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漫漫人生，悠悠岁月，如烟往事令人在反复的回味和咀嚼中不断生出新的感受。从这个意义上讲，它们从未散去，不绝如缕，在心底深处氤氲翻腾，绕梁不息，甚至成为生命的一部分。
　　 1977年，中国历史上绝无仅有的一次高考就如此，它改变了我和千百万人的命运，也就此改变了整个国家，甚至整个民族的命运，直至今日，每每看到一茬茬的孩子们涌向高考的考场，总能勾起我的记忆。正像陈忠实在《白鹿原》里说的那样，“那种记忆非但不因年深日久而暗淡而磨灭，反倒像一块铜镜，因不断地擦拭而愈加明光可鉴。”
　　 刚刚中学毕业一年的我，在何家沟的山上当“民办”矿工，开采炼钢清渣用的白云石。劳动强度对于刚刚十七岁的大孩子来说着实太大，劳动环境和条件也很恶劣，加之几乎没有任何劳动保护，感觉就像中世纪的奴隶，裸露在外面的胳膊、腿布满了新伤旧痕。三个人一组，两人抡锤，一人把钎，一个丈八尺深的炮眼要打一天半，短暂而危险地装药、放炮之后，便跳进矿坑，将矿石搬、背、扛出来，整齐地码放在车道两边。周而复始，日复一日。放工的哨子犹如赦免罪犯的圣旨。迎着晚霞或寒星，骑上半个多小时自行车，回到家中，已是饥肠辘辘，困乏得连眼皮都不愿意抬起。
　　 一天傍晚，我正就着一大碗清水白菜汤，啃着苞米面饼子，后院的国新他妈——我叫她三姑，端着小烟袋，颠着一双小脚急匆匆地走了进来。“他大舅呀，你在公社上班，听没听说要考大学的事？”父亲一边从一叠报纸里抽出两张纸，一边对她说：“三姐，听说了，这不，我连报考志愿书都给孩子们拿回来了。”三姑的眼里顿时涌出泪花，她看着我颤抖地说：“孩子，快别去打那石头了，天又亮了，该有出头的日子了，复习吧！”然后，拿着给国新的志愿书一溜风地走了。
　　 妈妈把志愿书放到我眼前，我紧张得不敢去拿，整整十年了，多少莘莘学子梦寐以求啊，没想到被“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烈火烧得连灰烬都找不到的高考志愿书，会神奇般地放到我的眼前。那时候的我当然不会知道，中央在邓小平主持下召开了教育整顿座谈会，不会知道会上武汉大学那个叫査全性的副教授面谏邓副总理恢复全国高考，更不会知道由于时间紧迫，后来为了给我们印制高考试卷竟然动用了印刷《毛泽东选集》五卷的纸张。在当时，我只觉得放在我面前的志愿书简直就是胡彪带上威虎山的那张“联络图”，我贪婪地盯着那张纸，比座山雕更加欣喜若狂。
　　 可当第二天出门看到那么多伙伴摩拳擦掌、跃跃欲试的情形，我却不禁犹豫起来，我知道，对于我这个1965年上小学，1976年中学毕业的文革一代来说，大学是比珠穆朗玛还高的山峰，高不可攀。现在想来值得庆幸的是，虽然带着矛盾心理，但最终我还是向矿上请了假去复习了。
　　 国新家成分不好，这些年受尽了白眼，家里五个姐姐，尽管有的很漂亮，但都被迫嫁给非穷即懒，甚至残疾男人。按当时的惯例，女孩子还好，好赖嫁得出去，但这样家庭的男孩子，要想娶到一个像样的媳妇可就难了，有毛病的姑娘都不愿意嫁过来。三姑只有国新这一个儿子，养老送终，振兴家业，光宗耀祖可全指望他了。中学毕业后，由于国新数学学得好，三姑找到大队干部又是送礼，又是上泡，好说歹说，让他到村小当了一名民办教师。可谁能保证干多久呢？哪一天学校黄了，或者哪一个“贫下中农”的子弟想当老师，说不定他就得失业。三姑几乎整天为他忧思焦虑。恢复高考的消息，对于这个家庭来说不啻一声春雷，他们全家人兴奋得几乎一夜没睡觉，全家一致同意，将正屋倒出来，让国新找我们平日里几个要好的伙伴组成复习小组。
