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想大半辈子的光阴，从记事儿、上学读书到踏入社会，话里话外，我几乎都和教育界撇不开关系。众说纷纭、莫衷一是的开门办学，在我懵懂的孩提时飘然而逝，却留下过温情的印记；拨乱反正、澄清乾坤那年，我就踏进简陋的小学校惶恐地接受开蒙立德；充满理想又瞻前顾后的八十年代，我连续读完初中和中专；九十年代开始了社会挫折蜕变梦想，其间辗转虚度了将好几年。纵有些许不甘和不舍，造化弄人，新世纪曙光照亮之前，我转道又进了教育的门槛安身立命。期间良师益友谆谆教诲切切勉励，“博观而约取，厚积而薄发”，切磋进步成长，心智日臻成熟。
　　 求学和从教生涯牵动着我的心路，陪着女儿牙牙学语辅导并激励她考进重点学府，回眸自己工作家人生活学习历经变迁，浓缩了与时俱进的经济转型科技创造。从泥桌凳、双人木桌椅到单人塑胶桌椅；从师生全体出动挖土铺垫操场到风雨操场、灯光球场、塑胶跑道；从带粮食上学、用粮票现金买纸质餐票塑料餐票到食堂打卡机、校园一卡通；从厚木黑板、反光的水泥黑板、毛玻璃黑板到塑钢金属黑板、电子白板，最后演变成希沃交互式智能触控一体机。穿云破雾弹指一挥间，更人性化的教育硬件设施，成了校园智能化信息化的标配。我这样一名普通求学者和从教者亲历杏坛沧桑，见证辉煌，颇多感恩感动。
　　
　　 一、文革开门办学
　　 学龄前，我居住的老屋场紧邻襄阳县和南漳县交界的乡村土路边，屋后屋旁的两县农田，彼此只有窄窄的田埂分隔开。地域的条块分割，使得我们的堂兄弟姐妹不能到离家最近的襄阳杨家庙上学，而要去往三里外的南漳吴家集街道上学。这并不妨碍我们就近逛商店看电影。杨家庙操场的露天电影，是我们见识大千世界的窗口，小学校旁的代销店商品多，玻璃橱柜里的针头线脑、布匹佐料、纸张笔墨各人心爱。透过高高的木柜台，飘出香皂雪花膏糖果好闻的气味，没经过饥荒大家不馋嘴，最吸引我们的是堂姐从那店里买的一小盒火柴棍一样长短的细蜡笔。年长我好几岁的堂姐堂哥并不急着上学，半天课半天农活挖药草。奶奶用彩色的蜡笔在细白布鞋垫上描画出花叶蝴蝶，大姐飞针走线地刺绣，几个小不点羡慕地看着红花粉蕊绿叶黄蝶层次渐变，魔术般地展现在眼前。那是最早的美术启蒙，那一幕温馨的天伦之乐是无法忘记的珍藏。
　　 听长辈们讲，文革十年，高考制度被废止，中小学的学生以学习实用的农技知识为主，这就是引起后来颇多争论、广为诟病的“开门办学”。一九六八年，九集区在丁集办了个农医班。我妈的表弟，我们称他金表叔原本是高中毕业生，被安排在丁集农医班教书。金家表叔说他那里有几十名读完高小的青少年，在农医班学习简易的农学和医疗护理课程。有的经过几个月培训当了乡村赤脚医生，有的在大队当技术员。每个大队都指派几名年轻识字的女子去进行新式助产接生技术培训，保障农村孕产妇和新生儿的生命安全，我妈说，这农医班就有两个未婚姑娘步行来为她助产接生。一九七二年一个大雪纷飞的夜晚，我妈说要生了，堂姑立刻去请接生员，接生员们冒着大雪赶来，从医药箱里拿出消毒器械和药水，巧手抚触，顺利接生，这个婴儿就是我。当时，农村合作医疗惠及千家万户，她们只收了五角钱，我妈作为产妇都没有条件好好补充营养，两个接生员更是一口水都没喝又匆匆赶回去。在这之前四年，我妈的第二胎，就是因为乡下错误的接生剪脐带方法导致新生婴儿离世，成为老妈终生的懊悔遗憾。后来妹妹出生也是请那俩接生员来捡生，还是五角钱接生费。我妈一直念念不忘她俩单纯真诚，每次见到她们总要热情地招呼，感激不尽。我妈总要我们记住亲手把我和妹妹带到这个世界的接生员。
