麟游县地处鄂尔多斯地台南缘，属渭北黄土高塬丘陵沟壑区，县东北部为渭北陇东黄土高塬，南部纵横岐山、凤山，形成南界屏障。全县有四塬、三山、十七条河流，大小沟壑1391条，无数的山岭沟壑，将全县分割为173块。千山由千阳县东北部延伸入凤翔县北部，俗称老爷岭，向北入麟游境，伸出三条支脉称西岭、东岭、红熬殿梁。同三岭相间的三条河流，西为酒房河（化水）、中为李家河（柳河）、东为两亭河（润水），三河由南向北，流入甘肃省灵台县境内，至长武县汇入泾河；千山从阳峪关北入麟游两亭境内又分为两支：一支向东，穿越麟游县南部成为与风翔、岐山、扶风县的天然界限，也是关中平原与渭北高塬的自然界限，称为岐山、凤山（即俗称的北山，与秦岭相对而言）。一支北向转东，横贯麟游县中部为页岭，长40多公里，绵延向东一直与永寿梁相接。页岭将麟游县分割为南北两半，是县境内泾渭水系的分水岭，南水入渭有漆水河，古称漆沮水，是县境内最大的一条河流，主要支流有板桥河、消水沟河、西坊河、北马坊河、永安河、澄水河、史家河、武申河、细巷河等水，汇合后流经永寿、乾县过武功流入渭河，北水有酒房河、李家河、两亭河（源于老爷岭）、小庵川河、禅寺河、常村河、普华河、转嘴河（源于页岭）由南向北出境入甘肃灵台县的达溪河，在长武县亭口一带注入泾河。
　　 麟游地处汉族与少数民族的交界地区，是历代征剿战守的前哨阵地，长期侵扰战乱，赤地千里，民不聊生，人口大减，农业生产受到严重破坏。元未普润（县治）仅存任、惠、焦、刘四大户；明永乐14年（1416年）移山西民以食北方，麟游属移民地区，现在民间在寻根追宗时，仍有祖先是山西洪洞大槐树人之说。清同治时，回民起义，麟游是回汉交战的主战场，乡民死伤此地者甚众；民国初年，北洋军阀统治，大军阀混战，小军阀抢劫扰民，官、兵、匪不分，谁到麟游山区都可以据地为王；蒋介石统治后，广大农民头上压着三座大山……抗日战争时期，河北、山东、河南、安徽等沦陷区的大批难民，涌入麟游，国民党设立千山垦区，占荒垦田，烧山毁林，破坏植被，人口流动频繁，百姓都不安农事，推天天，搞料料，生产凋蔽，农村经济一直是残破局面。
　　 民国三年（1914年）三月，白朗率农民起义军过境麟游，现在，民间仍流传有“白狼”吃人的传说。
　　 白匪入陕一个月，踏紫荆关进武功攻克龙驹寨入蓝田，夺入我省要隘险处。其间乘势陷商南、商县；犯山阳陷柞水直逼西安；已经挺进陕西心腹之地，且复转扰渭南连及户县、周至等处，强渡渭水又攻北边地区。武功、乾县相继失守，泾阳、三原等富庶地带眼看就要唾手而得，在礼泉一带严重受挫，匪气稍杀，接着又窥永寿、扰彬县、窜长武，长武一带未能奏效，彬县又相继失守，又穷转北山取下麟游，进克岐山兵扑凤翔折趋千阳以及陇县……
　　 仿佛是一种历史轮回的默契和生存空间的对应，麟游这片热土本来就与作家陈忠实笔下的白鹿原和路遥笔下的陕北黄土高原有着某种天然的相似与承接，如此独特的自然环境、地域文化和历史、人文景观造就了麟游人倔强而雄浑，朴拙又刚健，开朗且神秘的特定心理结构和性格特征，这种特定的心理结构与“关中冷娃”、黄土精神、西部风情又是一脉相承的，田薄命苦，生性憨厚老实，重义气、重乡情、重然诺；内向而开放，率直而悍韧。尚侠好义却苦撑硬干，安土重迁然迫于生计又不得不走关中、下江南；忍气吞声善容忍，不喊不闹，不叫不到，不给不要，不惹事也不怕事，万不得已不发作，发作起来不得了。