陕西人把说假话叫说虚话。
　　 王世英说一辈子实话，就在他二十岁那年，说了一句“虚话”，导致戴了多年“反革命帽子”，还差点丢了性命。其实王世英说的这句“虚话”也就是一个实实在在的大实话。
　　 王世英老家是河南的，到底是河南啥地方的，也无人过细询问，就连他也不知道具体地址，只知道那年河南发大水，爷爷奶奶和爸爸就逃到陕西扶风安家落户。
　　 六十年代中期，“四清”“整队”运动刚过，又是文化大革命开始。王世英的“帽子”就是那个时侯戴给他的，人常说：“喜不双降，祸不单行。”那时，王世英的父亲王清彪刚刚去逝，他和母亲两人过着饥寒交迫的生活。他糊里糊涂地上了多少次批斗会，糊里糊涂戴着“高帽”游了多少次街，他也记不清了，母亲也跟着他受了多少苦，最后他实在不明白，想不通，他犯了啥罪。在他的脑海里，只清楚地记得，那天吃过早饭，天下着毛毛细雨，人们三五成群地在生产队饲养室房檐下下棋、丢方、打扑克牌，他只说了句：“耍怂呢，肚子饿得像猫叫唤，现在这世道，连肚子都吃不饱，还耍屁呢？”
　　 这时正好驻队干部从这里经过，有人向他点头示意，他就没有管求外事（没在意），他想几句闲言碎语，聊闲叶子，谝闲传吗。正是这几句闲传，导致了他的“杀身之祸”，有人指控他，攻击社会主义大好形势。
　　 第二天，天还下着雨，并一时比一时大，泥泞的街道上，水和土混搅着，不知是水多，还是土多，总是稀稀啦啦和着稀泥。队上的铃响了。那时铃声就是命令，谁不听命令，就是对党不忠，就是不热爱毛主席。谁不热爱毛主席，谁就是罪大恶极的反革命。
　　 那个年代，村民们披着塑料纸，头戴着遮雨的烂草帽。有些头上还顶着手帕，脚穿着球鞋。有个别条件好的穿着雨鞋、打着伞。大多数人穿着专门用来调雨的烂布鞋。有些还光着脚丫子，有些人还穿着“泥梯”。人们三三两两地向村子饲养室走去。那时，村子的饲养室是队长开会、学习、分配活路和发号司令的最高“司令部”。只要队上铃一响，你就往饲养室走，保证没麻哒。
　　 王世英也随着人流进了饲养室。他只见饲养室中间放着一张桌子，驻队干部刘敏坐在桌子后的一条凳子上，刘敏旁边坐着队长方正。八九间大的饲养室内，三个槽拴着五头马、骡子、两头驴以及十多头体格健壮的牛，它们是全队的宝贵财富。犁地、种麦全凭这些牲口，现在这些牲灵细品慢嚼着草料，眼晴呆呆地望着人们。几匹骡、马的铁缰绳还时不时在槽边拉出沙沙的响声，还时不时打几个喷嚏，一个小牛犊“咪咪”地叫着，给来来往往开会的百十号人增添了几分喜庆和快乐。
　　 驻队干部刘敏三十多岁，身着中山装，光亮的头发向一边倒着，那冰冷而严肃的面孔，像一座雕塑在庙宇里的泥神，亳无表情。人们喜喜乐乐，谈笑风生。而他反感，今天是他策划安排了一个别开生面的会议。今天的会议，只有极少数几个人知道。这时，只见他两眼狠狠地扫视了一下人群，大声吼道：“大家肃静了，今天咱们开一个批斗大会，狠斗对社会不满，散发反革命言论的反革命分子王世英。
　　 “把反革命分子王世英揪上来，快、快、快，打倒王世英。”
　　 刚满二十岁的王世英还没回过神来，就被早已安排好的两名青年扭着胳膊押上了主席台，原来吵吵闹闹的会场顿时鸦雀无声，只能听到饲养室外的房檐下房水滴滴嗒嗒的响着，王世英的母亲吓得糊涂了，几个妇女夹着她“人中”，摇动着。人们连大气也不敢出，就连吃草嚼料的牲灵也惊得弄不清咋回事，谁也不会相信这个平时温温顺顺的娃娃、外来户王世英，今天突然成了“反革命”。这个“反革命”也来得太快了，太突然了，让人们措手不及。
　　 “你咋天讲了什么话，要老实交待，不然要砸烂你的狗头。”刘敏话慷慨激昂，义愤填膺，夹杂着一浪高过一浪的口号声，惊得满槽牲灵，停止了嚼草，都抬头望着桌前讲话的人，再看看桌面前站的人腰弯头低，他俩到底为什么，马看看牛，牛望望马，人类还这么复杂，斗斗咧咧的。
