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友黄君，中文系教授，常常在课堂上忽悠学生，当我对他的嘴产生怀疑的时候，他却大叫冤枉：你这样一概而论确实是专横武断，定性为歪嘴和尚吹邪气，更是有失公允，现在的大学生，思想自由，精神独立，都是刁钻古怪的口味，不吃香饽饽，专喜臭豆腐，思路活跃，反应敏捷，那种革命无罪，造反有理的反叛气势，倒逼着你不得不把传统的戒尺藏在袖笼里，低声下气地应付着谨慎，整日里跟着他们屁股后面转圈圈，竟然仿佛是转晕了头，不知谁教谁了，学生要吃烧烤，你很是周全地端上来的却是蒸煮红烧清涮，虽是费尽了心思下了一番大辛苦，却坏了人家的胃口，好多正的东西，学生要你歪着说，怂恿你去骑老虎，去跳火坑，去踏陷阱，说错了，却正好落入他们的套路，揪住你的把柄不放过。
　　 诉苦完毕，继而给我出难题：听说庖牺善烧烤，轩辕氏善蒸煮，你就来个清涮吧，红烧也行，眼下正在做PPT课件，关于历代文学的承接与贯穿问题，你得给我个纲领式的参考，须得搭上歪理邪说的边缘才是正好。
　　 这个教书匠还是脱不得天真谨慎与小气，你批评他，他很开心，私下里去跟你撂摊子，逼着你接下来应付。
　　 我个人认为，上三代的诗经、楚辞、百家散体是淑女；两汉魏晋南北朝的纪传体和乐府骈文等，则是有些身孕的新娘；唐诗是悍妇；宋词是怨妇；唐宋散文是节妇；元曲杂剧是荡妇；明清小说是淫妇；五四期间的文言改良则是摩登艳妇；现代汉语文学是家庭主妇，但商务英语这个占聚国际优势的“第三者”，时时在挖这个主妇的墙脚，所忧之处，怕是即将产生沦为失宠的弃妇的不良趋势。
　　 先秦文学风骨疏野，气象鸿蒙，哀而不伤，天真无邪，隐约着皓腕上点就的那一枚守宫的朱砂，纯乎自然，存乎天籁，如此静若秋水，守若处子，自当是纯良洁净、待字闺阁的淑女。
　　 三代夏商周，四诗风雅颂。那是中国文学的初始所在。我的感觉和知觉，因追求独立而冲破虚妄的权威和既定的禁锢，是独立于藩篱之外的认识，今天我说的，也只有我这个独立的个体才能说出的话，别人是讲不出来的。
　　 文辞之所以能够鼓动天下，就是因为它是符合自然之道、更符合人性的缘故。所以我说，上三代文章的妙处，因莫名其妙而妙不可言，其妙处是体现为天地意象与自我意象的和谐与统一，是三才天地人的完整组合。
　　 文章本天成，天成的是文章的精魂气骨，那是本就存在的东西，是灵魂。我认知的灵魂，是天地鸿蒙的精气神，是先天元炁。既是存在于天地自然，也是存在于自我心灵，两者是相亲相和，相呼相应的，须得处于那种强烈的精神震撼中，才会激活灵犀通达的感应。从而开启机窍，使自然灵魂和自我灵魂合二为一，正如当初伏羲氏想通了河图八卦，大禹王看懂了洛书九筹的神妙启示那样。
　　 自打仓颉造字，三皇之事记于《三坟》，五帝之事载于《五典》，因年代太久远，事迹渺茫，文章文采自然是无从追寻。那些了不起的专家考证，我总是认为有信口雌黄的嫌疑，说舜时代出现了唱和的歌词，禹时代初见歌颂，商周文章的文采胜过了前代的质朴。故有虞夏之书浑浑尔，商书灏灏尔，周书噩噩尔的笼统说法。我个人认为，唐尧和虞舜时代的“文章”，是否叫“文”，是否成“章”，那是不好定性的东西。所以敢大胆地说一句，都是胡扯蛋的专家，你的依据只是猜想。