“洋芋糊汤疙瘩火，县长书记不如我”“三十亩地一头牛，老婆娃娃热炕头”仍然是大多数麟游人普遍向往的田园生活，安土乐窝坐持家珍，满足现状耽于发展，总难摆脱小农意识的纠缠，使传统的美德与家教的守旧；吃苦耐劳与保命哲学，对土地的崇拜与对惰性的宽容；对命运的抗争与对鬼神的依附相反相成；正直与保守，厚重与落后相悖相从。这种说不尽道不完的地域文化特征，在我们时代迅速发展的今天，愈来愈迫切地呼唤我们的文学工作者们通过艺术载体去探寻它地缘的、历史的、道义的、文化的、心理轨迹，梳理出麟游人生生不息的生存状态、精神依托和文化品格，重新构建一种雄浑简约、朴拙传神的文学精神，以弘扬民族的优良传统，开掘地域的历史文化底蕴。
　　 我省是一个文学大省，从《保卫延安》《创业史》到《平凡的世界》《人生》再到后来的“陕军东征”五大部作品，以及电视剧《神禾塬》《庄稼汉》《半边楼》等优秀文艺作品的脉传，把一个雄浑博大的秦人文化形象展示给众人。以这些作品为参照系，难道我们不应该发出自身文学精神现状的诘问吗？
　　 文学精神即一种批判精神，这是由文学的本质和文学是一种维持并改善人类生活条件之一的性质所决定的，这种被古今中外成功的文学实践者反复证明了的真理和宝贵精神，一直在我省文学创作过程中被健康地发展和自觉地承袭着。尽管我县文学创作没有如此宏大的气势和辉煌的业绩，但通过地域文化背景和历史人文底蕴的展示，以及目前各种文化活动的深入开展、交流，都足以催生我们对自身情感世界的探照和对社会本质的深刻把握，有益于县域文学创作秩序的重新构建和文学精神的弘扬与拓展。在自己不长的文学实践过程中，我认为，我们目前所坚持的文学创作方向和方针无疑是正确的，但似乎缺乏的仍是这种文学精神的拥有和对县域历史文化底蕴的开掘，这样势必会造成文学创作链条的整体断裂和创作数量的严重缺乏。
　　 回顾总结我县近十几年来的文学创作现状，首先不能不谈的是秋里先生。
　　 他在县文化馆小院里一待就是二十多个年头，出于社会责任和自身良知以及对文学事业的热爱，他把一种敬业精神全身心地投入到文学创作的全过程之中，并于1997年创办了我县目前唯一的文学刊物——《醴泉文艺》，一直从事编辑工作，从诗歌、戏剧、小说、散文等多种体裁的创作中，全方位地展示了个人的才华和文学修养，其创作风格上坚持“二为”方向和“双百”方针的思想态度，一直是令人钦佩的，最为辉煌的当属他的戏剧小品创作和去年发表的中篇小说《回家过年》。生于斯长于斯并对自己脚下的这片黄土地寄于太多的深情和关注的秋里先生，显然是通过“家”和“年”这种现代人最为奢侈的东西，来寄寓一种心理的释放和真情的传达，其作品印象让人感觉如同在花花世界的街头忽然碰到一位乡下的长者，亲近而且可靠。曾几多时，我们的记忆出现了令人非常尴尬的情形，脑海中一片空白，丝毫未留下点滴关于家园的温馨回忆，诸如“家乡”“外婆”“篝火”“童年”等字眼，似乎是十分遥远以前的传奇故事。《回家过年》情节描写中的“倒尿盆”“年毕话别”等场面几乎让人不忍卒读，这种血浓于水的伦理传统和情感交流，直接指向人们丹田深处最细最软之处，产生了极强的艺术感染力。秋里先生有一个最为可贵的独特之处，就在于他有自己的文学创作意识的自我醒悟，在艺术形式与社会人生之间找到了一个很好的契入点，已经具备了他自己的相对独立的文化品位。至今让人难以忘记的作品有戏剧《八品芝麻官》《见面礼》《真情悠悠》，诗歌《农民》《秋雨》《大哥大嫂》，小说《五伯的故事》《回家过年》等等。最近由他亲自执笔创作完成的戏剧小品《寂静的山坡》又将荣获全国戏剧小品创作最高奖项——曹禺奖，可以说是作者多年来辛勤耕耘的一个现实回报。
