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老西儿的本名叫陈大器，是他爹陈有才给起的，取意为在人生的道路上担当重任，做个大人物。可陈大器没那福分，只做了个普通的机关工人。
　　 陈大器贪婪而吝啬，和巴尔扎克小说中的葛朗台如出一辙，同事们都戏称其老西儿。他对这个绰号很无奈，一开始强烈抵触，谁说这三个字，就和谁吵闹、翻脸，以至还生发出肢体冲突来。可谁都一直这样叫他，时间长了，也就默认了，甚至在别人叫他“老西儿”时，竟会习惯性地“唉”出声来。
　　 陈有才才华横溢、惜名如金，是个大孝子，与其名字很般配。而陈大器却不同，他在生活上很势利，常为一些蝇头小利纠缠个没完没了，且也没有成了什么“大器”，其品行与名字含义格格不入。
　　
　　 二
　　 抗战初期，陈有才高中毕业，这在当时可算是了不起的文凭了。他不光文凭高，还是学校的高才生，英语学得响当当，汉语水平顶呱呱，而且有独特的乐器操作技巧，被师生们尊称为“多艺才子”。他的思想很上进，日寇侵略时，他主张积极抗日，他的思路是：日寇来侵略，国民就无法生存，抗日才是最大的生计。基于这种理念，他从日寇统治的沦陷区来到了我党占领的山区，全身心投入到了抗日救亡中，成为我党的主要骨干。
　　 他一进山，就自编抗日歌曲，自导抗日文艺节目，并用多种乐器演奏、配乐，还撰写抗日宣传资料，开展多种政治宣传，充分显示出不凡的才气，在抗日救亡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他编写的抗日歌曲好听、易记、通俗、顺口；他自导的文艺节目，内容激进、台词铿锵有力，为广大民众所喜爱，常被民众传诵、传唱：
　　 工农兵学商，
　　 一起来救亡。
　　 勇敢地拿起刀和枪，
　　 共赴抗日战场！
　　 把日寇一举消灭光！
　　 陈有才的抗日之举赢得了广大民众的赞誉，渐渐地声誉鹊起。我抗日县政府看中了他的才华，任命其当了第一任公安局长。在这个重要位置上，他理智掌控局势，巧抓机遇、灵活应对，工作干得很出色，沉重打击了日寇侵华的嚣张气焰。那时，我党中央机关在当地驻扎，县公安局长陈有才是保证其安全的核心人物，他与我八路军总参谋长李宝才、情报中心主任赵国才、游击队长张明才，并称为“八路军的四大才”，是当时我党抗日的“关键少数”，日寇及其敌伪武装闻风丧胆。
　　 陈有才出任公安局长显示出卓越的才华，但却引起了汉奸二猴子的强烈不满和嫉妒。就在陈有才事业蒸蒸日上之际，二猴子向日军告了密。日军旋即就向陈有才的父母发难、施压，胁迫陈有才辞职下山，并扬言：“若陈有才不下山，就杀其全家老小示众。”
　　 在日寇的威胁下，陈有才的父母慌忙托人给儿子捎话。得到消息的陈有才心烦意乱，心里就像十五只吊桶七上八下：人命关天，涉及全家人的性命，若与敌人硬抗，父母及全家老小势必死于日寇的屠刀之下。为保全家人的性命，他慎重选择了辞职下山。在他看来，保全家人的性命才能维持生计，才是对父母的最大孝敬，这也是一种起码的仁爱，并非不义。
　　 可陈有才这一辞职，竟断送了自己的美好前程，使自己与抗日同事的差距越拉越大。在以后的日子里，与他一同抗日、甚至不如自己的同事，在仕途上都青云直上，有的竟当上了省长、省委书记，还有的出任了中央要职。而陈有才却一生平平淡淡、坎坎坷坷，在文革中还受了莫大的屈辱，直到文革结束才得以平反昭雪，恢复了教师的身份和待遇。可他在抗日时期的好多成就，却像云雾一样化为了乌有，至死都没有得到官方的认可。在那个年代，领导们都怕犯政治错误，对“陈有才”这个名字都很警觉，深怕惹出是非来，就连其母校在编撰校史时，为谨慎起见，在校友名单中都不明不白地删除了他的名字。子女们感到憋屈，但又无力回天，出于心理上的逆反，在其父去世后的出殡仪式上作了刻意宣布：“陈有才在抗战期间积极工作，为国家做出了卓越贡献！”这个宣布虽然没有起到任何作用，但却为陈有才亮明了一生的遗憾，子女们窝在心头的怨气，也算是得到了微弱的发泄。
　　
　　 三
