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爹说，我姐一迈出家门，她就注定将清贫一生。父亲给我说这话时很气愤，两眼瞪得如门神似的。而懵懵懂懂的我却是一头雾水，看着父亲那模样不仅胆怯，也不相信父亲的话会是真的。直到二十年后，当我姐为之付出了青春，又拖累了她一生的那男人，瞪着死鱼般的眼睛，要撒手离开我姐时，我才领悟到了我爹当初那话的意思。或许就如人们常说的那样——不听老人言吃亏在眼前。
　　 那天，我带上家里仅有的二十枚鸡蛋，迎着秋风中漫天飘飞的落叶，踩着被秋雨湿透了的泥泞小路，避着我爹，去看了病已膏肓、在不得已中叫了姐夫的那男人。老实说，这一刻我的心既糟乱又忐忑不定，就如眼前那一片片飘飞的落叶，零零落落又飘飘飞飞。我想，我姐难道真的应了我爹当年那诅咒？要不，她婚后的日子咋会过得如此的艰辛和不幸呢？于是，我姐当年的婚姻和眼下的困境，犹如一组解不开的方程式，始终在我脑子里绕来绕去。
　　 1975年冬，我姐刚二十出头。按理说，这正是她花季的年龄，但我姐作为我家的唯一劳动力，如课本里花木兰替父从军一样，替我父亲去了县里新建的一个大型水库工地。第二年我姐离家出走后，我爹骂了一阵我姐，又接着骂自己的身子不争气，他说，自己要是不害瘟（病）去了水库工地，就不会有我姐离家出走这事。
　　 的确，我爹的骂不是没有他的道理。后来成了我姐夫这男人，就是我姐在水库工地认识的。但我姐说，当时的她，根本没想到他们后面的路会有那么多的坎坷和艰辛。他们说了一千遍，一万遍的白头偕老，但还在“半道上”，我姐夫咋就要离她撒手而去？那上天又为啥要将他们撮合在一起呢？是为了捉弄他们，还是惩罚他们呢？
　　 那天，我姐为了完成队里下达的任务，也学着男劳力驾上了架子车。但因她力小坡陡，驾着架子车没跑多远，就连车带人翻进了路边的土沟里。没想到，后来影响了我姐一生的我姐夫，从天而降地朝她跑了过去。先把我姐从架子车下拽了出来，接着又用随身带的止血药和纱布熟练地给我姐包扎了伤口。
　　 我姐这天没有哭，但远离亲人的思念和心酸却让她淌下了泪。因为她感觉在举目无亲的异地他乡，自己是好无助好孤独啊！所以，我姐夫对她的好，以致姐夫的每一个细微动作，便从此藏进了她的心底。哪知，这同时也给我姐的后来埋下了祸根。
　　 这天，当我提着鸡蛋，胆战心惊地跨进我姐家那茅草院子时，在我意料之外，一股死寂而又冷飕飕的气息迎头向我扑了过来，我顿感毛骨悚然，心跳加剧，脑子里也出现了不祥的幻觉。紧接着，一个似曾熟悉的声音如磁石一样将我吸引着。
　　 “维学啊！二十年前我能救你生，而眼下……这都是命啊！”
　　 我静静听着，也仔细辨析着。的确，这是我姐的声音，我虽然没听过我姐说过这样的话，她的声音也没这么沙哑，气馁，我却一样熟悉。因为它伴过了我的童年，也无数次叫响在我梦里，只是从没这么沧桑，这么悲恸，这么无助，也没这么揪心。
　　 寻着我姐的声音，我战战兢兢地朝我姐跨了过去。在药味十足的里屋，我姐守候在我姐夫的床前，神情呆滞，满面泪痕。她见了我，尽管竭力控制着自己的情绪，但泪水还是不听使唤地重又涌了出来。看着我姐这模样，我除了心酸，也在叹息。同时思索着我姐当初为啥不听我爹的劝阻，要执迷不悟地与眼前这个“死人”在一起呢？
　　 都说时光是流淌着的水，一旦流淌而去，就没从头再来的可能。当然，也包括那些青春和所谓的爱情，还有那些经历过的事。但在冥冥之中，多少事又好像是上天注定了的。要不，我姐和我姐夫在那人海茫茫的水库工地，几天后，咋又相遇了呢？
　　 那是这天的黄昏。腿伤还没痊愈的我姐，由于思家心切，独自在外朝我家的方向瞭望时，看见远处的悬崖边，呆愣愣地站着一个人。那模样，就如一尊石雕泥塑似的。我姐见后，一下就认出了这人是谁，她于是不顾腿伤，发疯般朝他奔了过去。
