热播反腐剧《人民的名义》大结局，祁同伟在秃鹰岭被警察重重包围，那首儿歌《我在马路边捡到一分钱》以警察的光辉和对祁同伟良知内心的召唤给观众以强烈的震撼。那稚嫩的童声漫过心田，不知道电视机前有多少同龄人和我一样，被那熟悉的歌声带回了那遥远的年代。
　　 那是我小时候喜欢唱的一首歌。我们并排坐在简陋的教室里学习，上音乐课的时候，老师教我们唱歌，没有钢琴，没有脚踏琴，连手风琴也没有，整个小学没有任何乐器。老师唱一句，我们学一句。那个年代流行的很多歌曲我们都是那样学会的。
　　 年龄稍大一点的时候，大家把歌词抄在小本子上，精心保管，唱歌时拿出小本子，边看歌词边唱。若是谁有了新歌就会相互借小本子，抄歌词。那些年，那些歌，仿佛熔铸在生命里了一样，历经岁月流逝怎么也忘不了。最近这些年，每年同学聚会去K歌，总会有人时不时提议唱些儿时的老歌，一呼百应，唱得饱含激情，满眼泪水。
　　 那些年，我们过生日没有生日蛋糕，没有生日歌，也没有生日礼物。我们过生日的待遇只是一枚煮熟的鸡蛋。在那时一枚鸡蛋的价值很大：学生上学没有作业本了，大人交给一枚鸡蛋，孩子拿了鸡蛋去代销点就能换回几张写大字用的白纸，把白纸拿回来叠好，裁剪，订成作业本就可以写作业了。平日里还可以用鸡蛋换食盐、酱油、肥皂等日用品。
　　 那时候，一毛钱能买八块水果糖，或者能买十块动物饼干。每年过年，我和两个妹妹的压岁钱都是每人五分钱。出了正月，我和大妹会把两个人的压岁钱凑在一起，然后合伙儿去代销点，一起盯着，把一毛钱递到高高的柜台上，一起踮起脚跟，仔细数柜台里递出来的那八块水果糖，然后又蹦又跳开心地拿回家里。那八块硬糖块我们不舍得一次吃掉，我们会分很多次来分享。吃糖的时候都是两个人相互监督着，只拿出一块糖，用牙咬成小块，吐出来，然后姐妹一起平分。那甜甜的味道回味无穷。
　　 那些年，我们的主食是玉米面，也有少量的小米。只有过年和家里来客人时，我们才能吃到大米和白面。有时候父亲从县城回来时会买一两个烧饼或者面包回来，那是我们最开心的时候。那时候烧饼八分钱一个，另外要加二两粮票；面包一毛钱一个，也要加二两粮票。记忆中的面包圆圆的，油汪汪的，很松软，细细慢慢地咀嚼，那种麦香顺着喉咙直达心脾。
　　 那一年，我最小的妹妹在屋前的山坡上玩耍时，被山上滚落下来的石块砸中头部，鲜血顺着头和脸淌下来，吓坏了她周围的那些玩伴。母亲闻讯赶来时，小妹衣服的前胸已经染红了一大片。母亲惊恐地抱起小妹往乡卫生院狂奔。那是个深秋，凉风萧瑟。母亲抱着小妹一口气儿跑到卫生院的时候，汗水已经把衣服湿的像是刚从水里捞出来一样。
　　 很多年后在我们长大成人之后，每次提起那件事情，母亲都后悔不已。她反复说：“我抱着小四（我的小妹）一路跑，她一路哭，边哭边说：‘我要包儿，我要包儿！’”顿了顿，母亲补充说：“那会儿，她管面包叫包儿，管馒头也叫包儿。”母亲声音有点哽咽，眼里已有泪光。
　　 我和大妹调皮地追问：“给她买了吗？”母亲说：“记不清是你婶子，还是你姑，到乡上给她买了一个面包。医生处理伤口时，她一双小手紧紧地把面包抱在怀里。
　　 后来我和大妹常常调侃小妹，说：“你那么小，就聪明啊，知道趁着流血的时候能要来包儿！”我们姐妹三个就笑，笑着笑着，眼里就有了泪。
　　 年少的时候，我们手中的钱最多的一次是五毛钱。那是个夏天，乡里代销店收购药材，村子里十六七岁的孩子都上山刨药卖钱，我和两个妹妹年龄小不能上山，可是有一种中药叫白蒿，我们村外山坡上的田地里就长了很多。于是，我们三姐妹放学后挎了筐去田地里一连挖了几天，晒干了，拿到代销点卖了，足足五毛钱。这五毛钱让我们记忆深刻。在后来的很长一段时间里，我们都觉得自己特别富有。
　　 我读小学五年级的时候，特别想要一条红纱巾，她就摆在乡里的代销点里，标价一元钱。但是我没敢说出了。十几年后，我已是一个亭亭玉立的大姑娘了，我买了一条红纱巾。但是，它已经不是那一条了。
　　 就在不久前的一个上午，我独自走在市中心繁华的街头，偶然发现路边有一个摊位在出售老式面包。刹那间，一种怀旧、一种温暖悄悄涌上心头。身边人来人往，马路上车辆穿梭。在那个阳光明媚的上午，我就那样驻足在卖老式面包的摊位前，怅然若失，依稀间觉得仿佛时光倒流，岁月似曾相识，内心感慨万千。人的记忆就是这样神奇：儿时的日子很苦，可是如今回忆起来，心里却满满的都是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