　　 三坟五典八索九邱，统诉先前。即便是存在，但稽考依据甚微，因长期流传而不甚了了。以后的“文章”更是多种多样，无拘无束，正如鸿蒙开辟的一块土地，无所选择地自由疯长这芦苇、灌木、杂草、浮萍、藻类、菌类、甚至野藤子等。
　　 好在山东曲阜出了个大成至圣先师，这个人的头顶凹陷呈碟子状，有些像被驴踢的，有说是门挤的，还有人说是猪啃的。但绝对不是脑残。他对那些古旧的文化进行了一场大革命，一场文化大革命，也是史无前例的壮举。他把那些文化划分为两类，仿佛类同与后世的“香花毒草论”，大凡不入眼的，归类为毒草，统统废弃，入眼的，归类为香花，攒集起来，统称为“经”。于是，《易》的意义有《十翼》来承担，《书》中有了“七观”，《诗》里分列出四个类型，《礼》明确了五种主要的礼仪，《春秋》中提出五种记事条例。可惜的是《乐》，后世不得重视而秘逝。对于文体规导，孔老二也是没有或略，给出规划性质的制约：论、说、辞、序，归《易》；诏、策、章、奏，归《书》；赋、颂、歌、赞，归《诗》；铭、诔、箴、祝，则《礼》；记、传、盟、檄，归《春秋》。
　　 他这样一编纂，是否造就了些冤假错案，无法判断。我想，先人记载的很多好东西应该是有些的，可惜的是再也看不到了。保留的只有这个主观判断为正经的“经”，大凡不正经的，统统的被他清扫进垃圾桶里。
　　 也许编纂是对的，编纂的好处是把不成体统的搞成了体统。孔老二不编纂，别人也会编纂的，谁个都想过一过流芳百世的馋猫瘾那是真的。
　　 自伏羲至孔子，那时候的中国文学，好比是简单的建筑物，前者筑起了框架结构，后者完成了砌体工程，可惜的是，能完成此项工程的专家，只此上古大人，孔氏一己，没了竞争对手，也没有监督与审核，自然是随便删减，任意舍取。
　　 这些“经”是中国文学的开路先锋，上行下效地约束着后世文学必须沿着这个正轨走路，必须守方圆，懂规矩，才是正经的文章，大凡乖道谬典者，则视为“纬”。这一招还真有效果，后世诸子百家都是争鸣个性、不听话的主儿，任凭怎样的狂疏不羁，驰骋纵横，归根到底没有一个超出了“经”的约束范围。
　　 所以说，上三代的诗经、楚辞、百家散体，是淑女，是有些依据的。由懵懂烂漫、蓬头垢面的小姑娘，被形象设计师孔老夫子，洗了脸，画了眉，梳了发型，外加一番教导，便成了知规矩，识大体的大姑娘，自然是少不了内敛与矜持的。故说，有了丰足的淑女形象。
　　 两汉魏晋南北朝的纪传体和乐府骈体散文，则是有些身孕的新娘。我的依据是这个新娘孕育了新的内容：两汉及以后的历史散文和政论散文是先秦百家散体的血脉。四言、五言诗和乐府诗是诗经和楚辞的嫡子。尤其让人费解的是还孕育了一个四不像，即新兴起来的汉赋，似乎杂合了更多的遗传基因，大约是怀孕的新娘也闹不明白是谁的儿子，因为它太复杂，介于诗歌和散文之间，韵散兼行，究竟是诗化了散文，还是散文化了诗，谁也无法回答，因为更深奥的是，汉赋还兼收诗经、楚辞、先秦散文等诸多种文体，形成了一种容量宏大且颇具表现力的综合型文学。