　　 具有文学本质即批判精神的作品，是我县目前文学创作中的主流，这种作品的创作，需要作者非凡的勇气和胆识，以及社会的认同和舆论的支持，因为这种作品是以揭露时弊，关注现实，呼唤道德与正义回归的挑刺型文章，它不以眼前的功利为目的，也不轻易被政治和金钱所异化，往往体现着作者的自身良知和对公平、正义的社会机制的探寻与渴望，稍有不慎，便会面临被打入冷宫的厄运，被当权派和执政者视为“边角料”遭受冷遇和排挤，但这种贫民化的悯世伤时，刺世嫉邪的批判精神，却被世界级的文学大师所推崇，如莫泊桑的《羊脂球》、鲁迅的《纪念刘和珍君》、大江健三郎的《人羊》等等，世界历史上曾产生了像托尔斯泰、果戈理、巴尔扎克、陀斯妥耶夫斯基等批判现实主义的文学大师。因此说，这种富有道德勇气和批判精神的作品，应该受到社会的重视和嘉许。在我县近十年来的文学创作过程中，曾经出现了像祈军平同志创作的系列小小说，田启峰老师的《寻找》，李希平先生的《一地蒜皮》等等。这类作品往往直取了生活的原生态，力图破解事物发展的某个侧面表象，以求达到作者内心的真实。例如像《寻找》这篇小说，作者通过刻画主人公寻找生活物品和本地适用人才这两件本身就在自己身边熟视无睹，甚至被忽视了的东西的心理过程，深刻揭示了一个“提拔”与“压制”两种使用方法的选择不当所造成被寻找物品遗失的深刻道理。无独有偶，一只跟随了自己大半生的热水瓶塞，本来就应该在“经常提拔”或“修复更换”中是其延续生命，然而，他却遭到了“可怕”的压制，从而导致了生活中的苦苦“寻找”的麻烦情节，最终演绎成一段“欲出不能，欲留无益”的恶作剧，从一个侧面反映出现实生活中某些领导工作作风上出现的失误和偏差，作者的思想深度和良苦用心是显而易见的。
　　 在诗歌创作领域里，我们欣喜地发现，我县文学队伍中始终保持着一支整齐、雄健的创作流派，近年来不断有各种现代诗、古体诗、词、对联等不同体裁的作品问世，而且还编辑印刷了几个专题小册子，这种传承着盛唐遗风与崇尚高雅的文学情结，是我们永远值得骄傲和自豪的，他们或寄寓山水，励志警世；或缅怀故人，抒臆胸怀，都表达着一种雄达雅健、独立不倚的高尚人格和艺术情操。可以预言，若干年后它们将作为一种宝贵的文化遗产，永远载入我县文学创作的史册来激励后人。例如县委赵书记创作的一系列联语、词句都以其法度严谨、落地有声、力透纸背的艺术感染力量打动了许多读者的心。“砺苦志，扶芷兰。操欧阳斧，继杜陵诗苑。芳心重凿九成篇。墨骨精神，策百舸竟帆”“三曲渭水惜民力，九派波涛带恨流”“九成玉炉，熔碧城风韵，点神州锦绣，铸就多少仁人志士，披肝沥胆，凿绝妙文章名扬华夏；万年宝地，集醴泉甘露，壮江海波涛，淘尽无数豪杰英雄，扼挽狂澜，抽倚天宝剑，力劈昆仑”，这些联语绝句读来使人满口生香，爱不释手。时任县烟草局局长的杨鸿韬先生，潜心钻研诗歌艺术创作，厚积而薄发，妙手烹调，咏物言志；见贤思齐，甚至埋头焊接历史断句，无论是其创作技巧发挥上的别出心裁，还是清新明快，饱含哲理，匠心独运的诗作，都将堪称我县诗歌创作领域的新秀。试读：“谦谦君子韵，澹澹硕儒风”“吟成七字口生香”“人生遭遇即文章”等诗句，其展开后不就是一帧壮丽夺目的诗意画卷吗？
