母亲去世的时候，我刚好坐在她的床边，目睹她呼吸忽然变得十分缓慢，几乎数秒钟才有那么一次，如此只不过持续了两三次，她就永远地停止了呼吸。我们就开始为料理她的后事而忙碌起来。首先，我们要为母亲洗澡，乡俗里为新亡人洗澡是有讲究的，要去水塘边打一罐天然水，打水之前要烧三张火纸，表示对神灵的敬意，取水后立即上岸，绝不回头，直接端送到亲人的身边，为之洗澡时，嘴上还必须念念有词，这件事还必须由一位能给亲人养老送终的儿媳妇亲自去做，那就该由我媳妇金川去做了。
　　 那天天气阴沉，虽然刮了点小北风，但金川还是点着了火纸，将水端到了老妈的遗体边。洗澡当然不像平时那般细致，只象征性地擦一下额头和膀子，然后乘着老人的遗体还有点余温，赶紧为之穿衣。下榻之时，必须头戴蓝布帽，脚著蓝布鞋，然后及时拉掉蚊帐，便于老人的灵魂及时升天。停灵之地铺垫竹席和六尺蓝布，蓝布枕头里塞上三打火纸，停灵后尸体覆盖六尺蓝布，象征亡人灵魂将升入蓝天，永享极乐。然后在遗体头前搁放火盆，日夜不停地焚烧火纸，点上香和油灯，供上遗像，一切停当后就开始燃放鞭炮，向乡亲们发布老人已经亡故的讣告。儿女们开始彻夜不眠地为母亲守灵，那天夜里，我们几兄妹坐在母亲的遗体前，讲述了许多母亲的陈年往事，抽了许多香烟，缭绕的烟雾使我陷入了十分沉重的回忆中。
　　
　　 一
　　 民国三十一年（1942），时天门县各地村庄兴族规、建祠堂，借以维护地方稳定成为风气。贾家姥村也不例外。我外公就是因为与村人发生口角引起斗殴，被恶人诬告犯了族规，族长听信谗言要拿我外公问罪，我外公得到消息后，带着我外婆和我年仅两三岁的母亲星夜逃往丈母娘家丁家云村避难。贾家姥祠堂的族长差人四下寻找我外公下落，终于在丁家云村将其抓获并带回贾家祠堂施以暴刑，用篾刀将其砍死，然后弃尸荒野。 外公死后不久，外婆也因忧愁过度暴病身亡。至此，我外公这一脉就剩下我母亲这个孤女，寄居在她的外婆家里。我母亲的外婆与我居住在吴家云村的祖父是姐弟关系，我们几个儿女出生之后，便称她为姑婆。我姑婆是个心胸宽厚仁慈的女人，每年春节，我们跟随父亲去拜年，姑婆都会竭尽所能地摆出上好的酒菜款待我们，她的那张宽大的脸盘笑得比桃花还要灿烂。 永隆街只是一条沿河小街，以前是国军在京山境内的驻扎地。祖父祖母当年成家数年却膝下无子，祖母不知吃了多少邪药偏方，最终弄坏了身体，早早地亡故了。祖母死后不久，祖父有位在南河街上居住的兄弟叫吴志寿的，得到一个消息，说贺家湾有一对贺姓夫妇过早亡故，遗留下来的孤儿寄住在他的大妈跟前，大妈因家景窘迫无力抚育，有意将侄子送人，我祖父兄弟二人就来到贺家湾将其领了回来，这就是后来我们的父亲。姑婆得知我祖父收了个儿子后非常高兴，她特意回了趟娘家，伸手在我父亲脑袋上摸了好几回，笑得合不拢嘴，对我祖父说；“志发呀，你现在有儿子了，我再送你个儿媳妇吧。”我祖父也乐，马上就问：“哪家的闺女？”“我闺女生的，她原本嫁在贾家姥的，因我那不成器的女婿被祠堂正了法，我闺女也愁死了。她三岁，你儿子五岁。说是儿子，总不是亲生的，不能按辈分算，说孙子也不为过呀，你看这两小人正好是一对儿，你先收过来，把她养在家里做童养媳，等长大了再给他们圆房。”