闻一多以清华大学中文系主任的身份坚决辞退刘文典，不仅让时人震惊，而且成为了西南联大校史上的一个事件。其中原因，并非坊问流传为金钱失节这么简单。
　　 刘文典的“二云居士”外号，是他除了当面顶撞蒋介石之外的知名因素之一。因为喜欢云南火腿和云南烟土，刘文典一直遭人垢病，被认为颓废萎靡。喜欢云南火腿是人的正常饮食嗜好，无可非议，但留恋鸦片毒品，却是为人不耻的恶习。没有人会由于刘文典丧子之痛悲伤过度家人用鸦片助他消除痛苦而有所理解和同情。“二云居士”这个带有明显贬义的称号无异于黥在刘文典脸上的标志，让他的形象像暮色一样黯淡。
　　 闻一多坚辞刘文典，始终同一个磨黑的地名有关。
　　 上个世纪四十年代的云南，由于战乱，物价飞涨，货币贬值，西南联大教授们的生活，己经陷入到了入不敷出典当度日的窘迫状态，许多时候连基本的一日三餐都成了问题。
　　 语言学家王力教授经常去出纳组打听什么时候发薪水，如果领了薪水，即召开家庭会议讨论如何开支度日。王力的孩子目睹父母为一日三餐发愁，便表示不再用功读书。西南联大教授们的孩子只恨自己不生于街头小贩之家。西南联大三常委之一的原清华大学校长梅贻琦，一个月的薪水只够维持全家半月开支，餐桌上经常见不到任何菜肴，偶尔吃上菠菜豆腐汤，全家便像过年一样高兴。
　　 在1942年的《国立西南联合大学三十一年度教员名册》中，后人看到了国文系教授刘文典的月薪，470元，这是中文系教授的最高水平。刘文典的月薪水平同系主任罗常培、教授罗庸、杨振声、朱自清、闻一多相同，比唐兰、浦江清、王力等教授高出许多。即使这样，刘文典的月薪也无法在飞涨的物价面前维持最低的生活水平。刘文典夫人张秋华典当了娘家陪嫁的首饰和过去购买的貂皮大衣，也无法维持长久，依然陷入困境当中。
　　 西南联大教授养猪卖菜，已是见怪不怪。即使是以因钱失节的理由坚辞刘文典的闻一多教授，也未必生活得滋润，一样斯文扫地。1943年，梅贻琦、冯友兰、朱自清、潘光旦、蒋梦麟、杨振声、罗文培、陈雪屏、熊庆来、姜寅清、唐兰、沈从文等十二位教授联名撰写《闻一多教授金石润例》，为闻一多招揽生意：“牙章每字一千元，石章每字六百元，边款每五字作一字计算，润资先惠，七日取件。”以致陈寅恪作诗云：“日食万钱难下箸，月支双俸尚忧贫。”
　　 这个时候，普洱磨黑的大盐商张孟希派人送来书信，邀请刘文典去磨黑帮忙，一是为他已去世的母亲作一墓志铭，二是为有“瘴气”之恶名的普洱撰一游记正名。张孟希是云南闻名的富商，为人慷慨，为刘文典开出重金回报，许诺在磨黑期间，供应他所需要的烟土和全家三口人的生活费用，待回昆明时再送他五十两烟土作为谢礼。
　　 章玉政先生在《狂人刘文典》一书中解释了刘文典磨黑之行的原因：“写骈文是刘文典的拿手好戏，在云南期间，他曾多次应邀为他人先祖、当地名人、著名建筑撰写碑记或铭文，文采飞扬，深得大名。这也是艰难时期刘文典‘为稻粱谋’的一个重要途径。至于第二点，正好符合刘文典一直的学术主张，他曾多次提出唐朝人、宋朝人对瘴气毒害的描写过于夸张，‘实开发西南之大阻力，深愿辞而辟之’。于是，双方一拍即合。”
　　 刘文典就这样踏上了前往普洱的漫长旅途。千里之外的磨黑，隐藏在哀牢山和无量山的结合处，没有公路通行，除了马帮的铃声，只有崎岖曲折的山水，此时却为刘文典展示了一幅衣食无忧的美好画图。
　　 刘文典在磨黑的日子过得惬意悠闲，他在鸦片的吞云吐雾和飘飘欲仙中，慢慢淡忘了昆明的艰苦岁月。但就在此时，一封从昆明寄来的信件中断了他的景致。
　　 刘文典离开昆明不久，西南联大开始按照惯例给教师颁发下半年的聘书。清华大学有关部门的聘书也插上了翅膀，飞越千山万水到达了磨黑。
　　 由于刘文典临行前只向西南联大中文系主任罗培常请假，并未告知清华大学中文系主任闻一多，致使系里的课程受到了一些影响。清华大学未跟他沟通径直给刘文典寄去了聘书，使早已满腹埋怨的闻一多火上浇油，他坚决反对续聘刘文典，并要求学校立即停发刘文典的薪水。
　　 刘文典的心情立刻如同经霜的秋叶。但是，他也没有把事情的结果想象得无可挽回，因为磨黑之行前，他已经向西南联大中文系主任罗培常请过假，罗培常在请示蒋梦麟之后，嘱咐刘文典安排好教学。然而，刘文典的希望在闻一多的来信中破灭了。闻一多信中的每一个汉字都充满了怒气，他表示，即使收到了聘书，也必须退还。闻一多用揶揄之言泼了刘文典一盆冰水：“昆明物价涨数十倍，切不可再回学校，度为磨黑盐井人可也!”
