午后的阳光透过窗户洒在爷爷的脸上，让我想到了夕阳下，永州大山里的梯田。
　　 他微眯着眼，手上有本老黄历。我轻唤一声，三秒钟后，他慢慢抬起头来，眼睛亮了，嘴巴翕动：“哦，哦，你回来了！”我把报纸放在他的面前，指了指那篇署我姓名的文章。他急忙戴上眼镜，并拖动了一下椅子，更靠近窗户。他很认真地看，似乎一个字一个字地在心里默念，十几分钟以后，有泪珠打落在报纸上，他抬起头看着我笑，并竖起了大拇指。
　　 桌上摆着两个小碗，分别是小半块鱼和几片红萝卜，想必是中午的剩菜。保姆拖地时摔断了腿，从此他就自己照顾自己。
　　 从我记事起，人们都称呼爷爷“老干部”，从他的五官可以看出，年轻的时候一定是个大帅哥。爷爷说话不紧不慢，不管坐还是站，腰身挺得笔直。他最爱穿白色的衣服，冬天出门常常戴着鸭舌帽，系着方格围巾，皮鞋擦得铮亮。他靠在椅子上抽烟的姿势像极了毛主席。
　　 他年轻的时候做过老师，当过校长、县组织部长、宣传部长。他在任期间，主管文教，让县里的中学从两所升至为八所。可“风暴”来了，由于在国民党部队里作过一年文书，他被划为“反革命”，好在咬牙挺了过来，后调到区供销社当主任，直到退休。
　　 爷爷爱哭，这是奶奶在世时常说的一句话，确实如此，我想他的泪腺肯定非常发达。小时候，我常常和爷爷坐在一起看电视，有时看到一些悲惨的镜头时，他就唉声叹气，别过脸去。我就调侃他，说电视拍的都是假的呢！记得有一次，电视里播放贵州山区的一个男孩，成绩优异，可父母双亡，为了学费，跟着年迈的奶奶在山上挖草药……那天爷爷在电视机前“吧唧吧唧”地猛吸着手工卷烟，眼眶红红的。
　　 小叔参军后，爷爷流的泪更多了。每次收到小叔的来信，他一拿着就撕开，并读给大家听，每每读到动情处，声音就哽咽起来，需停顿一小会儿，才可继续读下去。
　　 爷爷退休后回家，扬起锄头过起来了农耕生活，种田种地，还承包了村里几十亩桔园。在家乡，爷爷是公认的能人，谁家要有个红白喜事，都请他主持督办。给我印象最深的是老人去世后的开祭。爷爷先在家撰写祭文，出殡的前一晚是开祭。在灵堂中，锣鼓喧天，伴着凄凄切切的音乐，他对着话筒念祭文，如泣如诉，带着唱腔，常常念得老泪纵横，感染了所有在场的人，引起唏嘘一片。
　　 村里的八佬爷去世时，爷爷把我叫到跟前，拿出纸笔，教我写祭文，他说，如今的年轻人对传统文化不感兴趣，许多经典的东西就会失传。他口授，我记录，在“呜呼哀哉”声中，追忆老人的生平过往。他告诉我：“八佬爷在旧社会里吃了不少苦啊，穿着钉鞋去挑盐，一去就是一个月，半路上，将带去的半坛子豆腐乳吃完了，就拿生盐下饭，回到家时脚被磨得血肉模糊，上草药时疼得嚎嚎大叫；“过苦日子”时，八姥爷吃观音土，肚子胀得像蛤蟆，大便解不出来，要拿棍子抠……”他不停地眨巴着眼睛，“可惜啊，现在日子好过了，他没享受几年就走了。”
　　 前年冬天，奶奶去世了，爷爷在灵堂里像个孩子一样嚎啕大哭，他拉着我的手，泣不成声：“她身体比……我还好……我以为……以为，我会走在……前面呢！”后来，爷爷常常站在奶奶的遗像前发呆，独自垂泪。
　　 说起来，爷爷也是死过好几回的人了。年轻时，骑着单车下乡指导工作，晚上从山坡上了摔下去，在床上躺了几个月；挨批时，被人反手绑着准备沉河，幸好被一个好人偷偷救了；76岁因输尿管癌做了手术，80岁癌细胞扩散至膀胱，又做了膀胱癌手术。在医院里，他脸色惨白，瘦骨嶙峋，化疗时疼得捂着肚子，剧烈恶吐，但从没哼过一声，更没流过一滴泪。凶猛的癌细胞没有把他吞噬掉，他就这样出乎意料地活着，活出了传奇，他怀揣着温暖，真实的过着每一天，如今已90高龄，身体还是硬朗。
　　 在爷爷九十大寿那天，众多亲友欢聚在大酒店里为他庆贺。那天，他戴着金边眼镜，穿着一套棉布民族服装，白色上衣上绣着一条黄色的龙。他被主持人请到台上，端坐在太师椅上，我们全家几十人站在台前，齐端酒杯向他敬酒，再跪下齐祝“福如东海，寿比南山”，他激动得难以自禁，几次欲言又止，眼镜摘了又戴，戴了又摘，调皮的三岁侄儿歪着脑袋说：“咦，姥姥，姥姥，你跟炳炳一样，爱哭脸脸哟！”爷爷有点难为情：“是哟，姥姥的泪水是甜的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