　　 建国后，陈有才的家乡新建了一所县级中学。因陈有才有文化，被安排进学校任教，当了英语、语文、数学、音乐四科的教师。这对他来说是梅开二度的绝好时机，也是一种维持生计的需求。他很珍惜这个机遇，便将全身心投入到教学工作中。经受长久压抑而复出的陈有才如鱼得水，出众的才华得以尽力施展，把教学工作做得风生水起，受到了众多家长的推崇和热捧：
　　 “陈老师的水平就是高，真有能力！”
　　 “陈老师的英语讲得真棒，比外教的水平都高！”
　　 “陈老师多才多艺，干什么都是行家里手！”
　　 面对真诚的赞扬，陈有才情绪高涨、感慨万千，激动地对校领导说：“我国还很落后，需要一批栋梁之才，为子孙后代的长久生计着想，我愿为国家倾力培养人才，若实现此愿望，就是我一生的最大快慰！”此后，他在教学工作上更加努力了。
　　 陈有才的教学工作越做越顺，生活上的各种惬意也随之而来。不久，长子陈大器出生了，紧接着又生下了陈二器、陈三器、陈四器和一个姑娘，生活得有滋有味、甜甜蜜蜜，就像是掉到蜜罐子里。
　　 可好景不长，就在陈大器刚刚步入少年之时，轰轰烈烈的文化大革命席卷而来，陈有才的工作、生活随即就被冲击得七零八落。
　　
　　 四
　　 文革伊始，基于陈有才在抗日时的辞职，被首当其冲。一个平时对陈有才很嫉妒、又有意见的同事，在全校职工大会上气势汹汹地攻击陈有才：“我看陈有才这个人有问题！抗日一开始，他为我方在山上工作，可后来却莫名其妙地下了山，我看这里绝对有猫腻！”
　　 陈有才很生气，但又不易直接发泄出来，就耐心地向他解释起来：“我当初是被汉奸出卖的，日寇以杀我全家相要挟，我是别无选择啊，所以就只好辞职了，难道这也有问题？”
　　 “胡说！你分明是想当汉奸才辞职的，是以自己的行动向日寇效劳、鼓劲，是刻意消磨我方抗日志气，向日寇进行服软表白！”那位同事舌剑唇枪地指责陈有才。
　　 陈有才又急忙解释：“我当初是为保护家庭，我方领导人是知道的，何况当时还是组织上特批我辞职的呢！”
　　 那个同事一听，自觉辩论失利，就耍起了流氓手段。同事特意加重语气呵斥陈有才说：“你想当汉奸还敢嘴硬，坦白从宽，你快老实交代吧！”
　　 “我没有当汉奸，真的没有！没有……”陈有才辞职时并未留下书面凭证，只好无奈地加重语气反复强调。
　　 那时，学校领导们并不知道文革是干什么的，等到那个同事刻意陷害陈有才时，才如梦方醒，一个副校长说：“原来这就叫文革啊，可得继续下去啊!要不然我们就完不成政治任务了。”于是为完成上级的政治任务，校领导抓住陈有才抗日辞职一事不放，把矛头直接指向了陈有才，并倡议全校师生召开会议批斗陈有才。批斗会上，陈有才被武断地认定为：“里通外国，向日寇出卖党的机密。”终被戴上了叛徒、内奸、右派分子的帽子，并宣布将其全家下放农村老家改造。
　　 陈有才回到家里，把学校批斗的情况说给妻子听，本以为妻子会同情他，并为自己分担一些忧愁。可没想到，妻子一听，竟觉得自己有政治危险，旋即就向陈有才提出了离婚，并信誓旦旦地宣称说：“我要在政治上与丈夫一刀两断、划清界线，做个上进的人。”陈有才一听，如万箭穿心，他知道妻子平时与他的感情并不深，但没想到的是，妻子竟为了在政治上不受丈夫牵连。连家庭都不要了。想到这里，他万念俱灰，本想照妻子脸上扇几记耳光解解气，可又觉得这样做不会有任何效果，便终止了这个念头。但此时的陈有才似乎看透了世道，自言自语地嘟囔着不满：“人各有志，这也算是各为生计了！”他的声音很微弱，妻子根本就没有听清，正欲追问时，陈有才突然赌气大声喊了起来：“你既然决定了，那就没有什么可说的了，什么时候离婚，你定。我完全配合你办理！”
　　 “现在就办，我不能总和你搅在一起，我有自己的政治追求和远大理想。”妻子冷漠地说。
　　 陈有才一听，心里十分难过，虽然他为了孩子，很不情愿离婚，但他的心里再也容不下这个女人了。于是就赌气地对妻子说：“好吧，那就办离婚手续去吧！”他随即就随妻子走出了这个曾经的爱巢。
　　 妻子与陈有才离婚后，为表明自己的政治立场，向学校领导刻意捏造了陈有才的罪状：“我和陈有才根本就不是一路人，有一天晚上，我模模糊糊地发现陈有才的手表会讲话，而且还看到他在手表上与日本人秘密联络，但我听不懂日语，并不清楚他在说什么。”学校领导一听，感觉是个重大发现，即刻就叫来陈有才对证，虽然没有找到那块凭空虚拟的手表，但却印证了妻子对丈夫的反感。嗣后，陈有才被进一步认定了罪状，并开除了公职，一时间没了生计。但他的前妻却因此得到政治解脱，还被学校领导给予提拔。