　　 闻一多的寥寥文字，如同铜墙铁壁，最终堵死了刘文典回归清华的道路。从1929年2月被罗加伦引进到如今的十四年光阴，刘文典见证了这所大学的成长，他无法理解闻一多为何如此绝情。
　　 刘文典的清华同学王力教授的回忆，是后人窥视刘闻恩怨隐秘的一个管道。“系里一位老教授应滇南某上司的邀请为他做寿文，一去半年不返校。闻先生就把它解聘了。我们几个同事去见闻先生，替那位老教授讲情。我们说这位老教授于北京沦陷后随校南迁，还是爱国的。闻先生发怒说：‘难道不当汉奸就可以擅离职守，不负教学责任吗？’他终于把那位教授解聘了。”
　　 闻一多解聘刘文典，当然有他的理由。但是，当我们回过头来，设身处地想想，在当时基本生活难以为继的情况下，闻一多自己也刻印卖钱，连他儿子闻立鹤也质疑他“发国难财”，刘文典给盐商的先人写墓志铭，赚点生活费，也未必就有损人格，更无关失节。
　　 读王力先生这段回忆，我恍惚看到了闻一多教授怒发冲冠的神情。西南联大时期知识分子的节操和人格，化为了刘闻矛盾的一个缩影。如果闻一多教授生在当代，不知他会对数十年来知识分子用各种手段献媚讨好权力和金钱的丑行甚至男性写作者求富婆包养的劣迹会作何感想？
　　 磨黑事件最终以刘文典离开清华，被云南大学文史系聘为教授结束。在这个令刘文典伤心的过程中，陈寅恪教授给云南大学校长熊庆来写信推荐。而云南大学，则把刘文典视为特殊人才，给了他比云南大学校长、著名数学家熊庆来更高薪金的待遇。
　　 磨黑事件中我们看到的闻一多是他坚持、倔犟和原则的一面，而他的气节和视死如归的一面，六年之后才让我们完整地看到和敬佩。由于对国家政治腐败和社会不公的愤怒，他直率地批判社会现实，并义无反顾地参加反对国民党政权的活动。1946年7月15日，在昆明纪念遭国民党特务暗杀的李公朴大会上，闻一多慷慨陈词：“我们不怕死，我们随时像李先生一样，前脚跨出大门，后脚就不准备再跨进大门！”五个小时之后，闻一多也倒在了国民党特务暗杀的血泊中。他的骨头，在卑鄙的枪声中无比坚硬！
　　
　　 五
　　 最坚硬的物质，往往被最柔软的东西包裹。人体中最正直的骨头，无一不处于皮肤和肌肉的遮蔽和掩藏中，藏在柔软深处的骨头，往往在特殊的场合下坚挺，闪烁它的硬度和光芒。
　　 1940年3月3日，弹丸之地香港，见证了“五四元老”、“中国新文化运动之父”、“学界泰斗”蔡元培先生的猝死。在抗日战争最困难的时候，国共两党共同表示了对这位担任中央研究院院长的杰出学人的哀悼和痛惜。
　　 中国学术的大树倒下了，但一个民族的学术长河却不能断流。3月中旬，经国民政府批准，作为全国最高学术评审机构的评议会按照章程规定，召集分散在全国各地的评议员赴重庆开会，选举新一届院长。
　　 接到通知的陈寅恪教授从昆明来到了陪都。这个终生厌恶政治的书生毫不掩饰自己的观点，他公开表示：“本人不远千里来重庆，只为了投胡适一票。”陈寅恪说出这句话的时候，中研院院长选举的明争暗斗已经像风暴来临之时的大海，波浪汹涌，惊涛裂岸。
　　 除了陈寅恪主张的胡适外，西南联大常委、北大校长蒋梦麟，评议会秘书长翁文灏，前中研院总干事朱家骅，教育部长王世杰和中研院总干事任鸿隽等海归大腕，都是呼声甚高的人物。评议员们的心里，都在暗中比较权衡，挑选自己心仪的对象。
　　 枝节横生于权力的出现。3月16日，中央研究院评议会秘书长翁文灏突然接到了蒋介石侍从室二处主任陈布雷的信函，蒋委员长表示“盼以顾孟余为中研院院长”。最高领导人的手令火药一般引爆了学者们心中的愤怒，向有“大炮”之称的傅斯年强按怒火说：“我个人觉得孟余不错，但除非北大出身或任教者，教界多不识他，恐怕举不出来。”
　　 蒋委员长的手令是陈寅恪最不能接受的政治强权，陈寅恪认为这样的干预不仅违反了中研院的选举条例，更是对自己一贯主张和宣示的独立精神和自由思想的侮辱，他明确表示：“要把孟余选出，适之也必须选出，给他们看看！”陈寅恪还在翁文灏、任鸿隽的宴席上大谈独立之精神和自由之思想，并坚持中研院院长必须在外国学界有相当声望，如学院之外国会员者。陈寅恪在愤怒中对傅斯年说：“我们总不能单举几个蒋先生的秘书吧！”