　　 至今我还清晰地记得，有一天，我们几个娃娃和两个老奶奶在屋前冬青树下择菜，街道上大队小学的姜老师和背着红十字药箱的赤脚医生，带着十多个学生沿着田埂向我们走过来。近到跟前，奶奶对他们很热情很尊敬，客气地给他们搬凳子倒茶水。这一行人顾不上歇息，马上说要给我们几个娃娃打预防针，奶奶赶紧帮着为我们撸起袖子。只见他们飞快地破开针剂，吸入针筒，在我们右上胳膊扎了一会。我们一个个都很皮实，感到好像蚂蚁咬了一下并不疼。他们打完针，又和奶奶交代了几句就走了。过了几天，我们打完针的右上胳膊留下一个小小的疤痕。赤脚医生和那几个学生又来看过说这就算好了。多年以后，我带着出生几个月的女儿打疫苗，才知道当年打在上臂的是卡介苗，专门防治可怕的结核病。那一帮天天学习生产技术实践经验的学生，就是文革期间的开门办学培育的好苗子，走村串户为乡民问诊服务，是那个年代最暖心最有人情味的一面。想想也许是天道有常，因缘际会。时过境迁，妹妹高中毕业考入医学院，攻读毕业后业务精进，和妹夫成了厦门特区引进的医学人才，落户到那个美丽的海滨城市。
　　 在老屋场近处没有果树，吃的是昏黄的土坑堰塘水，住的是干打垒盖瓦顶的土墙房子，穿着缝纫机做的没补丁的衣服就很有面子，拖拉机是最常见的出行运输工具，孩童们心眼里根本没有困顿落后的抱怨，只是渴望见识精彩的外界。上学之前我极少见到我父亲，不知道他在哪忙啥。偶尔回家一趟，就背着鼓鼓的蓝绿色帆布包，包里装满了香甜的梨，让我们一家老小津津有味地品尝水灵灵甜滋滋的梨，说这是他和同事们学生们培育的优良果子，在这以前，我真没尝过这么好吃的水果。从他讲话中，我听到了九集、花果园两个词，父亲拿来一个五彩的玩具小公鸡，按动机关它脖子翅膀就能动，我很新奇，爱不释手。由于年幼力薄加上不通车，我拘囿在狭小的天地，真是想像不出外界还有多少奇妙的事物。一切直到第一次去九集才有改观。
　　 我要上一年级了，父母说是到九集读书环境好一些。他们带我坐了一程拖拉机，又步行很远，疲惫燥热时，眼前一大片浓密的梨树，每一棵主干在低处分叉，枝叶拂动清凉怡人，无数拳头大的梨在枝叶间点头，果实的清香飘散开来。林子间有人在忙活，这就是父亲和同事学生们的农技课王花园基地，还有南漳园艺场的花果园和良种场附近，都是配合开门办学的最高指示，划给九集区中学的劳动实践农场。他们和我父亲打招呼，摘了几个梨给我们解渴。
　　 九集街道十字交叉的主干道铺着沥青，最宽的襄南公路上汽车来来往往，父亲说这路一头连着襄阳城里一头通往南漳保康县城。走出偏僻之地，我竟然觉得路上的汽车尾气是现代文明的味道，并不难闻。第一次走过平展的集镇公路真有些自豪兴奋。乡村里晴天冒灰、雨天粘脚的土路跑不成汽车，比起柏油沥青公路相形见绌。那些天听着响亮的汽车喇叭声、嗅着淡淡的汽油味，让人感觉到这些丝丝缕缕现代气息，在我看来就是大世界快速发展的象征。
