谷雨后，“人间已知春天回，桐花欲开天却寒”。风雨相催，油桐花飞，落在林地，落在石上，落在溪流里，落在绿叶中，用白玉般的身躯，给大地铺上微雪。
　　 油桐树，在我国有上千年的栽培历史。它不择地势，不嫌贫瘠，无论田园、山麓和沟旁，种子落地，萌芽生长。“三年开白花，四年来管家”。种桐一般三年树冠扩展，开始开花结实，第四年大量开花结实，经济收益就很大了。客家先人筚路蓝缕，立足赣南艰辛创业，在栖息地遍植桐树，并与油茶、茶叶齐名，统称“客家树”。故有“家种油茶桐，子孙不受穷”之谚。
　　 油桐花，单层五个白色花瓣，红心成圈印在花瓣内底，五六朵依偎成一簇，雌雄同株生死相许。据悉，为把养分留给雌花结实，雄花在最成熟灿烂时坠落凡尘，一朵接一朵，前仆后继，义无反顾。“生而为英，死而为灵”。由此我想到那些为了崇高理想而斗争，不惜抛头颅、洒热血的革命先烈们。
　　 1963年秋，我就读于赣南大余县下垄镇小学。在一次“6.1”文艺晚会上，集体朗诵烈士刘伯坚的诗《带镣行》：“带镣长街行，蹒跚复蹒跚。市人争瞩目，我心无愧作。带镣长街行，镣声何铿锵。市人皆惊讶，我心自安详。带镣长街行，志气愈轩昂。拼作阶下囚，工农齐解放。”50多年来，每每读起这样的诗句，一次次地让我血脉贲张，我的思绪也跟着回到了那个血雨腥风的年代。
　　 刘伯坚，四川平昌人。1922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曾经留学法国、苏联的才子。1930年刘伯坚和夫人王叔振回国，一起从上海辗转来到赣南中央苏区，先后担任军委秘书长、红五军团政治部主任等职务。
　　 1934年10月，红军主力长征后，国民党派20万军队清剿苏区，顿时“黑云压城城欲摧”。留守的3万红军而半数以上是伤病员，面对敌人强势的进攻，苏区越来越小，环境越来越恶劣，红军部队也遭受重大伤亡。1935年2月中下旬，根据中央指示：为保存有生力量，中央分局决定被围困在中央苏区于都南部的近万名红军部队和地方工作人员，分成9路，陆续分散突围。担任赣南省军区政治部主任的刘伯坚随机关转移，当到达于都、安远交界的畚岭山时，遭遇强敌围追堵截。3月7日凌晨，刘伯坚为掩护战友冲杀出去，不幸被一颗流弹击中左脚，猝然倒下……落入了敌人的魔掌。
　　 被俘后，刘伯坚先被押在驻信丰小汾的粤军第1军第1师第1团团部，在拒绝劝降后，于3月9日被解往粤军第1军军部大庾（今大余县），囚禁在大庾监狱。3月11日，转监至绥靖公署候审室，敌人给他戴上一副沉重的脚镣，徒步行走县城最繁华的青菜街（现建桂路），借以进行反共宣传，妄图从精神上解除他的武装。刘伯坚镇定自若，气宇轩昂，从容过市吟诵《带镣行》。在审讯中，敌军法处长故意问：“你们共产党有办法，为什么弄得现在一败涂地？”刘伯坚坚定地回答道：“胜败乃兵家常事。古人说，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只要革命火种不息，燎原之势必成。”
　　 在被囚禁的12天中，他坚贞不屈，视死如归，他在遗书中把自己的一生归结为：“生是为中国，死是为中国。”并以“我为中国作楚囚”而感到自豪。敌人使尽了软硬兼施的各种手段，都没有使刘伯坚屈膝低头，终于决定向他下毒手了。
　　 “十二时快到了，就要上杀场，不能再写了。”牺牲的前夜，刘伯坚挥笔疾书，把自己最后的心声写给了他的爱人——时任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秘书、机要科科长的王叔振。他信中写道：“我的绝命书及遗嘱你必能见着，我直寄陕西凤笙及五六诸兄嫂”。
　　 “你不要伤心，望你无论如何要为中国革命努力，不要脱离革命战线，并要用尽一切的力量，教养虎、豹、熊三幼儿成人，继续我的光荣革命的事业”。淡淡的安慰和嘱托，是刘伯坚留给妻子最后的“情书”。可他没有想到，在他写这封信之前，他挚爱的夫人已先他一步在闽西游击区光荣牺牲了。这封王叔振“必能见到”的绝命书，最终还是没能送到妻子手中，这个“最后的革命的敬礼！”永远地留在了红色“情书”信笺上，珍藏在中央革命根据地历史博物馆里，精诚贯日月，青史留绝唱！
　　 1935年3月21日，我党的早期党员，著名的无产阶级革命家刘伯坚，随着三声枪响，在江西大余县金莲山英勇就义，年仅40岁。
　　 无情未必真豪杰，怜子如何不丈夫？刘伯坚生前留下的遗书，展示共产党人“生死都为主义真，薪火相传后来人”的家国情怀，像漫山遍野的油桐花一样，洁白的情，洁白的爱，年复生息，永不变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