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被雨擦亮的记忆
李为事业打拼一辈子,为了书法耽误了成家,四十多岁才在长沙找了个女子,生了一个女儿。后来,这个长沙女人和李离了婚。李与外地一女子再婚,重组家庭,他和这个女人没有生育。据说,李贷款在长沙买了房子,女儿也进了省电视台,女承父业。李已经在长沙举办了几次书法个展。在个展上出售的书法作品也有不少。他现在不写小楷,而写大字,写草书。书法草得认不出来。李写的是狂草,是比张旭的狂草还要过去几里路的草书。草得让普通人无法辨认,认为是一地鸡毛,杂乱无序,毫无章法啦。
有人指责他是越走越偏,偏离了书法的本来宗旨,走火入魔地进入了背离审美的死胡同。而李却不是这样看的。他说,书法是古老的艺术,要当随时代,要有创新,有发展。书法要从传统的实用型解放出来,走向抽象艺术,这是大势所趋。要抒发个人的心灵意气,糅进浓烈的感情色彩。身在楚文化的故乡湖南,要继承和发扬屈原诗歌的浪漫主义风格,尤其是他,在武冈压抑了那么多年,遭遇坎坷,盼望舒张。所以,李在书法艺术上追求一种狂放不羁的精神,向往艺术的个性自由,借此来安慰孤独的心灵,激励自己上下求索。他的狂草的怪与变,应该与内心求变有关,是精神内核与表现形式的统一,是真实的个性表现。
李早退下来了,无事一身胖,近照在老杨那里看到的,胖得让我几乎认不出来啦!原来清清瘦瘦的人,一旦发福,就完全改变了形象,原先十分瘦小,而今赘肉滚滚了。杨说,李走路都颤巍巍的,上气不接下气,出门要堂客搀扶,步履艰难。唉,跟李打了一辈子交道的父亲,都去世快二十年了,李还活在人世,也就不错了。
春节期间,我走在武冈的大街上,走在汽车东站对面的农贸市场上,看到路边一个接一个的对联摊子。摊前摆满了红纸黑字的春联。摊后墙壁上也悬挂着密密麻麻的对子。那些摊主,手握笔管,现场表演书法。在红纸上笔走龙蛇地写对子。这些出售的春联,字写得都还不错,能卖钱。看来,武冈人中字写得好的还是蛮多的。我又想,如果父亲在世,身体条件允许的话,他能打破脸面,到市场上来摆春联摊子吗?估计不能。父亲生前并没有动过卖春联的脑筋。他和好友昌和朱,三人一起在辕门口租门面开店子,做的是刻字写招牌做广告的生意。这店子没开多久就关张。原因我至今也无法弄清楚。我想是生意清淡,或者是三人不齐心,开不下去了吧。我又想,如果当年的李,不听父亲的劝告,没有完成人生第一跳,还是囿守在武冈这个小地方,蹲在二轻小单位下了岗,迫于生计,他也会不得不出来上街摆春联小摊,赚些小钱吧。人的命运就是这样,一步走对了,跳出来了,就到了好地方,风光一世。一步走错,就被埋没屈才,蜗居陋巷,一箪食,一瓢饮,贫穷一辈子。哪里都有被沤死的秀才,能成功的只是极少数。
五
父亲这一生是走错了人生棋子的。他像一只手电筒,是灯下黑,能照见别人,给人家指路,他自己却不知道怎么走。他不知多少次被抽调到邵阳地区轻工产品展览会筹备组,布置会场,写展览会的前言后记牌子,还写产品介绍,写横幅,写会标,写宣传口号,还兼画花草鸟虫,装饰产品介绍。
邵阳有单位领导主动找到父亲,准备把父亲从武冈调到邵阳来上班。说你来邵阳就好办多了,开展览会就不要把你从武冈请到邵阳来,当天开始筹备当天叫你过来也不迟。可父亲想了想,没有答应那位领导。
父亲不想离开武冈,不想来邵阳。尽管那时候他的儿子和女儿双双在邵阳工作了,他还是不想来邵阳安家。他认为他的根子扎在老家好,不想离开生他养他的地方,到陌生的邵阳市来过日子。这样他会过不惯的。就这样,父亲一生都蹲在武冈没挪窝,他以及我们全家的出路因此受到一定的影响。
当然,父亲到邵阳来,也不会好到哪里去,但至少退休后的养老金要比在武冈高得多,而且当时领导答应他,母亲也会安排工作。那么,母亲也能拿到退休金,这样不比在武冈,只靠父亲一人支撑全家强得多吗?
