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子叔刚刚吃完早饭，就习惯性地把两头黄牛牵出窑门口，拉到“凉场”拴在老槐树的树根上，一边细心地梳理着黄牛身上的粪便、毛发和杂物，一边砸吧着呛人的旱烟杆，还和老柴爷有一句没一句地唠着嗑。
　　 老柴爷说话手也没闲着，他用铁掀和镢头敲打和翻倒着已经发酵好的农家肥，幺娃穿着开裆裤，用小铁铲子模仿着柴爷的样子，兴致勃勃地铲着土粪玩耍。
　　 大槐树下的土墙根上，准时准地地聚着一堆闲人，他们有的拢着袖子站着说笑话，有的端着粗瓷老碗蹲着拌着黄菜吃粥饭，有的坐在土疙瘩上抽旱烟，还有妇人纳着鞋底……各自都忙着自己手里的活计。他们中有年已古稀的耄耋老人，有天真无邪的孩子，有蓬头垢面的老妇人，也有刚过门清新可人的俊俏小媳妇……说话的巧舌如簧、口水四溅，抽烟地腾云吐雾、嘴巴吱吱作响，干活地穿针引线或汗流浃背……大家都各得其所，忙得不亦乐乎！
　　 此时，大槐树下的欢笑声和打闹声此起彼伏、连绵不绝，伴随着老柴爷敲打土粪疙瘩的声音，堪比“瞎子阿炳”的《二泉映月》，更扣人心弦、耐人回味和令人向往，这就是我出生的地方，孕育我生长的土地，只有在我熟睡的酣梦中才能见到的“城门上”。
　　 小时候，我们村有一百多户人，三百多口人，每一户都有一到三个大小不等的土窑洞。大家都按搬来村子的先后顺序，沿着沟畔开坡挖窑，中间有一个天然的小沟渠把两岸自然的隔开，搬来早的人家就选择住第一台，因为第一台上有“崖畔”，窑前有大院子；搬来晚的就在第二台挖窑居住，他们的“崖畔”就是第一台住户的院子。在第二台窑前，只要稍一低头就能清晰地看见沟底清澈的溪流，但第二台人家的院子就比较小，出行和晾晒粮食都极不方便……
　　 我们搬来的早，自然就住在了第一台向阳的“崖畔”。我家有两口窑洞，门前有一片大院子，院子边上有一棵古老而茂盛的大槐树，槐树旁有一口老井和不知哪年、哪月、哪些人、用哪些方法把黄土夯起来的厚城墙，我们十几户人就住在城墙最边上，因此村里人都戏称“我们居住的地方”为“城门上”。
　　 这里一年四季，农忙农闲、茶余饭后总是人们休闲解闷、感情交流、收发消息和逗乐子的好去处。
　　 春天，大地解冻、万物复苏，人们就从这里把一堆一堆的土粪拉到自家的庄稼地里，那时各家的农具都置买不齐全，常常是借你家的架子车，用他家的耕牛，有时还要招呼左邻右舍的丁壮劳力来帮忙，那时大家的感情彼此都很憨厚、纯朴和友善。
　　 夏天，到了龙口夺食的关键时候更忙活了，特别是晾晒麦子时，不管哪家不幸遇上一场大雨，人手不够用，这时无论是谁家的大人和小孩，只要能拿动扫把的人，都会不约而同地带上自家的工具赶来帮忙，你帮着扫、他帮着推，即使把自己淋成落汤鸡也要把麦子抢回到窑洞里，或者用塑料纸把麦子盖严实了，大家才肯罢休。那个时候，邻里间都表现的亲密无间、大义凛然和大公无私……“抢完场”后，邻居们就坐在主人的窑洞里凉衣服、喝茶、唠嗑或者抽旱烟。
　　 秋天，是庄稼人丰收的季节，大家把收割回来的玉米、黄豆等晾晒在院子和“崖畔”上，要是哪一家的庄稼已经成熟，却有没有劳力收获，只要一声招呼，邻居们都是随叫随到，而且帮完忙后分文不取,连到家里喝口茶水都说:“见外了！见外了！”到了晚上，借着月光或点亮马灯，你坐在玉米堆上剥玉米，我蹲着场边捶豆子，还你家长我家短地拉着家常。
　　 到了大雪纷飞的冬季，整个院子就堆满了过冬的柴火，有玉米秆、麦草垛和老树根……时间长了，也不分不清是谁家的柴堆，只要做饭或者烧炕，就去柴堆里抱些拿回家里烧火，也没有人站出来说：“那是你家的、这是我家的！”
　　 腊月，若是遇到晴好的天气，“城门上”的大姑娘、小媳妇，都端着大盆、小盆，提着换洗的衣物，也不论是娘家的还是婆家的衣裳，都统统地拿来洗刷、晾晒；最辛苦的就是村子里年轻的小伙子，东家借来井绳，西家借来木桶，还热情地吆喝着邻里乡亲都来挑水，挑不动水的人家也不用担心，大家都会自愿地帮衬着，让两个娃娃抬一桶水，或一个小伙挑两桶水，直到帮把那家的水瓮倒满为止……谁都没有盘算过要什么报酬或者汗水还能用金钱来计算和衡量。
　　 冬去春来，寒来暑往，转眼之间十几年过去了。
　　 又一个百花争鸣的春天回来了。中国梦的号角亲切地呼唤着“城门上”的乡亲，随着一阵阵机械地轰鸣，当年穿着开裆裤的幺娃正开着推土机，在他强大而有力的“大铁铲”下，“城门上”这个历经百年，风雨沧桑的厚重土墙瞬间变成了平整的梯田。
　　 德子叔含泪卖了最后一头牛犊，住进了平房。九十六岁的老柴爷，坐着轮椅住进了单元楼，临走时他流着泪抓了一把“城门上”的泥土……听幺娃说，老柴爷常常坐在轮椅上，面对着“城门上”的方向，嘴里含糊不清地嘟囔着什么。
　　 现在，“城门上”热闹的场景，大槐树的荫凉，乡亲们的笑颜，老井的甘甜，城墙的厚重和土窑洞的冬暖夏凉，都已成为庄稼人脑海里挥之不去的永久记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