　　 就这样，志英、刘三、我，还有国新本家的侄女——沈阳下乡知青冬林，就在国新家的外屋炕上安营扎寨了。还有人要来，三姑都以地方小搁不下给推掉了。可过了三五天，当那位来自金屯村的宝华姑娘前来投奔时，三姑却欣然应允了。这宝华是国新中学同班同学，长得水灵灵的，像一支初绽的带着露水的嫩蕾，国新早就暗恋着，原本连想都不敢想，这回却有希望，有可能，三姑一家都看个满眼，岂有往外推的道理。就这样，我们小组四男二女，开始了紧张地复习。
　　
　　 二
　　 学校的课本都没剩几本了，哪有啥复习资料呀，手头最完整的就属那本刚刚从公社领来薄薄的《复习大纲》了。我们只好东淘西借，甚至自己动手抄写教科书。想想现在的孩子，哪一个不是几乎埋在复习资料堆里，真的羡慕死了。不久，有人开始接到从沈阳给邮寄的复习资料了，对，就是那个沈阳知青冬林，她爸爸是省教育厅的干部，给她寄来了整整一个牛皮纸袋的复习资料。可是，这个自私吝啬的小姑娘却只管吃独食，从没有让我们碰过。我猜想，由于本家的原因，更由于国新家像照顾宝华一样照顾她，所以，国新肯定是背地里看过那些资料。听说，那些资料都是沈阳市大学教授们出的，沈阳一些中学在其办的高考补习班上使用的。我们几个整天就像狐狸盯着树上乌鸦嘴里那块香喷喷的肥肉一样眼巴巴地瞅着。志英和刘三私下里甚至恨恨地议论说：“哪天一把火给她都烧了！”说归说，可谁有那个胆子呢？好在苍天有眼，冬林竟然一连考了好几年也没考上，后来回城后，听说他爸爸凭着手中的权力，帮她“完成”了高等教育。我再也没见过冬林，尽管还依稀记得她好看的摸样，但内心里总觉得有一层嫌隙，像诱人的饭菜上落下了灰嘟噜。
　　 因高考而生情的大有人在，比如国新和宝华。虽然头一年宝华啥也没考上，但在爱情地鼓舞和激励下，她咬牙坚持了三年，最终修成正果，考取了县师范。毕业后如愿以偿地嫁给了国新，并随着这位大连市粮油科研所年轻的助理工程师，到美丽的海滨城市就业安家去了。因高考而心生牴牾的也不少。更有甚者，竟然因高考而生出怨怼，生出仇怨来。我二姨家二表姐秋，大我两岁，头一年和我一起高考未果，准备第二年再考，让我从营口给寄复习资料。我因为记得冬林那一袋子复习资料，于是乐意帮忙，就到书店购了寄回去，怕直接寄给她收不到，就寄给了大姨家的二表姐芬，那时芬在芦屯邮局上班。但后来听说，芬表姐并没有把资料转给秋，而是直接给了大姨家大表哥金。秋终于没考上，而金却在那一年考取了丹东丝绸工业学校。从此，秋表姐对芬表姐，甚至对大姨都怀恨在心。她后来虽然嫁了人，生了儿女，而且儿女都很争气地考上了很好的学校，毕业后双双就业大连。但秋表姐但凡生活中遇到不顺心的事情，总能想起复习资料的事情，也总要把不顺心的根由归于芬表姐。这样的怨怼竟然延续了好几十年。前年，年迈的大姨才忍不住对她说出实情，原来是二姨示意大姨和芬表姐这样做的，理由是秋表姐考学不能帮助家里看孩子、做家务，还要耽误到生产队挣工分。秋表姐得知实情后大哭了一场，从此，把对大姨和芬表姐的怨恨都一股脑地转向了她自己的母亲。
　　 一天，听说熊岳高中每晚办补习班，我们赶过去想领听课证，可是，人家说我们来晚了，证都发光了。还好，国新有一个八竿子能打到的姐夫在那儿当老师，我们几个凑了点钱买了两瓶酒送去，他给我们弄来了听课证。复习的日子里，每天除了三顿饭，几乎没有停下来的时候，晚上七点要赶到熊岳高中听两个小时的集中辅导，来回路上用来背公式、定理、政治题、地理题。一张小饭桌，一根流着泪的蜡烛（那时候，农村总停电，我们只好每人每晚准备一支蜡烛，每次点一支），六个年轻的脑袋互相挨碰在一起。桌上放一篮苹果（是我们自己到生产队偷来的），饿了，渴了，困了，吃一只苹果；困乏得实在受不了，便东倒西歪地睡一会儿，不管白天黑夜，也不管男和女了，你压着我的腿，我搂着你的腰，醒来相互看看，尴尬地笑笑，继续埋下头去。