父亲后来也后悔了,说当初不知是脑壳里哪根筋出了毛病,没有答应人家。想起武冈木器厂有哪点好了?其实在这家二轻单位的待遇是很低的,父亲付出够多了,可得到的收入低得可怜。
父亲为厂里调制一种清漆,在试制过程中,熬了一锅又一锅清漆。父亲冒着呛人的漆味,守在锅边试选配方,搅拌油漆,改善漆质,调配漆色,进行了不知多少次试验,终于调制出合格的清漆,为一批又一批木制产品漆上客户满意的清漆,而父亲并没有拿到什么奖励,还是一个月四十九元的工资。而且能者遭嫉,父亲在单位连个小组长的十品官都没有担任过,只是写招牌、刻字、绘画像的独门活儿来了,厂里只有父亲能够胜任。这时候,头儿才想起了父亲,叫他出马搞定。
想起父亲在厂里简陋的工房里画巨幅油画的情景了。父亲站在一人多高的画架面前,从画架量尺寸,选料下料,做画框,绷亚麻画布,到绘制油画人物,直到画像全部绘成,全是父亲一手操办。
父亲往画幅面前一站,就是一整天。他面对画架,用油画笔蘸着调色板上的颜料,一笔一笔地画着人像。画伟人去安源的油画时,我守在父亲面前看得最多。光是脚下那些花花草草,父亲就得画上半天。画得兴起,父亲神情十分专注,你叫他,他也不会立即回应你,要过上好一阵子,他才从画布上缩回画笔,去调色板上调蘸颜料,他会趁这个空档时间,回你的话。
父亲不喜欢雨天,说雨天绘画,颜料不容易干,效果不好。
下雨的天气里,父亲就改做其他活路,漆学校的课桌,漆学生坐的条凳,漆私人定制的衣柜、五斗柜什么的。
晴天里,光源充足,看绘画的颜色效果真切,不会走样。这样的好天气,父亲会抓紧时间画下去,会拖班好久,中午不休息,傍晚天快黑了,已经看不大清楚了,才收起画具散工回家。
父亲下班的时候,厂里空荡荡的,只有烧水的赵老头,已经吃过晚饭,架起光光的二郎脚,坐在天井里吃水烟。见父亲背着一双沾满颜料的手慢慢走过来,老赵把水烟筒从嘴边移开,向父亲打招呼:咯个时候才回去啊,你咯个化学脑壳,画画就不记得吃饭了!
是的,父亲专注的精神可能是与生俱来的,这种精神在我身上有吗?可能没有多少了,我好像做不到父亲那种倾尽心力、全部投入的专注。
雨中的思路像水一样清澈,我又记起那年冬天的事情。
那年的隆冬格外冻人。这天是腊月二十七,我和父亲去五里牌工地。出门阴沉沉的天压在头顶,寒意冰水一样兜头泼洒下来,不禁打个冷战。
父亲背着一袋工具在前面走,我在他屁股后面紧撵着跟。父亲一边踩着砚池塘巷道上一地的碎瓦砾,一边回头对我说,你放寒假了,作业又做起了,反正没事,跟我出来吃吃苦,锻炼锻炼也好!
出巷口,右折入木货街,过红星附小,横穿三排路口,上水南桥,走半边街,过由斯桥,到法相岩再右走公路好久好久,终于看到一道水渠,盘龙一样飞架公路之上。
父亲指着这道水渠说,到了,就在这渠上做事,挂字牌。
父亲说,字牌昨天请师傅从厂里运过来了,今天就把牌子挂到渠上去。一会儿,我和父亲来到水渠下,从旁边一间小屋里把字牌一块块端出来。共八块大牌子,我双手搂一块都很吃力,沉甸甸的。字牌是毛的语录:水利是农业的命脉。
这牌子是父亲在木板上写好,然后一锯一锯地锯割下来,再刷上鲜红的油漆。今天的任务是把牌子端到水渠上,摆正位置,再一块一块地用铁丝扎在水渠铁架上,固定好。父亲说,位置昨天已经定好了,他在搁字的水渠架子上做了记号,今天只管装上去就是了。我搬了三块牌子就手酸得要命,手指冻得快要断掉。父亲见我缩头缩脑、畏手畏脚的样子,说,不要搬了,去屋檐下避避风吧。
针刺的北风卷地而起,顺着路面浩荡刮来,加上过路的汽车加速了风的猛烈推进,整个人都被风扫荡得散了架。
父亲提着牌子,开始爬上水渠的铁架了。我试着学父亲的样子爬上去看看,刚要往架子上走,立即被父亲厉声喝止,说,你上去做什么,在下面要得了!
