聊斋体，清代蒲松龄独创的文言短篇小说体式。特征为：“用传奇法，而以志怪”（鲁迅）。篇末有作者的评论，即“异史氏曰”。源于《史记》“太史公曰”。自《聊斋志异》一出，仿效者蜂起。
　　
　　 一、蒲松龄，文言短篇小说集大成者
　　 中国古代小说有两个发展系统。一个系统属文言，起自六朝的志怪而盛于唐的传奇；一个系统属白话，起于由唐宋时的说话而形成的话本，进而发展到大部头的长篇章回小说。文是文，白是白，界限分明。当然，也有个别例外，如以文言写章回小说者。但是，这两个系统之间并不是井水不犯河水，而是在不同的历史条件下互相影响，互相竞赛，甚至有斗争。
　　 鲁迅曾经说过，《聊斋志异》是“用传奇法，而以志怪”。细按原意，当是指用传奇的表现手法，来表现志怪式的题材或内容，也就是接受了它之前的这种文言小说的优点，所以鲁迅把它列入了“拟晋唐小说”，正确地指出了它的渊源。蒲松龄自己也承认是“才非干宝，雅爱搜神，情类黄州，喜人谈鬼”，是自觉地有意识地来继承这一小说传统的，是踏着前人开辟的创作道路前进的。然而，从当时的情况讲，这条路已经是歧路了。他以自己毕生的主要精力，又把歧路引直成宽平的大道，树下了历史的纪念碑，因此他是文言短篇小说集大成者。
　　 蒲松龄自谦非干宝之才而“雅爱搜神”，正是从“才”的方面来看待六朝志怪书的，取法其设幻的种种大胆想象，造异立奇，并非追随其明神道，有取有弃，所以能摆脱单纯模仿之恶道。六朝文人的设奇造幻，不同于单纯的宣扬迷信，为了动人，就要造得让你感到象真的一样，在这样的一个写作实践过程中，无疑的是锻炼和发展了文学的想象力，发展了后世所谓的浪漫主义表现方法的因素。蒲松龄从志怪书中所受到的启发，正是这种积极的文学因素。
　　 蒲松龄创作《聊斋志异》的动机和目的，不是一般的传奇志怪，而是以传统的传奇志怪的形式和手法，来表现他长期郁积于心底的“孤愤”之情，是对当时社会的抗争，也是为重振文言小说所作的抗争。蒲松龄还象画风俗画一样，广阔地描写了各种各样的社会生活，转别是中下层的人们的生活和农村的生活，创造了众多的风彩各异的人物形象。越是下层的生活和人物形象，越是令人感到亲切、生动、真实、朴素，具有泥土的芳香气，这同蒲松龄对农村生活的深刻观察和朴素的审美观有着密切的联系。就《聊斋志异》反映社会生活面之广阔，提出社会问题之重要，创造出的人物形象之众多，创作高水平的短篇小说之量大，艺术风格之独特而言，就他毕其一生的精力致力于此而言，在文言小说史上，有哪一位小说家堪与他相比？在文言小说衰颓之风“弥漫天下”的环境中，《聊斋志异》力挽残局，既继承了优秀的传统，又开拓了新局面，达到了文言小说的最高成就，就这种意义讲，说蒲松龄是最杰出的短篇小说家并不过分，不仅文言小说如此，写白话短篇小说的，又有谁能超过他？
　　
　　 二、“聊斋体”的笔法
　　 《聊斋志异》是用传奇的笔法，表现志怪的题材，但无论是采用传奇笔法，还是表现志怪题材，蒲松龄都在继承前人的基础上有所超越。
　　 （1）六朝志怪小说的写作目的是为了“发明神道之不诬”，用虚幻代替现实，内容多荒诞无稽，情节简略、单调，艺术粗糙平板。《聊斋志异》在运用志怪题材反映现实生活方面，却在内容的深度和广度上，超过以往的志怪与传奇，达到新高度，取得新成就。如对于地狱阴司的不同认识。