我祖父感到为难，说：“姐你看我这家徒四壁的，自己都难得挣个饱，要是一下添两个孩子，那不要我的命嘛。”我曾祖父道财却在屋里拍桌子打板凳地骂起来：“不成器的东西，人家都养得起童养媳，你就养不起，你想让老子断子绝孙呀。”曾祖母到底心疼儿子，叹息道：“这也难怪，他一个大男人，又没个婆娘，一下子养育起两个孩子，还怎么挣钱养家呢，这样吧，志发你去把女孩背回来，你养这男孩，我和你爸养那女孩，这样总该可以吧。”祖父说：“也好，家里的两亩田我不要了，就留给你们种粮食养那女孩子吧，”祖父一向好吃懒做，又因无儿无女，死了婆娘，族里的人都很歧视他，但他却有一门家传的手艺。靠着做裁缝长年在外面吃百家饭，偶尔遇上一位有钱人家，还能吃上一顿好饭，获得几块铜板。我曾祖父也是裁缝，也是个吃百家饭的手艺人，父子两各有各的生意，相互之间不抢对方的饭碗。这样一来，我母亲三岁多被我祖父背回吴家老宅的时候，就归了我曾祖父领养着。 我母亲记得，小时候我曾祖父家的台阶上搁着一个木质的小屋，大小就跟我们家里的五斗柜差不多，有屋檐有木门有板壁，我母亲和父亲当年都是不懂事的孩子，天天围着小木屋玩耍，捉迷藏，玩游戏，根本不知道世间的疾苦为何物。有一回，我母亲试图钻进小木屋里去，被我曾祖母拉出来狠狠地打了屁股，并且很严厉地告诉二人说：“往后谁也不许动这间小木屋，这是你婆婆住的屋子。”“婆婆住里面，我怎么没看见呀，这么小的屋子她能住进去吗，她不是早死了吗。”我母亲天真地问。“你婆婆人是死了，可她的灵魂总该有个住处吧，这就是灵屋，灵住的屋子，知道吗?”我曾祖母不无哀伤地对我母亲说着这些令人费解的话语。按照那时天门的习俗，这种供亡灵居住的灵屋在自己家的台阶上一搁就是三年。1949年后的政治生活促进了民俗的改变，木制小灵屋改作了纸糊的灵屋和纸人纸马等祭品，而且不用再摆放三年，五七那天从花圈铺订买来，直接在坟地烧化即可。
　　 曾祖父原来居住的房屋的右侧是一个较大的巷口，依坡生长着一棵粗壮高大的皂角树，每年的秋冬从树上掉落下来的黑色果夹，都会被曾祖母毫无遗漏地一一收藏，浸泡捶打后产生的泡沫水用来搓洗衣服。曾祖母还会送给邻里的婆姨们一部分，共同分享漂洗衣服的快乐。曾祖父家隔壁是吴学龙的住户，世世代代居住在一起。按说吴姓本家远不止吴学龙这一户，但感情极深的仅此一户而已。
　　 我母亲大概只有几岁就学会了洗衣做饭，纺纱织土布这些劳动，她曾经多次向我们讲述曾祖母对她的严厉管教，可惜曾祖母的寿运不是很长，不然我母亲还能学会更多的家居本领。 我的祖父早先居住在今吴家云村一组那里，那里是吴家宗族祖居地，多少年苦心经营，祖宗们都有一套上好的小木屋，我祖父一家也不例外。后来因为兵连祸结，离村两里来地的陈家云村出了一窝土匪，经常祸害乡里。有一回，土匪从村东进村抢粮食，我祖父家正好住在村东，一家人慌忙逃出，躲进了村庄附近的芦苇荡。但我曾祖父发现曾祖母不在身边，以为她已从家里逃出。后来远远看到家里的房屋燃起了大火，村里人领教过土匪的凶残，不敢回村扑救，远望着大火烧了整整一夜。 