　　 魏晋南北朝的文学理论和文学批评硬生生地把文学从学术中拉出来，独立地探寻文学属性。两汉时代，儒家诗占统治地位，魏晋以后，诗学造反了经学。变成纯粹的个人行为，抒发个人体验和情感。
　　 魏晋南北朝文学是乱世文学。三国两晋十六国南朝北朝，杀伐不断，从未安静过。文学的感情基调自然是抑郁、悲观和放达。主题是生死、游仙、隐逸。药和酒作缘于这个纷乱的世道。
　　 魏晋南北朝的文学酝酿与两汉的文学进化都是四百年左右，但魏晋南北朝的进化飞速地推出了唐诗这一大气磅礴的文学体裁，而两汉文学却是抱残守缺，解脱不了经学的束缚，仿佛是蒙着眼睛推磨的瞎驴，循环着脚下的旧路，没有多大的建树。
　　 所以，我说两汉魏晋南北朝的文学是怀了些身孕的新娘，这不是不负责任的信口雌黄：五言古诗继承汉乐府，骈文是诗化的散文，七言古诗是骈文的私生子，南北朝民歌的是唐代绝句的父亲。这些依据足以证明我的说法是对的。
　　 唐诗是悍妇。源自其大胆泼辣，豪放粗狂，大气磅礴。唐诗的形式除了五言和七言、还有绝句、律诗。绝句和律诗又各有五言和七言。唐诗得了汉魏民歌、乐府的衣钵，并自己成就歌行体样式，把音节和谐、文字精炼作为艺术特色。
　　 有价值的大部分唐诗都收录在《全唐诗》中，康熙皇帝玄烨在《全唐诗》序中交代，全书共“得诗四万二千八百六三首，凡二千五百二十九人”。其实，所举数据并不精确，近年统计，统共山水田园派、边塞派，浪漫派，现实派，结论是：该书共收诗四万九千四百零三首，句一千五百五十五条，作者共二千八百七十三多人。
　　 唐诗的选本流传最广的当属蘅塘退士编选的《唐诗三百首》。
　　 宋词是怨妇。用一咏三叹、哀怨彷徨的韵致来表述欲说还休、欲罢不能的心思。宋词的题材集中在伤春悲秋、离愁别绪、风花雪月、男欢女爱等方面，与“艳情”有着直接或间接的关系。将艳情的表述含蓄化、朦胧化，似有兴寄，有一股含羞带骚的拐点，让接受者产生无限言外托喻之想。虽然与以雅正为依归的审美传统有些隔阂，但是，这个教人无限怜爱的怨妇，兼文学与音乐两方面的修养。前承《诗经》、《楚辞》及《汉魏六朝诗歌》，后启明清戏剧小说。所以必须肯定的是，这个怨妇是有博大的容量，有深邃的思想，更是有超越的行为能力，在哀怨彷徨中成就了自己的思想，是个大了不起的创业者。
　　 所以，我说宋词是名符其实的怨妇，也是名牌正宗的怨妇。
　　 唐宋散文是节妇。虽然独守空房，但没有红杏出墙的歪脑筋和寂寞难耐的坏念头。散文发展到唐宋，才是真正从经史子中走出来，由应用性转变为文学性，成为独立体裁。就好比是邻家的闺女，到了出嫁的年龄，便是潇洒从容地离开娘家，大大方方地走进洞房一样，不是奉子成婚或私奔外逃。
　　 走出广阔天地的唐宋散文，有秦汉散文隔代遗传的痕迹，接近生活，接了地气，改了六朝时代的浮靡文风，否定屈原、宋玉以来的诗文辞赋。打破了六朝以来骈文独霸文坛的局面。恢复秦汉散文传统，发扬“文以载道”的精神。提倡从生活中取材，提炼新的书面语言，使得散文气势充沛，纵横开合。
　　 唐代散文强调文道合一而以道为主。辞不足不可以为文，言贵独创，词必己出。文道并举、道先文后。主张思想内容重于艺术形式。宋代散文平易自然、文从字顺。唐代散文纵横开阖、波澜起伏，在转折连接处，讲求出人意外。宋文贵乎迂徐舒缓，不露锋芒，如行云流水，舒展自如，洋洋洒洒。