　　 去熊岳高中的路，是十多里崎岖不平的乡土路，加上没有照明，自行车不仅颠簸得厉害，而且左摇右摆，一边骑行，一边背题，四个男生还要轮流带着两个女生，不能全神贯注，所以经常掉到沟里。黑暗里突然一声“妈呀”“哎呀”，不用问，准是有人摔下去了，大家赶紧下车帮忙，从沟里连人带车拽上来。好在我们那儿是平原，秋后冬初的沟里除了积雪也没别的，我们这些农村孩子也没那么娇惯，哪儿磕破点皮，冒点血都是小事，只要没大碍，自行车没摔坏，赶紧拍打拍打身上的泥土，继续赶路。有一次，四辆破自行车竟然摔坏了两辆，我和志英只好扛着自行车走回家。现在想想，今天如果还保持那股子劲，还会有干不成的事吗？
　　
　　 三
　　 得知恢复高考的消息，到正式参加考试也就短短的四十几天。十二月十日，是正式考试的日子。初冬时节，天不算冷，早晨起来，鹅毛大雪便纷纷扬扬地下起来。农村人喜欢雪，尤其喜欢大雪，正所谓“瑞雪兆丰年”！加上要送孩子们去考试，街巷里，村口和落满积雪的乡路上，一大早晨就热闹起来，呼朋引伴的，千叮咛、万嘱咐的，打破了乡村冬晨的宁静。我和伙伴们背上家里给准备的午饭，兴冲冲地奔向了考场。远远地就看见熊岳高中门前和操场上站满了熙熙攘攘的人群，人头攒动，乌央乌央的，有热烈议论的，有谈笑风生的，有悄声背诵着什么的，也有皱紧眉头躲在角落里不吱声的。每一张脸都充满了青春的生气，透过飘舞的雪花，你能看见那一双双热切而明亮的眸子里，闪露出等待祖国挑选的神圣与庄严，犹如深夜里的寒星熠熠生辉。这情形让我想起二战时参加红场阅兵的千千万万苏联青年，列队等待领取一支保家卫国，与法西斯殊死搏斗的钢枪的场面。青春之火，一旦点燃，便会闪现出耀眼的光芒。后来才知道，那年全国有1966至1977年十一年间高初中毕业生570万人参加了这次不同寻常的高考，最后有27万幸运儿被高校录取。记得，当时有一首打油诗很感人：“中央决定复高考，知识青年拍手笑。白天战天并斗地，夜晚擦枪又磨刀。一颗忠心红又红，两种准备牢上牢。身居乡村小茅屋，心怀四化大目标。”相比之下，我们能够在有限的四十几天里白天晚上安心复习，算是很不错了。
　　 前面说过，我的中小学根本就没正经上过几天课，不是大批判，就是劳动，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虽然经过了一个多月的复习，但毕竟根底太浅，而且偏科，文科还将就，第一科考语文，我是笔走龙蛇，“唰唰唰”一会儿就答完了，作文也没多考虑，密密麻麻地写满了考卷。监考老师看看我的考卷，赞许地点点头，我更是美得不行。中午一大饭盒高粱米干饭，葱花炒鸡蛋，被我风卷残云般地一扫而光。下午考数学，可就惨了，那卷子上的考题认识我，我可就是不认识它们。左一道不会，右一道不会，急得满头大汗，只觉得两个小时的时间，像一辈子那样漫长。勉勉强强把一道证明勾股玄定理的题做上来了，其他的只好放弃。看看时间还早，也没啥可干的，便趴在桌子上睡着了。直到考试结束的铃声响过，我也没醒过来，监考老师只好把我推醒，我一看教室里没人了，急了，慌忙跑出去，结果连棉帽子都丢在考场里了。
　　 我的狼狈成了大家的笑谈，被伙伴们取笑了一路。我很懊恼，但为了第二天的考试，我还是强迫自己打起精神……