我一个人站在水渠下面的公路边,车子一辆接一辆的呼啸而过,刮起的疾风裹着沙尘向我扑来,我都快要被扑倒。
我离开公路,走到地势稍高、且背风的地方站着。抬头定定地盯着在爬架子,变得越来越小的父亲身影。父亲一手夹着牌子,一手攀着架子,摸索着在渠架上慢慢地走。终于,父亲爬到了字牌位置。他开始从肩头上挂着的工具袋里,掏出镀锌铁丝和钳夹子,将一根根铁丝往字牌的缝隙处缠绕几圈,然后高声喊我:你在下面看一看,字摆正没有?我赶紧从背风处窜出来,站到父亲摆字的正下方,仰起头来,老师傅一般左看右看,上看下看,看了好一阵,才看出字有点往左偏。我向渠架上的父亲打着手势,向他示意把字往右摆一摆就正了。父亲是个灵泛人,知道怎样找准物体的水平位置。他喊我看,也只是检验一下他找准的位置是不是真准了。他后来下架后对我说,他锯的字每一横都是水平线,他在架子上摆字时,只要看看字的横条跟铁架子平行,不偏不斜就正了的。父亲用钳夹子把缠绕在字缝里的铁丝捏拢来,捏紧到位。然后再扎另一处的铁丝。一个字要扎好几道铁丝才能完全固定。那时的工艺落后,不像如今,有专门的升降车进行高空作业,有专业的钻机在字体上凿孔,再用螺丝旋紧固定。而且字体也会发光,里面装有LED发光源。可造价比那时贵几十倍还不止呢!就这样,父亲爬了八次水渠架子,终于赶在天黑之前,把八个大字挂到了渠架上。
父亲下架后,第一句话就是关切地问我肚曹了吧?肚曹就是肚饿。一整天喝西北风没吃中餐,哪有不肚曹的。我却忍着辘辘肌肠的发慌,对父亲说,肚曹过身了,不觉得了。父亲说,崽吔,字上了架,明天就可以结账,到厂里拿钱了。家里也有钱买肉过年了。
回来的路上,父子俩急急忙忙地往家里赶,不出一声。只听见两双脚一前一后,匆遽地敲打着大地,发出橐橐的响声。到家已经是麻黑麻黑的天,有的人家已经点灯了。
那一年,我们家称了五斤肉过了个年。如今想来,与父亲在一起的感觉真好,虽然那天在露天里被冻得够呛,但现在回想起来,却是很温馨的。
这一次的体验,是我人生最初的一次历炼,第一次明白了,父亲捞钱养家,千辛万苦,千难万难。父亲用瘦弱的肩膀扛起我们九口之家,没有父亲去打拼,哪有我们姊妹的活命啊。仅有一次与父亲一道上工地的体验,对我触动很大,感受很深。我深深懂得,粗茶淡饭的清贫生活,对于贫穷之家来说,也确实来之不易。有饭吃,有衣穿就要知足了,不要攀比,不要奢望。每当我扒着碗里珍珠般的饭粒时,我就想起父亲冒着白毛寒风,爬在高架上去拴字的情形。知道粮食是父亲冒着生命危险去捞钱换来的。哦,所有的苦痛,如今皆成珠玑,是最宝贵的财富,值得我宝爱和珍藏。
六
还有一次雨中的经历没齿不忘。
那次开车的舅舅给我家运来了一车煤,下在光明电影院门口的坪坪上。舅舅下车走到我家院子里,对母亲喊了一声:大妹子,从文坪拖了一车煤,车子进来不得,只好下在光明电影院坪坪里,你喊崽伢子借部板车拖回来吧。
母亲一迭声地应着她二哥的话,赶紧把买煤的钱从衣柜里拿出来,数给了舅舅。
舅舅说了声,我走了,要回公司交车。说罢,就转身走了。
舅舅刚走没几分钟,老天不作美,下起雨来。先是打点子,不紧不慢的雨点子,有力地弹射在地上,溅起老高的灰尘。
这时候,父亲从厂里散工回来了。他抬头看看下着雨的天,着急地说,拐了场,雨会越下越大,赶紧找车子拖煤回来。要不然煤炭会被雨水冲跑了的!
我陪着母亲一家挨一家地借车子,从雷家借来了一辆翻斗车。
我拖着车子,父亲将一把铁锹放到车上,父子俩一道赶紧朝光明电影院走去。
那时候的木货街还是鹅卵石路。一个接一个的石头,圆滚滚的像女人的圆膝盖一样,腻白光滑,丁丁波波的,不好走。车子走在这样的路上,即使是空车,阻力也很大,拖起来也很费劲。
到了电影院放煤的地方。我和父亲轮换着铲煤到车斗里。雨点密集起来,溅到车斗里,弹跳出噗噗的响声,风在雨中划出丝丝缕缕的雾气。煤堆被雨点打得越来越湿了,得赶紧拖回去才行。我掌着车辕,在前面拖,父亲推车尾,在后面推。父子俩在雨中拖着车子,穿过光明电影院的那条巷子,下坡过红星附小的校门,转入鹅卵石路面的木货街之后,车子就难于拖行了。
我咬着牙齿,死力拽着车把手,父亲撅起屁股在后面使劲往前面推车,堆起老高煤尖的车子,还是陷在鹅卵石的凹氹里,像胶着了一样,出不来。
街上的熟人张眼镜从屋里走出来,看到此景,马上打一把雨伞走过来,帮我们推车。车子好不容易驶出了氹氹,开始缓慢地前行了。
我和父亲都没有打伞,也顾不上去打伞避雨了,一心想着快点把煤拖回去就好啦!就这样,拖了一车又一车,拖到最后两车,我俩全身被雨淋得透湿,衣服紧巴在身上,成了一种湿湿的皮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