　　 仅八大家散文特色，可见风格，唐代两家之文，雄健奔放，奇崛峭厉。宋代六家之文平易畅通，委曲迁徐。故有“韩如海、柳如泉、欧如澜、苏如潮”。“奥若韩、崤若柳、逸若欧阳、醇原若曾，峻浩若王”等诸多释义。但，在我的感觉中，宋代的散文创作没有走出唐代散文的大藩篱，但摸索出比唐代散文更为平易流转的风格。故由衷赞同“文至宋而体备，至宋而法严”的肯定。
　　 关于唐宋散文的选本。明代茅坤编的《唐宋八大家文钞》即选辑了唐代韩愈、柳宗元，宋代欧阳修，曾巩、王安石、苏洵、苏轼、苏辙八位作家的散文作品。进而确立唐宋八大家主导的散文地位。
　　 唐宋散文是有操守的，在寂寞中沉思，在困苦中探索，才成就自己独立的魅力，所以，是节妇。
　　 元曲杂剧是荡妇，有东北二人转的浑俗之气。辞采轻浮艳丽，俚俗粗野而有“恶少”之名，所以我认为，词与曲是孪生姊妹，词多轻浮，则曲多放荡，自然是荡妇无疑了。
　　 我说的元曲杂剧，指的是宋朝以来的南曲和北曲，分戏曲与散曲两类。散曲是元代的新体诗，戏曲是元代的歌剧。元曲将传统诗词、民歌和方言俗语揉为一体，打破了诗词的清丽婉转，变得泼辣，大胆，甚至走上了轻浮流荡的路子。元曲的曲仿佛就是词的替身，无论从音乐的基础或是形式的构造上，有词演化的痕迹。词本起於民间，流传于歌女伶工之口，是一种通俗文学，被称为“街市小令”或“村坊小调”，淫巧流荡之处，自然是羞见律诗绝句和宋词的，为人们不稀罕，也许人们对元曲的体式感到陌生的缘故就是这个。
　　 元曲轻浮流荡的特点，来自金末元初，是没有科举取仕制度的产物，文人闲得牙痛，多避世、玩世，出入烟花柳巷，娼妓们作为最早期的民歌天后、或是超级女声、中国好声音之类的歌手，大多会制乐府、唱曲，她们将民间的歌曲大量修改、传唱。文人与她们诗酒相乐、丝竹相和，久而久之，必然导致民歌时调与文人创作的结合。
　　 明清小说是淫妇。淫荡的程度可用肆无忌惮来形容是不过格的，曾惹得明清两代政府大动肝火，多次专门治理淫书、妖书。明神宗万历三十年圣谕：“其有决裂圣言，违背王制之妖书既一切坊间淫书艳词，严饬地方官严加稽查立毁旧板，尽行烧毁，永绝根除。”在全国范围内大规模禁止小说的发展。清顺治十八年，至康熙二年，因淫书被凌迟处斩的有影响的人士多达百余人。从明正统七年至清同治七年，近四百三十余年中，朝廷及地方官府严令禁毁了一千余部所谓蛊惑人心、伤风败俗的“淫词”小说。今日流行的，拍了多少版本的《金瓶梅》《肉蒲团》，就是当初的漏网之鱼。所以，听说导演、策划、演员都在开机前给冒着杀头危险的那个保护者烧香磕头。
　　 明清两代，是中国 “淫词”小说的鼎盛时期。这些小说如雨后春笋，蓬蓬勃勃，恰恰是亵渎了礼教禁欲主义。也许过份的禁欲主义必然导致过度的纵欲主义。这些纵欲主义者，大抵因切近生活本质而不可避免地、甚至是肆无忌惮地描摹露骨的两性关系，触动了封建礼教最敏感的神经，统治阶级对这些“淫词”小说以更严酷的手段予以禁毁也是正常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