　　 在散文和杂文的创作过程中，我们不仅有资深的长辈典范引路，而且还不断涌现出了为数不少的新秀奇葩，共同构成了一支强大的创作力量，他们都不同程度地表现了创作明晰的价值取向和自己尽可能意识到历史、社会责任，把热爱生活、热爱黄土地的赤诚和感应时代、参与个人观点着力表现现代人生存状态的主题不断开掘和深化，力争在艺术上精益求精，逐渐超越浮躁、浅俗的功利性目标而达到人格的日臻完善，并通过学养的不断增值和思想意识的逐步成熟，使自己变得劲气内敛，凝重深厚，风格意识鲜明，个性质朴无华，完全属于美学意义上的个性突出。例如张月英老师创作的散文《听杏》，通过家乡风土人情和地域文化特色的展示，表达了山村劳动人民热爱生活，不负春光，无私奉献，先苦后甜的创造精神和高尚情怀，深刻揭示了创造原本是在最古朴无华的劳动中产生的，正如美丽的浪花是在海水不断撞击礁石产生的一样朴实的道理，风格凝练而隽永，睿智且洁净，读后使人过目难忘；田俊杰同志创作的杂文系列，自觉地承担起了“宣传群众，教育群众”的职能作用，他以博古通今，引经据典的纪实风格，充分体现了“万家忧乐到心头”的人文关怀和远大抱负，其深遽敏锐的历史眼光、感时忧伤的文人情怀和充满哲理性的逻辑思辩能力，再次让人们领略到杂文的独特魅力，堪称我县文学创作队伍中的一名旗手。
　　 值得指出的是，在我县文学创作中还出现了一种断层脱节的现象，曾经一度活跃的颇具潜力的作者群突然销声匿迹，或许他们是正在酝酿一部大部头作品，或许是他们不屑于磨秃笔而浪费时光，过早地升官发财去了，但不管怎样，我认为他们的暂时搁笔现象，不能不说是我县近期文学创作成绩的流失。回想过去一度时期，我县文学事业确实存在着机制不新，组织力量不强的弊端，没有形成较好的制约和激励机制，仅有的几个文学爱好者创作的东西非但没有润笔的稿酬，反而每年还要向社团交纳一定数量的会费，用来支撑刊物的创办，这在一定程度上阻滞了我县文学创作的热情。另外，作为一个文艺团体的组织者，在一定程度上要注意协调解决好作者们馒头就大葱的生活境遇尴尬的实际问题，而且还有一个最为重要的艰巨任务，就是防止某些门户之见、文人相轻和行政压制给作者们带来的心灵上的伤害。罗曼罗兰说过，在文艺团体中作为领导者的一个重要责任，就是防止作家艺术家互相伤害。
　　 商品经济了，能上市的东西都已纷纷上市，却有许多不能上市的信仰、伦理、情感悬浮在市场之上，在人的心中顽强地延伸生长，无法亵渎的对故土和父母的感恩之情、对地域文化和文学精神的深深眷恋之情，带上某种神圣的使命感，要穿越时空，和人类文明的进步与跨越一起走向未来。君子之交淡如水，秀才人情纸一张，我们有理由相信，在县委、县政府的正确领导下，在县文联的关心支持和关怀帮助下，只要我们能够传承我县深厚的地域文化底蕴，努力弘扬一种文学批判精神，就一定会实现我县文学创作水平的整体飞跃，一定能够创造出一批可以与“陕军东征”的作品相媲美的不朽杰作！
　　 祝福朋友，祝福岁月，祝福黄土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