　　 （2）唐传奇从六朝的“粗陈梗概”发展到有头有尾、文辞华丽、叙述有致，写法上更是通过“尽设幻语”的虚构手法，完成一个个委婉曲折、优美动人的故事，这就是所谓“传奇手法”。《聊斋志异》多以志怪反映现实，且使用传奇手法，所以兼具志怪、传奇二体的特点，成为成熟的文言短篇小说杰作。
　　 （3）《聊斋志异》对传奇手法在继承的基础上，又有所超越。表现为：从故事体到人物体。唐传奇多为故事体小说，以叙述一个完整的故事为主要特征，而限制了人物刻画和塑造。《聊斋志异》则在人物描写方面有了质的飞跃，人物形象鲜明生动，性格也较为复杂。环境描写。《聊斋志异》比唐传奇更加强、发展了环境描写，并使之与刻画人物相表里。心理描写。唐传奇较少见而《聊斋》中却较多，且维妙维肖，颇为传神。
　　
　　 三、“聊斋体”的影响
　　 《聊斋志异》使用的是文言，这对于它的传播和影响有不利的一面。但它在社会上居然广泛流传开来，突破了语言的障碍，关键在于它是成功的小说，创造出了生动感人的人物形象，反映出了历史所提出的新问题、新动向、新趋势，从而在读者的思想感情里引起强烈的共鸣。正因为如此，才能进一步影响到美术、戏剧、曲艺的再创造，甚至在近代还产生了专说《聊斋》的评书名家。这又进一步间接地帮助《聊斋志异》在社会上继续扩大影响，使之变成了家喻户晓的书，变成海外许多国家争赏的短篇名著。
　　 《聊斋志异》问世后，风行一时，模仿之作纷纷出现。主要有沈起凤的《谐铎》、和邦额的《夜谭随录》、浩歌子的《萤窗异草》、袁枚的《新齐谐》等。这些作品大都是模仿《聊斋志异》的形式，于其寄托“孤愤”的积极精神略无涉及；虽也不乏文笔流畅之作，但缺乏进步的思想内容，艺术水平也不高。
　　 从乾隆到嘉庆初年，影响最大的是纪昀的《阅微草堂笔记》。该书在体制上有意和《聊斋志异》对立，否定《聊斋志异》以传奇法而以志怪的创造性的贡献，极力模仿汉晋笔记小说，尚质黜华，记事简要、多所议论；思想上主张“有益于劝惩”“不乖于风教”因此，不论其思想内容和艺术水平都不及《聊斋志异》。但因其书“隽思妙语，时足解颐；间杂考辨、亦有灼见”(鲁迅《中国小说史略》)，加上作者的名望和地位，使该书在当时影响很大。从嘉庆到清末，受《聊斋志异》《阅微草堂笔记》影响的文言小说主要有管世灏《影谈》、许元仲《三异笔谈》、俞鸿渐《印雪轩随笔》、王韬《淞隐漫录》、宣鼎《夜雨秋灯录》、俞椒《右台仙馆笔记》等。这些书有的志怪色彩渐稀，流于烟花粉黛的记述；有的主于劝惩、充满腐朽的封建说教；有的则纯是搜奇猎异的游戏之作，文言小说遂渐没落。
　　 除文言小说以外，白话小说创作也受到了《聊斋志异》的巨大影响。其中最主要的当属吴敬梓的《儒林外史》和曹雪芹的《红楼梦》。前者继承发展了蒲松龄对科举制度的批判精神，以痛快淋漓的笔墨，辛辣地讽刺了科举制度下受毒害的封建知识分子的种种丑态，进一步否定了八股取士的科举制度。《红楼梦》则以贾宝玉、林黛玉的爱情悲剧为主要线索，通过贾家的兴衰过程，在广阔的社会背景上，揭露了封建统治阶级的丑恶腐败，预示了封建社会必然覆灭的历史命运。
　　 《聊斋志异》对中国戏曲的影响尤为突出。自从《聊斋志异》问世以后，根据聊斋故事改编的戏曲剧本为数甚多，不胜枚举。据纪根垠《蒲松龄著作与地方戏曲》的统计，改编《聊斋志异》的聊斋戏几乎涉及全国主要剧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