　　 父亲任教的九集区中学，联排的教室和宿舍井然有序地坐落在黄土岗上，尽管那时没有围墙和大楼，大家都不觉得简陋局促，整个社会环境决定了当时的办学条件。相比较我见惯的乡村低矮狭小的房屋和空间，我真是被震撼了。校园里还有梨树、拐枣树、菜园、玉米小麦田。每一栋房屋都是全体师生动手搭建的，每一块田地都是师生照管种收。学校红砖大戏台占据老操场显著位置，坐东朝西，颁奖典礼和演节目都在台上举行，台上还有集镇上农民演员穿戏服化妆献艺表演传统戏曲，远远近近过往的乡亲们也可以驻足观看。晴朗的周末晚上，人们来这儿看露天电影。电力供应不足，教室里晚上一前一后点两盏汽灯照明，两排教室里的汽灯灯光，为九集黄泥岗宁静的夜晚增添了文明希望的光芒。两排教室西头两面外墙也是展示才艺的阵地。上半年“五四”专刊和下半年“国庆”专刊，吸引了上街赶集的行人驻足观看评论，中学墙报专刊真是一道文化风景线。那时九集中学是典型的农村高中，恢复高考制度扭转乾坤，父亲说学校的农活比以往少了许多，但我放学仍然看到师生戴着草帽扛着锄头收工回校的情景。我见到的算是开门办学的末尾期。
　　 当年九集区中学绝大部分老师是外地甚至外省的，一九六九年，县委书记于惠福针对南漳人才奇缺，打报告向省市领导申请派遣的外地大学生和重点中学老师支援山区教育。一九七零年，那些老师陆陆续续汇集到南漳的几所中学，又教学生文化课又参加生产劳动，袁隆平院士的杂交水稻技术，也是在那些年代逐步推广渗透到南漳九集的千家万户。那些远道而来的老师，是南漳教育战线扛大旗的主力军，他们全都是读过大专院校的正牌知识分子，风华正茂的黄金岁月，在九集黄土岗奉献了十多年。我父亲的华中师院数学函授学习时，不时要向他们请教。给我印象最深的是许玉珠阿姨，她和龚友正叔叔夫妻俩带着四岁的女儿晶晶，住在教师宿舍一间干打垒的土房子里，后来搬到一间红砖墙平房宿舍。许阿姨白净漂亮，带着金边眼镜，看见我总要打招呼，可是我听不懂她的武汉话，嗯啊支吾不知该如何搭腔。在我看来，文化高的女教师就应当像许阿姨这般温婉和蔼，而且戴眼镜颇有高雅的气质。她假期到武汉探亲返回到九集的第一件事，就是给我带来在省城买的漂亮的棉袜铅笔和香香的橡皮擦。晶晶的几本小人书真有趣，书里有楼房沙发椰子树电话和外国娃娃。武汉那个远方的大城市，一定有许多在我们小地方见不到的稀罕物品。
　　 一九八零年后，县城里的高中逐步走上正轨，原先作为开门办学试点的九集高中被改制成初中，国家落实知识分子政策，那些外地来的优秀教师，离开了他们这个挥洒汗水奉献青春的岗位，相继返回原籍走向繁华的新征程。从此，我再也没有见到那些文质彬彬、学问深厚的叔叔阿姨，推算起来他们也都是上了七十岁的退休老人了。据说，他们当中每年还有人来工作过战斗过的九集山岗看一看，来此地怀旧追寻青春的足迹。
　　
　　 二、幼年开蒙印迹
　　 我的一年级教室，最初一个月不在九集五丰小学校园里，而是借用老街道两间古旧的民房，室内有两根圆木柱子。父亲带我去报名，报名时要从一数到五十算是面试，几个娃娃跃跃欲试说能数到一百。陡然走进陌生的地方，看着周围叽叽喳喳的生面孔，我竟然大哭。剪着齐耳短发的康老师，提着圆圆的浅色藤条篮子走进教室，从篮子里拿出新书发给我们，我父亲接过新书翻开书页间的插图哄劝我别哭。我很快停止了哭泣，疑惑地看了看康老师的藤条篮子，那该是多么好的百宝篮，装着散发油墨香的书本。