粮票是计划经济时代的产物，1955年首次发行粮票，直至1993年才结束了它的历史使命。
　　 如今的年轻人对粮票感到很陌生，而在那个年代，一切商品都是凭票供应，票证多多，五花八门，如粮票、布票、油票，肉票等等，没有票，什么东西你都买不到。俗话说“民以食为天”，粮票就成了票中之票，是购买粮食的通行证。粮票还有地域限制，市有市票，省有票，最好的是全国粮票，不然你出了省你就寸步难行。
　　 我虽然在农村长大，因父母在外工作，就吃上了商品粮，用上了粮票，在那年代算是一种荣誉。如果你是农民的孩子，口粮是自产自给，由生产队统一发放。按理说，靠山吃山，靠水吃水，近水楼台先得月，不应该饿肚皮。可我们那儿山高土簿，粮食产量不高，饥饿总是与当地乡亲们相伴。
　　 童年时期，我感觉最多是对饥饿的记忆，总是想好吃的。老乡们一见面，第一句话就是“你吃了吗？”。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农村家家户户每天只吃两顿饭，玉米、红薯、野菜是主要食物。我虽然吃商品粮，但是按年龄定量，菜中油水少，加上那时正是长身体的时候，总是在饥饿中度日。可幸运的是外婆那儿老南瓜多，每年可收获几十、上百个老南瓜，到了春天或青黄不接的月份，天天就是老南瓜稀饭，时间长了，见着这个就头疼。有时实在没有法了，就到山上采野菜，由于是吃的都是粗粮、野菜，胃都胀大了，成年壮劳力一餐吃近十斤粮食的人并不少见。像我读高中时一餐可吃两大碗面条，这让我想起《水浒传》中的武松一餐吃十八斤牛肉的故事，看来并非完全虚构。那年代如果家里来了客人，外婆一般是弄点面条给客人吃，这时会让我们到邻居家去玩一会儿，饭好以后，面条的香味飘出屋子，飘到邻居家，我们留着口水、趴在门缝里远远的望着，你想那时的孩子多可怜。
　　 记得读初中时是住学，要从家里带粮食交给学校食堂，吃的主食是玉米饭，两天一餐米饭，吃饭时是十人一组，一组一个小铝盆，每人只有半洋瓷碗饭。特别是师傅做的玉米饭，饭里面有好多疙瘩，疙瘩中间还是生的，有时水加多了，硬的连那铁铲子都挖不动，由于饭少、质量差，让那处于正是青春发育期我们就有点营养不良。那时到餐馆吃饭除了钱，还要粮票，记得有一次我和同学到餐馆因差粮票，两人只吃了三个馒头。记得有一年，我的一斤半粮票还被人偷走了。真是饥寒起盗心啊。
　　 在读初中时正时兴办农场，那时更艰苦，不仅劳动苦，生活更苦，那时在农场做饭很简单，就是在木甑子中放上饭钵子，蒸上半小时就行了，也没什么青菜，大多是从家里带来的咸菜，就是有时炒点青菜，连一点油星星也没有。记得有一次蒸饭，锅里的水滚开了，可那木甑子里就是没蒸汽，蒸几个小时饭也没熟，只好重来。据当地人说，这是有人做了手脚，只要放一把菜刀在木甑子里，再蒸就好了。不知是真是假，老师也不让试，至今不得其解。
　　 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以后，农村土地包产到户，人们才从饥饿中解放出来，生活一天天好起来。可老家那儿就现在什么都可以卖，就是不卖粮食，可能是饿怕了。小时候外婆经常对我们说，一粒粮食一滴汗，就掉在桌上的饭都要捡起来吃了，说浪费粮食的人雷公老爷是会打你的。
　　 在那困难的年月不单纯是老百姓苦，就连国家领导人也是因为粮食少出现营养不良的症状。据资料记载，著名劳动模范陈永贵，虽然官至国务院副总理，直到二十世纪八十初，还是拿着工分，用着粮票。为什么像我县周其本，大寨的陈永贵、著名的农业专家袁隆平等人得到人民的敬重，是他们一直在为粮食的增产增收在奋斗。1982年，农村实行包产到户政策，粮食产量逐年提高，国民的温饱问题逐步得到解决。但作为计划经济产物的粮票当时并没有取消，我读大学时和工作后还用了近十年的粮票，直到1993年国家放开了粮食交易市场粮票失去了它存在的作用，中国人彻底摆脱了缺粮的困境。曾经红火的粮店也下岗了。
　　 我家现在还有几十斤粮票躺在箱底，每当看到它们感到非常亲切。这些面额不同的小小方寸之物把我的思绪带回那个苦涩艰辛不堪回首的艰难岁月。它浓缩了国人40多年的苦辣酸甜，已成为沧桑历史的一份见证。
　　 如今，无论城市还是乡村，粮油销售店比比皆是。各种粮食和粮食制品琳琅满目，各种小杂粮任你选择。各种副食堆积如山，鸡鸭鱼肉，山珍海味，新鲜蔬菜，时令水果，数不胜数，人民的餐桌越来越丰富。可现在的年轻人没有品尝过那挨饿的滋味，就有许多人不懂得珍惜粮食。如果你到世界上去走一走，就会发现现在还有不少国家和人民还过着我们曾经经历的那段苦涩的岁月，因此粮食安全始终是我们关注的热点问题，珍惜粮食的传统美德不能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