家乡铺天盖地的芦苇荡仿佛专门为战争和灾难而生长的，老百姓一有事就去里面避难。当年避难的地方除了芦苇荡外，再就是坟墓土堆边，外出避难的人事先拉一床破烂棉被，一有响声动静就匆忙逃出，在坟堆边将就着睡上一夜，因为只有那样的地方土匪才不会去搜索。到第二天，乡亲们都从芦苇荡里钻了出来，祖父一家老小回到村里，祖居地只剩下一片木炭灰烬和瓦砾，大风吹过，灰烬在天空中打着旋转。曾祖父发现曾祖母已死在了废墟里，她的遗体面目全非，不知是被土匪杀死还是被大火烧死的。
　　 和运用暴力建立专制政权的政治武装势力不同，土匪毕竟是土匪，只懂得掠夺而不懂得通过经营，通过赋税盘剥慢慢地榨取。那年月，陈家云一带的土匪特别凶残，他们烧房屋，埋活人，拿活人当靶子，或者拿人当牲口耕地，另外就是强奸妇女，土匪头目会派出探子外出打探消息，然后在半道上拦劫娶亲的轿子，抬回去先跟头目睡觉，数日之后放回。相传有个名叫郑启瑞的人，早年在李先念手下红军部队当排长，部队打散后潜逃回老家陈家云村，后来因长期与部队失去联系，竟拉杆子做起了土匪营生，凶残异常，杀人的手段无所不用其极，他平时就在自家的大铁门上开个小孔，隔三差五地就将枪口放在那小孔里面往外放冷枪杀人。有一回，他自己被休在外的结发妻子挑了担箩筐来街上买米，竟将其击毙在街上。 那年大火烧村之后，有几家的房屋幸免，地主家的房屋未被烧毁，贫苦人家的房屋仅有一两户被遗漏的。曾祖父回到村里，先是请了几位乡亲帮忙将我曾祖母遗体抬埋安葬了，然后和我祖父一道去芦苇荡里割了几捆茅草挑回家来。那时已置深秋，天气渐渐冷下来，得有个遮风挡雨的窝棚才行。曾祖母死后，家里就剩下祖父、曾祖父和两个孩子，而一个窝棚顶多能睡下一大一小两个人。我曾祖父先是给自己织了个窝棚，安排两个跟随他们在芦苇荡里担惊受怕躲藏了一夜的孩子在窝棚里休息，自己在废墟里扒出一只铁铲，去地里挖胡萝卜去了，那是他们唯一剩下的粮食。 我祖父却自有打算，他挑了两捆茅草，往北拐了个弯，到一里路远的广上台那里安家去了。广上台那里住着吴家云的四五户人家，中间有块空地，正好可以安插进去。他已经和族里的长老讲好了，足足送了人家一满坛好酒。他再也不愿在祖居地上住下去了，已经受够了这边族人们的歧视和轻贱。
　　 那时天门的吴家宗族分三个房下，大房下是吴氏正室之后，辈份都高，大都受人敬重，二房三房属于偏房，后人辈份都很低，历受正室传人歧视。正室传人都在祖居地居住，偏房的传人却散居于靠吴记河边那片土地上。我曾祖父一家唯一一户居住在祖居地上的三房下的传人，辈份是孙字辈的，见谁都得喊爹叫爷的，低人一等。祖父把窝棚建在广上台之后，就把我父亲接过去了，从此不再跨进祖宗们居住的那片土地，而我母亲则跟随曾祖父从此吃起了百家饭。 入秋之后我曾祖父的缝纫活就排满了日程。但即使是靠手艺吃饭也吃不上什么好饭，雇主们天天都是胡萝卜丁煮饭，而且往往是胡萝卜多米粒少，再撮几筷子酱箩卜。而我的父亲在祖父那里却连吃百家饭的日子都没混上。有天晚上，父子二人刚刚回到窝棚里躺下，族长就带几个家丁来逼交稅款，把仅有的几块光洋全收走了，祖父这才明白，继子入族，是很受族规歧视的，地位比童养媳还要低贱，连稅款都得交双份。