　　 从此，我姐好像纵身跳到下了悬崖，命中注定她再没了“还生”的机会。
　　 在这天的夜幕完全降下来之前，我姐知道了我姐夫叫刘维学，曾是武警部队的一名军医，一个月前才被部队赶回了农村。我姐当时静静地听着刘维学的述说，不知是“同为天涯沦落人”，还是刘维学所叙述的事太让她动情，她竟悄悄地流下了泪。
　　 原来，我姐在两年前就知道公社有个叫刘维学的年轻人很了不起。应征入伍后，又被部队送去军医学院学习，成了一名名副其实的军医。那年春节拥军优属，公社领导还敲锣打鼓给刘维学的父母送去了喜报和慰问品。那个时候，我姐多羡慕这年轻人，心里也有了一丝儿说不清的感觉。然而，前不久，她又听人们在议论，说刘维学在部队犯了错误，被部队赶回了农村。她开始一直不信，昨天她去医务室换药，医务室的赤脚医生还一脸不屑地说：啥医术高不高明，军医刘维学的医术就好呗，不一样在这工地上拉架子车。我姐当时很纳闷，纳闷这事会不会是真的。她这天听了刘维学的亲口讲述，才知道了事情的原委，从而也知道了人心的险恶和世间的不平。
　　 我这天进屋后，与我姐坐得特别近，彼此间好像能听到对方的心跳声。我压低声音向我姐问了问我姐夫的病情，又扭头细细看了我姐。我姐又消瘦了，脸上也布满了皱纹。看着眼前的姐，我不知说什么话才能将她安慰，是说说姐夫的不幸，还是说说我们的父亲，但无论说甚么，我都觉无用，也许还会扎我姐的心。
　　 那年，我姐在我父亲的大骂声中，离开了家，跟了我姐夫。父亲也因此气出了一场大病。我姐知道后，立马赶了回来，并跪在我爹的床前哭诉了一天一夜，但最终还是没得到我爹的原谅，仍被我爹呵斥着赶出了门。
　　 我姐当时一边哭着，一边叫我照顾好自己和我爹，然后一头冲进了雨里，从此再没回过家。为这事，我爹再次气得咬牙切齿。他时常骂着说：丫头片子是靠不住的，生下来就是一汪祸水。再嫁不出去，也不该去找一个犯了错误的男人啊。我每次听着父亲这样的骂，心里既异样，也怪怪的。
　　 十年后，我已长大成人，但脑子里始终残存着父亲这话的记忆。对姐夫犯错的事，也始终不知是咋一回事。我一次次想从我姐那里得到答案，也想由此解开我姐和我爹之间的结，但一直未成。
　　 那天我看了我姐夫那为时不多的样子，心里再次想起了他在部队犯“错”的事，不管咋样，总想在他离世前或还他公道，或将事弄个明白。以解心头之困。然而预感告诉我，我姐夫犯的“错”，不一定是我爹所想象的，要不，我纯洁聪慧的姐，是不会那么做的。
　　 的确，当我再次问我姐这事，并说了要姐夫清清白白而去时，我姐才惋惜说了我姐夫不让她说的事。我姐夫给她说：事情都过去了，过去的事就让它过去。况且，曾陷害他的人，不仅年迈，也是抬头不见低头见的邻里。再有，在当年的事件中，他也吸取了教训，他也不想给双方的后人，再留下阴影和怨气。
　　 后来听我姐说，我姐夫所犯的“错”，都是他家与大队支书曾春文的纠纷所造成的。
　　 曾春文与我姐夫家原是墙贴墙的邻居，在上的辈辈代代相处得既融洽也相安无事。但自从曾春文当了大队支书后，不知不觉间就少了邻里间的情分。不仅如此，他在邻里们面前愈来愈高傲，愈来愈陌生。但他在“工作”中的杰出表现，却深得公社革委委员们的赏识和支持，也助长了他的自以为是和变本加厉。
　　 我姐夫家与曾春文的纠纷，始于他家那宅基地。曾春文为了给儿子娶女人修新房，便打起了我姐夫家那块宅基地的主意，硬说我姐夫家的宅基地是他曾家的。并没征得我姐夫父母的同意，就破土动了工。那天，我姐夫老实巴交的父母，无奈于大权在手的曾春文，只好流着泪，求人给部队的儿子写了信。我姐夫看了之后，虽义愤填膺，但考虑到邻里关系，还是情真意切地给曾春文写了一封长信，劝曾春文不要因为此事，伤了邻里和气。然而，当我姐夫看到他父母写给他的第二封信后，他再也不能容忍了，因为曾春文占了他家的宅基地不说，还断了他家进出的路。一气之下，他便提笔给家乡的公社革委会写了一封信，诚恳希望公社革委能主持公道，出面让曾春文归还他家的宅基地。但他万万没想到，这信一到公社革委们的手里，就被曾春文知道了，他稍一活动，由公社革委出面的举报信，就寄到了我姐夫部队首长的手里。
