灰。但一件偶然的事打破了这个常态。一天夜里，邻村唱戏，父亲拖儿带女去看。散场时，他碰到了当年教他“第一个”冲锋的老班长。老班长现在就在这个剧团当后勤副团长。老战友难得见面，无意间碰上了，自然亲热。他掏出一盒“大前门”香烟，递给父亲一支，自个儿也抽出一支，两人边抽边聊，聊着聊着，他瞅见我三哥虎头虎脑的，就眼睛一亮，说:“你啊一声。”三哥就“啊”了一声。他仰头大笑:“是个唱胡生的料。”临别，两位战友约定，过个把月，凑剧团休整，老班长来村里一趟，专门“考察考察”“胡生料”。
　　 胡生“料”每日问父亲，让他“啊”的那位副团长多会儿就来了？父亲只顾低头抽烟，一声不吭。他正烦着呢！人家待咱是纸烟，咱能让人抽旱烟？再说，人家大小也是个团长哩嘛！抽旱烟不是寒碜人家？何况，人家还让儿子“啊”了几声？然而，买香烟的钱哪里来？父亲也曾对母亲“汇报”过“啊”的事，由于他“劣迹斑斑”，母亲的答复是:“你这个扇车，想扇谁扇谁去，老子学精了……你老实说，是不是老骗子给你支的招儿？”父亲晓得，一提到“老骗子”，后边“刀子砍刀”就来了，于是，他以割草为由，拿起镰刀筐子就溜了。
　　 这一溜还溜出了法子。父亲割草时，无意间瞅见几颗玉立亭亭玉立”，正向他“点头致意”。父亲的灵感来了。他立即由割草改为割蔴。三天后，他将割好的十几捆子野蔴，沤在汾河岸边的一个水塘里。又过了十几日，野蔴沤透了，父亲利用歇晌午的空闲，将蔴皮撕下，淘净，晒干，卖给了绞绳的崔德胜，赚得两块五角钱。父亲喜不自禁。掐指一算，足足可以卖两盒“芒果”牌香烟呀！但是，钱往何处藏呢？想来想去，“最危险的地方就是最安全的地方”，就藏在茅房的墙缝里吧。
　　 自此，胡生“料”的问话不仅得到了明确的答复，而且潜在的“艺术天赋”还得到了肯定。更有甚者，父亲还自信地在我们院子里教我三哥练习压腿，翻跟头，“啊啊”地吊嗓子。然而，就在“让啊的人”捎信说要来的前一天，父亲突然像一头公牛发起“威”来：水瓮里水溢了，他还挑；劈柴时，嘴里嘟囔说“劈死你，劈死你”。母亲捂着嘴笑道:
　　 “哟哟哟，谁惹你了？看把你气的。”
　　 父亲扭了她一脖子，手里的斧子抡得更高，更猛。而且，饭也不吃，水也不喝，觉也不睡，斧子舞成了一道弧线，一道闪电！一块碎柴飞溅到父亲的额角，褐红色的血像一条有灵性的蚯蜒，拐弯抹角地爬过他酱紫色的颧骨，嘴角，下巴，滴哒在白生生的杨树根上；父亲似乎浑然不觉，手中的斧头们佛着了魔，发了狂……
　　 母亲心疼了，她让我大姐悄悄塞给我父亲一元钱。父亲讪讪地笑问:“你咋就知道了呢？”母亲白了他一眼，啐道:“谁做賊还写在脸上？告诉你，你一丈还差九尺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