那时内战正炽，征收稅款格外频繁，隔三差五的就有人来族里逼款，族长没法只能挨家挨户地征收，实在交不出的，用男丁抵押。为了减少一个人的人头税，祖父让我父亲躲到南河街上的叔父吴志寿家里去，叔父志寿又把我父亲安置在邻居家。那邻居说起来是他的远在贺家湾的大妈的娘家，所以他们才愿意收留了他。后来我祖父又攒了点钱，让我父亲在南河街那边上了几天私塾。故而我父亲在他担任干部期间，是写得一手好字的。而我祖父过去也写得一手好字，我年幼时，母亲曾经无数次地对我们炫耀祖父留在那张古旧碗柜上的墨宝。再后来，祖父就不大再去管我父亲了，世道艰难，战乱频仍，实在顾不得了。为了减免赋税，我祖父甚至在吴家云这边的族长面前乞求将我父亲的名字从族谱里删除，说养不起他了，已经送还贺家湾他老家去了。这个悲壮的举动免除了我父亲几年的稅款，直到国军南撤，每日里催逼稅款的要命事儿，才总算消停。
　　
　　 二
　　 曾祖父去世前的那阵子，祖父仍在广上台住着那间简单的窝棚，眼看着儿媳妇就要交在他手上了，儿媳妇好歹也亲如自己闺女，一天天地长大了，怎能和当公公的挤在那间简单的窝棚里呢。因此我曾祖父在他快要辞世的那段日子里，反复要求我祖父回到他的祖屋里居住，以继承他的那点微薄的家产。我曾祖父是个终生勤奋的人，在祖屋被大火烧毁后不长的时间里，又买回一些木料，盖起了三间茅草屋，比我祖父的那间窝棚当然要宽阔许多。我祖父口头是答应了，并在曾祖父跟前着实居住了好一阵子，但我曾祖父去世后不久，他就违背了他的临终遗嘱，雇请了几个青壮劳力，将我曾祖父居住的房屋拆除，并将木料和茅草搬迁到了远离祖居地的广上台，重新建起了两间茅草屋。那时已到1949年，我母亲刚过了她十一二岁的生日，已经很象个小大人了，劈柴挑水，烧火煮饭，还能下地干点农活，大人能做的事她基本上都能做。 到五零年秋，吴家云村实行了土改，各家各户都分得了一份名义上归己的土地，我祖父和我母亲也分得了一份。但分得土地之后，我祖父倒忧心忡忡起来，因为那时我父亲仍在严家台那户姓严的人家里居住，多年的客居生活，使他已经习惯了那里的生活，也开始称严家夫妇为爸爸妈妈了。我祖父找到他的时候，他好像很为难，不肯相认的样子，因为当年他年纪尚小，记忆很模糊。倒是在严家台居住的这些年，他的意识一年年清晰起来，严家夫妇分明就是自己父母，那个当年将自己背回吴家老宅的青年男子，倒成了与自己不相干的异乡人。我父亲不肯回吴家云村，祖父就只能分得两个人的土地，为此祖父苦恼了好一阵子，后来他到农会主席吴志忠那里诉苦，说我父亲本是吴家的人，只因当年躲避国民党的苛捐杂税，才逃到严家台去居住的，哪知弄假成真，倒认起严家夫妇为父母来了，而且据说已改名换姓了。农会主席吴志忠当年年岁也有些大了，只因家境贫困，三十岁了尚未成家，家里就母子二人。两个吴姓的光棍汉同病相怜，就把我祖父痛失爱子的事放在心上，专门为他跑了几趟严家台，找到严家台农会主席严定凯洽谈此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