　　 第二天晚上，评议会集体宴会，陈寅恪没有料到，国家的最高领袖来到了现场并和书生们坐在一起。蒋介石和蔼的笑容和故作轻松的谈吐，依然没有消除几天前写条子干涉选举在陈寅恪心中留下的不满。
　　 宴会之后，陈寅恪当即作诗一首。在这首题为《重庆春暮夜宴归有作》的诗中，他用轻薄的语言嘲讽了第一次相见的领袖：
　　 颇恨平生未蜀游，无端乘兴到渝州。
　　 千里故垒英雄尽，万里长江日夜流。
　　 食蛤那知天下事，看花愁近最高楼。
　　 行都灯火春寒夕，一梦迷离更白头。
　　 这样明目当胆对领袖不恭的诗，陈寅恪当然不会送给蒋介石，他只是抄了一份赠给了他的好友西南联大教授吴宓。吴宓是陈寅恪终生的好友，他与陈寅恪心心相印。吴宓会心一笑，将诗收入了《吴宓诗集续集》中，并在附注中记载“寅恪赴渝，出席中央研究院会议，寓俞大维妹丈宅。已而蒋公宴请中央研究院到会诸先生。寅恪于座中初次见蒋公，深觉其人不足有为，有负厥职。故有此诗第六句。”
　　 陈寅恪的诗，其实就是一种表态，一种在是非曲直面前的选择。陈寅恪此刻的态度，为他13年后拒绝权力诱惑北上的科学院事件埋下了伏笔。一根正直的藤，结不出两种果实！
　　 陈寅恪诗作墨迹未干，中央研究院评议会就于第二天在重庆的蒙蒙细雨中开幕。30位评议员采用无记名方式投票，结果大出权力意料，翁文灏、朱家骅各得24票，胡适20票，李四光6票，王世杰和任鸿隽各4票，蒋介石下手令推荐的顾孟余仅得一票。按照选举条例，评议员将得票最多的翁文灏、朱家骅、胡适三人名单呈报国民政府审批。
　　 七十多年后，我们依然能够想象得出第二天向蒋介石汇报选举结果的王世杰忐忑不安的心情和紧张局促的神态，甚至还可以联想得到1928年蒋介石在安徽大学校园责骂刘文典时的愤怒表情。然而，我们没有料到的是，蒋介石只是笑了一下，眉宇间没有乌云，脸色依然晴朗。他平静地说：“他们既然要适之，就打电话叫他回来罢。”
　　 中央研究院院长选举最后以胡适在中国驻美大使任上责任重大不宜回国任职为由，最后由蒋介石指定朱家骅为代理院长而告终。以陈寅恪为代表的书生们，不畏权势，张扬自由和民主，成为了惟一的赢家，在中华民国历史上和学术史上留下了让后人乐道的经典。
　　 六
　　 十八年之后，刘文典同蒋介石的恩怨依然未断。刘文典和蒋介石的关系不是平行的火车轨道，它们在蒋介石六十大寿的时候毫无征兆地交集了。
　　 抗战前夕，刘文典曾参加过一次西北考察，亲眼目睹了兵营将士的生活现状和精神状态。回来后，他给胡适写了一封信，真诚地流露了西北考察的感受和心情。刘文典说：“弟素来轻视军政长官，认为将帅都是勇于私斗，怯于公战，专以克扣军饷，搜刮民财为事的；文官都是侵盗国帑，诈害百姓为业的，要想中国强盛，非先把这班人铲除干净不可。这回在晋、绥境内留心观察，和军政当局晤谈，才知道边疆上的将士多半是忠勇奋发，文官也很埋头苦干的。别省虽不知道是怎样，晋、绥的将士官吏那种吃苦拼命的精神，真值得我们崇敬，如弟之躲在后方享福，真要惭愧死了。”
　　 这段发自内心的认识和感受，为后来刘文典为蒋介石歌功颂德作了必不可少的铺垫。
　　 云南省政府主席、云南省保安司令兼军事倡议院上将院长卢汉想在蒋介石六十大寿的时候献上一片心意，但在礼物的选择上绞尽脑汁，费尽心机，仍然找不到恰当的表达方式。后来卢汉灵光一闪，他想起了被人称为国宝的刘文典教授。如果能请刘文典为寿星写一篇文辞华丽的祝寿骈文，当会让蒋介石欢喜万分，这样的礼物，胜过真金白银千万倍。
　　 在云南，在中国文人中，刘文典写赋的名声就是竖在人们面前的口碑。许多人都以求得他为先人撰写墓志铭感到有身份有光彩。刘文典的朋友吴宓教授，就在他的日记中多次记载别人求他作中间人，求刘文典的墓志寿文。那些求取的背后，都有重金的许诺，有的人甚至出价一篇三十万元，其价高至让人不敢想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