过了几天，又换成了梳着麻花辫的戴老师来教我们语文数学课程。康老师哪里去了，我们不得而知。我们上课坐的小凳都还是自己从家带去的，放假了再把小凳带回去。戴老师教唱汉语拼音歌，是我走进校门学的第一首歌曲。她真忙，一节课连一节课全是戴老师，教我们数小棒掰指头算加减法，教识字，还教唱歌。放学排队迎着夕阳唱铁道游击队歌曲《弹起我心爱的土琵琶》，西边的太阳快要落山了，把柏油路面映照成金光大道，永远的旋律回响在心田。学完了拼音，我们班转到校园里的低年级教室。教室里一半是三人合用的长条木课桌，一半是稻壳泥巴糊的几排土台子课桌，我就被安排坐在土台子前，小凳子依然需要每个学生从自家搬来。坐在我们这一半的同学，每天两只袖子和前襟都是灰黄的，大伙并不觉得脏，因为都是农村土地上摸爬滚打的孩子。
　　 防御流感也不像现在打针，而是集体喝中药汤。校长一声令下，放学前，学生们排队走到主席台前摆放的两个木桶，桶里是炊事员熬好的苦甜的药汤，几只搪瓷缸，传递着一个一个喝，为了身体倍儿棒，都不退缩，每个人咕咚咕咚喝半缸子。
　　 教室前是一大块刷着黑漆的长方形木板，斜立着靠在讲台木桌上，黑板上方贴着两张领袖像和“好好学习天天向上”的伟大教导，包含着鲜明的时代特色。我坐的那一侧墙上，是“夺红旗争上游”的荣誉栏，戴老师把每个同学的名字都用毛笔工整地列出两竖行，再用红纸剪成许多小红旗作为评比奖励，每隔一段时间，拿糊精贴红旗给各方面表现好有进步的同学。名字后边贴有三面小红旗的是极少数的优胜者，大部分人得了两面红旗，还有少部分只有一面红旗。每天对着荣誉栏比一比看一看，谁不要求进步呢？教室左右侧空白处贴着《乌鸦喝水》《小猴子下山》的图画。后面墙上是红绿边框的学习园地，园地内容用白纸毛笔插图书写编排，戴老师课余时间一笔一划写好画好再一张张贴上墙。简陋的教室布置得井井有条富有生机活力，一年级娃娃根本帮不上忙，所有这些都是戴老师独自完成。她教书育人一丝一毫每个细节让我感怀终生。校园里老师学生真多真热闹，戴老师依然是班主任带语文数学，其它的每一门课都是不同的老师出场，学习更加丰富了。体育课上有个瘦小的男生裤子要掉，提着裤腰跑完接力赛，成了大家的笑话；胖胖的美术老师在厚木黑板画的那条大鱼，像要从水波里游到我们跟前；音乐老师教唱的《月儿弯弯照九州》词曲回荡校园。识了不少字，要对着老师家长朗诵课本，排队依次读背《种子发芽》《小壁虎借尾巴》《大海大海我问你》《弯弯的月儿小小的船》，老师用红钢笔在学生书本签上“已读”“背”，那简直就是像得了奖章一样的鼓励。走在路上还总要随口念出标语招牌，“农业学大寨，工业学大庆”“抓革命促生产”“实现四个现代化”是街道单位外墙的时代节奏标记，国家步伐节奏的鼓点依然击打在迈入中年的众多公民们脑海里。放学后，左邻右舍的叔叔爷爷看我写家庭作业，教我写申请书加入少先队，给我讲《拔苗助长》《守株待兔》的寓言故事。戴上红领巾回家那一刻，父亲的同事特意送来一个煮鸡蛋表示祝贺。放假了我看着奶奶切白萝卜，奶奶用几根萝卜丝拼出几个姓氏“舒、徐、尚”，我大声念给她听，奶奶乐得点头笑呵呵。我过去使用的教科书中经典的课文朗朗上口、寓意深刻，至今还出现在改版更新的教材里，流传影响了几代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