　　 一周后，陈有才无奈地带着五个儿女离开县城，来到了自己曾经的老家，一个与县城相距四十多里的小山村——面壁村，接受劳动改造。顷刻间，陈有才一家就由市民变成了农民，家庭生活陷入了极度困难中。在城乡差别巨大的那个年代，这可算是个不小的损失。
　　
　　 五
　　 面壁村位于积怨山山口，全村只有区区五百人，但却是个政治敏感地带，村里的政治斗争很激烈，政治活动十分频繁。陈有才一进村，就被当成了批斗的“靶子”，当天晚上就受到了全村村民的批斗。
　　 在批斗会上，陈有才被安排在主席台前站立，并弓身九十度面对群众，其长子陈大器年龄较大，已步入了少年期，因此，也被拉至台前陪父受批。
　　 主席台上，十几个被提前选定的发言人鱼贯发言，讲自己在解放前是怎样受苦，到新社会后，又是怎样幸福，并用手指着陈有才辱骂，说陈有才支持腐朽势力、反对新生事物。会场内“群情激奋”，都齐刷刷地跟着村干部胡乱高喊政治口号，声音很大、很刺耳，有的还用很难听的“小声中国话”骂父子二人是反动权威、坏分子。
　　 陈有才灰溜溜地站在主席台下，既憋气又窝火：什么新事物、旧事物？这和我有什么关系？简直可以说是风马牛不相及啊！他心里这样想着，但自己毕竟是五十岁的人了，始终都不吭声。可长子陈大器就不同了，他出生后一直在优越的家庭条件下生活，这次接受批斗，他感到了巨大的耻辱、刺激，心情就像坐过山车一样突然跌至了谷底。此时的陈大器疑窦匆匆：父亲是天之骄子，怎么就挨批斗了呢？又何必还要让自己来陪斗呢？他实在有点想不通。由于年轻，就免不了压不住性子，可他稍有反抗，就听到旁边的村民厉声呵斥自己，还有人指着他的鼻子大骂他“狗崽子”。
　　 批斗会结束后，父子二人无精打采地回到了农村老家中，心情都久久平静不下来。陈有才感到受了莫大的耻辱，却又不能对儿女们直说，只好无奈地坐在炕沿上，吧嗒吧嗒地抽起了旱烟，心里就像哑巴吃黄连。儿子陈大器一进家门，弟弟妹妹们就嚷着要与他玩，可刚挨了批斗的陈大器哪有这个兴致，就很生气地向弟弟妹妹们吼起来：“你们都给我滚开！离我远点。”天真的弟弟妹妹们被陈大器当头一棒，热情登时就降到了冰点。就恐惧地问起缘由来：“哥哥，你怎么了？”陈大器无言以对，突然冷不丁放声大哭起来。这使得弟弟妹妹们不知所措，于是就围拢到父亲的身边：“爸爸，这究竟是怎么回事？”
　　 “没什么！爸爸和哥哥挨批斗了。不过是被冤枉了，请你们记着，父亲是有能力的人，也是个好人。”陈有才向儿女们极力解释着。
　　 就在这时，陈大器突然将痛苦的眼神瞄向了父亲，疑心地追问：“爸爸，你既然说你是好人，那妈妈为什么要与你离婚？你又为什么要被批斗呢？”
　　 “这个，我不好说……”陈有才感到一阵心酸，竟觉得自己一时说不清，就一脸无奈地抽泣了起来。
　　
　　 六
　　 陈有才到面壁村安家后，儿女们的年龄还很小，为了生计，他不得不让长子陈大器退学参加农业生产，此时的陈大器连初中都没读完，陈有才心里感到很不是滋味。
　　 尽管如此，陈有才一家的生活依然很困难，有时难免还要挨饿。但陈有才却始终坚守着“该办的办，不该办的绝对不办”的原则。
　　 陈有才是个有文化的人，更是个有慈善心的人，当他看到农家孩子们得不到应有的教育时，很怜惜他们。陈有才说：“文化教育是农家孩子的基本需求，更是农家的长久生计，若在这方面搞不好，就会影响未来的生活，甚至一代不如一代。”于是，他就每天抽出时间为邻居家的几个孩子辅导文化课，这也是他每天必尽的义务。
　　 陈有才很看重报恩观念，时时刻刻都把帮助自己的人铭记在心，并在嗣后的日子里予以回报。他说：“受人滴水恩，当以涌泉报。这是我的做人底线，决不能懈怠。”。
　　 陈有才对偷鸡摸狗、骗取钱财、溜须拍马之事嗤之以鼻，即便是在生活极度困难的时期，也绝不会做的，他认为那都是不义之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