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嘿，儿子！”
　　 “下来——”爸爸一手拄着扁担，一手招呼树上的我，“帮我把石臼抬屋里去——”
　　 枣子正红，透过疏疏的树叶，我看见他一身洗得发白的中山装，肩膀处磨破了，缀了一块新布；熟透的枣子红艳艳地垂着，喜盈盈的，他仰着头，一张口，似乎要落进他嘴里去；我一蹦从树上跃下，“哎呦”一声，袋里的枣子撒出来，满地的溜。爸爸恼了，“莫跳，莫跳，当心把你腿摔断！”一把拉起我，重重地拍我屁股上的泥。我叉开脚，摆好姿势，扁担穿过棕绳，落在我肩上，我挺腰试试，“爸爸，真重啊！”爸爸又把扁担尽可能多的向前移，好让我的分量再轻点，他喊着“一二三。”我走的踉踉跄跄，又想充男子汉，咬着牙，憋着一股气，感觉血都快把小脸撑破了。
　　 石臼是用整块青石打成的，中间凹下去，里面光滑，外面粗糙。夏天，爸爸上山找了一整天，相中了这块大半截埋在泥里的石头，挖开四周的泥，叫上邻家四五个叔叔“嘿呦，嘿呦地抬回来。
　　 石匠来了，甩着锤子在枣树下“叮叮当当”地敲，敲出星星点点的火花和淡淡的青烟，一凿一凿的，石头露出了青天一样的颜色，石匠连连说：“真是好石头，纹理细，没有一丝杂色，打了这么多年石，还没见过这么好的石头呢。”爸爸听了呵呵地笑，仿佛石匠是在夸他儿子，给石匠敬了支烟，又伸手摸摸石头，那干净的青色，让他觉得欢喜。
　　 石臼抬进了屋，爸爸很高兴，大声和我妈说“我就是喜欢大儿子，你看，都可以搭把手了。”边说边摸口袋，掏出暗红色的钱包，从一小叠毛票里检出一张五毛的，“去，给爸爸买烟去。”我兴奋地接过钱，爸爸抽两毛八的“新安。”照例，多的归我，转过身，就听妈妈埋怨：“又给他钱，儿子都被你惯坏了。”跑出老远，我还能感觉爸爸挥挥大手的样子，一脸不在乎地说：“没事，我自己的儿子自己知道！”
　　 明天过重阳，家家要打麻糍，石臼就要派上用场了。晚上炒芝麻，一把茅草塞进灶膛，火焰腾的一下喷出灶门，妈妈忙喊：“可以了，可以了，”小小的芝麻在热锅里跳，灶台上都是小黑点，妈妈一把抹了进去，芝麻爆开了极细小的花，香味冲出来，浓浓的，路上的行人在外边喊：“炒芝麻了，这么香。”
　　 我抢着磨芝麻。炒熟的芝麻倒进石臼，石杵一旋，千万粒芝同声一叹，不过像雨滴落地的嘶嘶轻响，香气却冲天一怒，迸发出烈烈的英雄之气，只恨五脏肺腑太小太小，容不下这四处迸发的香。
　　 “妈妈，真香。”我捞起一把往嘴里塞，妈妈舍不得，伸手打落我捞起来的第二把，和我商量：“明天吃好不好，今天早点去睡。”
　　 我睡下，惦记着明天的麻糍，睡着了，感觉流了不少口水。
　　 早上，我被“砰，砰”的声音惊醒。这声音带着脆响，我起来，看见爸爸高举木槌，“嘿”一声，击穿热气蒸腾的糯饭，青石臼痛快的回应一声，妈妈翻一下，爸爸又捶一下，这样他们一来一往，饭在石臼里失去了原形，软成一团面，爸爸看见我，“来吧，小伙子，你来试试。”
　　 “试就试！”我有点迫不及待的接过木槌，把它举的高高的，瞄准石臼捶下去，木槌太重了，我失去重心一下就打在石臼边上，槌破了，木屑和糯米混为一谈；不甘心，扎好马步，再来一次，这次准了，但是胶黏的米团牢牢裹住了槌，挣扎着拔出来，汗都出来了。爸爸哈哈大笑，连说“不行啊，不行，还要再吃几年饭‘次’（凑）哦。”
　　 再吃了几年饭，我就离开家了。在外面的日子，年轻，孤单，无所谓节日，清明，重阳，或者什么节日，有钱的时候去饭馆吃一顿，没钱泡碗方便面将就。
　　 等我安定了，有了孩子，重阳来时，爸爸就给我打电话：“重阳回来吗？你妈说……”我知道他要说什么，接过话头：“爸，上班的。”那边沉默了一下，“好吧，工作要紧，我给你捎点过来。”
　　 我说：“不要不要，可以上街买点。”街上，店口的喇叭声声喊着：“麻糍八块一斤，麻糍八块一斤。”一口大钢筋锅装满了机器绞好的麻糍坯，惨白的光泽，老板娘面无表情，捞起一块麻利地挤出一小团，“啪”扔进拌好芝麻糖的团匾里，我给这圆圆的东西翻了个身，染黑了送进嘴里，咽下去了，咂摸一下，也甜，也香，然而，终究不是妈妈的味道。
　　 又吃了几年饭，爸爸挂在了墙上。
　　 重阳，我回家上坟。枣树越发高大了，硬硬的枝头结着疏疏的果子，地上，蔓延着杂草，草丛里，散落着一颗一颗风干的枣子，推开大门，门沉沉地“吱呀”一声，久无人住的老屋阴暗潮潮湿，发霉的气息中，时光老得像是经历了几万年，堂上，还是爸爸贴的画：一个胖娃娃，骑着一条大鲤鱼，只是鲤鱼，没了当年的艳色；桌子上，灰尘堆得厚厚的，老鼠爬上去，踩出一串浅浅的脚印，一只蜘蛛受了惊，垂下细丝，半空中止住，似乎想要睥睨天下。
　　 青石臼在壁板下，石匠当年的凿痕依然粗糙，只是里里外外落满灰尘，他的主人就挂在上方的壁板。端端正正的，紧紧抿着嘴，一点笑意流出来，似乎要喊出：
　　 “嘿，儿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