　　 转眼一个月过去了，我正在山上抡大锤打炮眼呢，忽然传来要我去县医院参加高考体检的通知。我生平头一回感觉到了热血沸腾的滋味，心在胸膛里“砰砰砰”狂跳不止，脸上像着了火，热辣辣的，耳朵也“嗡嗡”响。我扔下铁锤，一口气跑下山，骑上车子，风一样回了家。那一年的春节，我一直沉浸在成功的喜悦之中，看哪都顺眼，整天哼着铿锵有力的歌曲，心里反反复复想象着进城坐在大学教室里的幸福情形。是啊，在那个看不到希望的年月里，一个农村孩子做梦都没想到，会有一个天赐良机让他改变祖祖辈辈“脸朝黄土背朝天”的生活，告别他虽然深深地眷恋但却贫穷落后到了极点的乡村，简直就像阿里巴巴叫开了那扇神奇的门一样，那种喜悦和兴奋现在又有谁会理解呢？
　　 春节过了，渐渐听说有人接到了录取通知书。我的心开始着急起来，也害怕了起来。到了国新去辽宁省粮食学校（省中专）报到时，已经过了二月二了。我觉得自己肯定是落榜了，失魂落魄了好几天，只好沮丧地重回矿上。领导看我难受的样子，怕我抡锤放炮出啥危险，便让我跟着副书记和购销员老赵去黑龙江帽儿山推销矿石。
　　 我们没走几天，营口师范学校的入取通知书便发下来了。那时候通讯设施十分落后，家里和矿上都急坏了。我还没有到帽儿山，催我回来的电报，已经先到了那个长满樟子松林的北方小镇。坐在风驰电掣的火车上，我只觉得它太慢，比村里的老牛车还慢呢，车窗外松嫩平原和长白山脉迷人的春色，竟丝毫没能引起我的注意。
　　
　　 四
　　 我本是村子里毫不起眼的一个男孩，可这回却备受荣宠，平日里看见我连眼皮都不撩的叔伯们，老远就和我热情地打招呼。许多老人孩子围在我身前身后，问许多奇奇怪怪的问题，盯着我看，好像要在我脸上看出什么不同凡响的东西来。小时候拖着两道鼻涕，长大后也毫不出奇的我，竟然一夜之间成为村子里的英雄，直到今天，尽管后来又有许多孩子金榜题名，到遥远的大城市读书去了，但我回到村里还会享受到那份被村民尊崇的荣耀。离家时，村里人仿佛都是我们家的亲戚，送白面、大米的，送鸡鸭鹅蛋的，爸爸妈妈简直成了我的接待处长，替我迎送来客，嘴里不停地说着感谢的话。营口离我们家乡不过一百里地，但那时候觉得好远。村里许多人一辈子没坐过火车汽车，连六十里外的县城都没去过，更何况这一百里的营口市呢，他们想作为地区政府所在地，这营口指不定比熊岳城大多少倍呢，甚至觉得它该像古书和戏文里描写的长安、汴梁呢。那年的高考，全公社只有两个人考上了大学，五六个人考上了中专，我们村子只有国新和我两个，在乡亲们的眼里我却成了一个人物，他们认定我将来肯定更了不起，于是大人们对我毕恭毕敬，拿我来教育和训斥他们的孩子，小孩则仰视我，目光里充满了艳羡。
　　 “人们说你就要离开村庄，我们将怀念你的微笑……不要离别的这样匆忙，要记住红河谷你的故乡……”我五音不全，不太喜欢唱歌，但“黑鸭子”组合演唱的《红河谷》却总能拨动我的心弦。这首加拿大民歌低回跌宕、缠绵婉转的旋律虽是爱情的表达，却会让我立刻回想起告别家乡到城里读书的情景。五月中旬，村里村外的苹果花刚刚谢落，到处还飘着落英，弥散着淡淡的花香。那一年的苹果坐得特别厚，枝头上碧叶丛里，密密麻麻一簇簇青涩的小苹果闪着新生的光泽。大田里，高粱和玉米的嫩苗摇曳着喜人的绿色。红瘦绿肥季节，阳光温煦，清风送爽。上学那天，生产队专门派来了大马车，马头上系着大红花，村民们敲锣打鼓送到村口，像送入伍新兵一样，这个拍拍肩，那个拉拉手，说不尽的温存话，直把我感动得热泪迸流。马车上装着妈妈新做的被褥，里外全新，新弹的棉花像母亲的目光一样温暖。马车沿着苹果林间的乡路缓缓离开了家乡，我噙着热泪久久地嗅着空气中的苹果花香，怕进城后会忘掉这养育了我十八年的味道，我要把它永远记在心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