　　  我这天听过我姐这述说，恍然中又看了看迷迷瞪瞪的我姐夫，就在这时，我脑子里突然冒出了“牺牲品”三个字。同时也想到了我爹与我姐、我姐夫一直未能解开的结。便问我姐：
　　 姐，你咋不把姐夫犯‘错’的事给爹说清楚呢？弄得你和爹至今跟仇人似的。我姐说，她说了，但爹不信。她又说，我也放心不下你姐夫。弟呀，你不知道一个人“从高处摔下来”的那感觉，不丢掉性命，也会缺胳膊断腿啊。
　　 老实说，我懂我姐这话的意思。所以，二十年后的今天，我姐当年给我说这话时的情景，我仍记忆犹新。心酸和苦涩也让我难以想象那年代的苦难和荒唐。
　　 直到这年的腊月，我姐夫的肝病不但没得到控制，还日趋恶化了，除了几根嶙峋的骨头就是一层蜡黄的皮，这不得不再次住进医院里。那天，医生示意着把我和我姐叫了出去。在医生的办公室里，医生对我和我姐问：
　　 “病人在生活中咋样？据我们的经验，患这样的病，都属于长期的抑郁和劳累所引起的。”
　　 我姐听了医生这话，泪水就哗哗地涌了出来，我也低下了头。我姐更是控制不住自己的情绪，一下扑在我身上，泣不成声地哭了起来。
　　 “弟弟呀，你不知道你姐夫这些年是怎么过来的，我虽然给了他一个家，让他度过了那段最痛苦的日子，但始终抹不去他心中那失落和寄人篱下的阴影，他时常郁郁寡欢，唉声叹气。多少次我还看见他悄悄流泪，有时还对我说，他没想到自己的命运竟是这个样子。在部队他立过三等功，当过五好战士。在军医院，他刻苦钻研业务，总想自己的人生活得光彩一些，哪知……”
　　 我姐说到这里停了下来，她抬头揩了揩眼泪，又看了看我，那样子好像在犹豫下面的话该不该继续说下去，她踌躇了好一阵后，又喊着我说：
　　 “弟弟，我还是想给你说说你姐夫的事，他如果真的……真就冤了。其实，他当初是不让我跟他的，他说怕连累了我和我们一家子。后来土地下户了，国家也允许做生意了，你姐夫才一下有了精神，还说今生他不能光耀刘家门面了，但也不能过得太寒碜，太窝囊。他要趁年轻和好时机，干一番事情，到时再去求我们的爹原谅他，也好好孝敬我们的父亲。所以，他便起早摸黑，又饱一顿饿一顿地做起了水果生意。春夏的枇杷和桃，秋冬的梨和橘子。每天早晨鸡还没打鸣，他就挑着两百多斤的水果担子，乘车赶去城里。然后挑着水果担子一边过街穿巷，一边叫卖，多少时候还被城管赶得如贼似的。
　　 弟啊！这么累，又饱一顿饿一顿，哪有不生病的。我每次劝他不要去了，他都说他行，还有就是说，他要我们的爹知道他是个好女婿，是一个真正的男人，哪知……”
　　 然而，还没等姐把这话说完，刚才那医生急匆匆地从我们的身边跑了过去。我姐夫原来不行了。
　　 最终，我姐卖光了家里所有能值钱的东西，包括一只正下蛋的母鸡，和怀着仔的母猪，还是没留住我姐夫的性命，并撒手在这年的除夕夜。在零点钟声敲响的那一刻，他搭在我姐肩上的手缓缓垂了下去。然而，我姐仍将他紧紧拥在怀里，紧紧的，紧紧的。那样子就如一个母亲抱着自己的孩子，慈祥而又温情。后来，我姐把我姐夫抱出了院门，站在他们家土院子外的空地上，喊姐夫听那此起彼伏的鞭炮，指点着漫天的烟花，叫姐夫数星星。还对我姐夫说：维学啊，过一年我们又过了一道坎，我们的日子会好起来的。
　　 前不久，我搀着我颤巍巍的老父亲，去看了我姐。在我姐夫发黄的遗像下，仍祭品如山，香烛通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