　　 “我没有讲什么?”王世英苦苦思索着，他头脑全乱了，比麻还乱，心跳加速了，腿开始颤抖了，眼晴也摸糊了。他不知道他站在那里，他只听见刘敏说他是反革命，他想，自已是贫农出身，从小打心眼里就热爱共产党、热爱毛主席。他听爸爸说：“要不是共产党、毛主席救他们，他们也不知死过多少回了。”怎么能说自己是反革命呢？这个罪名，打死他也不能承认。
　　 “既然王世英狡辩不承认，下面是批斗发言。”刘敏连敲带唱，安排发言的人轻描淡写地说了王世英那天所说的“反动言论”。他们好像完成任务似的。
　　 “打倒王世英，王世英如不老实交待，就砸烂他的狗头。”刘敏举起拳头，高呼着口号，把会议推向了一个个高潮。
　　 “王世英低头认罪，才是唯一的出路。”“谁反对社会主义，我们就打倒谁。再踏上一万只脚，叫他永世不得翻身。”又被刘敏指派的一个青年，领着群众高呼着口号，举着拳头。参差不齐的口号声，彼此起伏，有些慷慨激昂，有些有气无力，有些干脆举举拳头，默不作声，有些人懒得连拳头也不举，更别说出声，他们实在看不惯这个厌恶的世道。
　　 外面的雨越下越大，初秋的连阴雨给村民们带来了灾难，村民有些房子，外面下大雨，里面下小雨。本来瓜菜带的年月，粮食都不够吃，现在雨下的都没柴禾烧了，三顿饭只做两顿，人们怨天怨地。那时运动多，许多人都心有余悸，不敢说实话，有些人都在违心的说着“反话”，把白说成黑，把东硬叫西。只害怕自已“倒霉”在运动中。有些人在默默自语：“世事乱了，啥事都反反行。”有许多人都说：“唉，现在好人多遭难。”
　　 刘敏的脸挣红了，他要发挥他最大的能量，他要把王世英做个“娃样子”。他要在这个“事”上大作文章，立一次功，听说西关乡缺个副乡长，要在工作组选拔人才，他头削尖钻，想当这个副乡长，做梦都想。批斗会开了近两个小时，刘敏达到了预期的目的，他要向上级领导汇报他的“业绩”。他抓了一个“现行反革命”。向上级申请要“反革命帽子”。只要他能当上这个副乡长，抓三个、五个反革命都无所谓。自己随便给谁扣个帽子，易如反掌。
　　 批斗会终于结束了，王世英昏头昏脑，战战兢兢回到家里，母亲心痛地看着儿子，不停地擦着眼泪。他回来一头倒在土炕上，浑身像散了架似的，两眼直冒金星。在批斗会上出的虚汗湿透了他的衬衫，这时他才感到浑身冰冷，他盖好了被子。回想起自已，他也清楚地记得，他说过一次真正的虚话，为此，父亲打了他两个耳光，还罚他跪了两个时辰。那是解放的前几年，父亲送他上私垫小学读书，他为了帮父亲干一点活，没做老师分配的作业，父亲问时，他含含糊糊地说做了。晚上父亲一查看，竞一个字也没字，父亲生气了，说他说虚话。
　　 从那次父亲教训后，自已记下了，从来都不敢说虚话，加之感到自已是个“外来户”，干啥都本本分分，从来没伤亏过谁，没得罪过谁，见同村人了就“爷、叔、姨、哥、嫂”称呼着。这次，他只不过闲言碎语地说了几句不担干系的实话，竟惹来了灭顶之灾。
　　 刘敏托人捎话，让他承认在社会主义大好形势下，那天他说的是“虚话”，是污蔑社会主义，给共产党脸上抹黑。这样他刘敏也能交上差，捎话的人也劝他“识时务者为俊杰，他让你承认，你就得承认”。但王世英心想，现在到这个时侯了，人家早己安上了“卡子”，承认也是反革命，不承认也是反革命。自己还没媳妇，就破罐子破摔，一不做，二不休，干脆死活不承认。
　　 倔强不认输的王世英，不承认“反革命分子”的帽子也被戴上了，在那个人妖颠倒的年代里，刘敏也如愿已尝地当上了西关乡的副乡长。
　　 说了一辈子实话的“反革命分子”王世英，也因此落了个“虚话客”名声，方园几十里大小人都知道永善村有个“虚话客”王世英。
　　 现在王世英都七十多岁了，人们还常常开玩笑地叫他“虚话客”老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