初闻袁浪老师的名字和感觉他在文学艺术上的成就，是在一个酒桌子上，从同桌的一个北方客人的表情上和言语里。
　　 去年9月中旬，随同贵州散文学会一众文友应邀去赫章县采风，有幸与学会“核心层”的领导们同坐一席，同桌的有县委宣传部的主要领导及其他要客。
　　 席间的相互介绍中，一个有点年纪的、颇具艺术范的老师说，他是从长春电影制片厂来此地拍片的导演。得知我们来自贵阳，很是亲热。随之便向我们打听起“袁浪”来，说是老朋友，好多年没见面了。
　　 本人素来孤陋寡闻，自是一无所知。会长秦连渝则连声表示：知道、知道，熟得很啰！
　　 随即拨通电话，简言两句后，递给这位一脸期待神色的北方客人。
　　 大约是按了“免提”罢，客人满脸笑容，语调随便而亲热。那边同样，这从伴着的呵呵呵朗笑声中完全可以推想得出来。
　　 虽未曾谋面，却是听到了这位袁浪老师的声音和得知了他的些许情况，知道了他是咱们贵州省电影家协会的名誉主席，出过小说，写过电影剧本。
　　 没有想到的是，这之后两个来月，便在去六枝特区岩脚古镇采风时，与这位袁浪老师不期而遇了。
　　 适中个子，毛栗头式，深色外套未扣，内着玫瑰红毛衣，身板直直的，嗓音亮亮的，说是已七旬开外。随和中透着厚道，看不出大作家的架势，倒有些像“邻家大叔”的样子。
　　 这次没有了与“核心领导”同桌的运气，却也遇上了不差的运气。
　　 你说怪也不怪？竟然与袁浪老师同桌了。
　　 是他执意要坐“兵们”的席位，不想正好坐到了我们这一桌。于是，与他来了个近距离接触，边吃边聊边聆听，气氛倒也随意自如无拘无束，颇有所得，好不快活。套用一句用滥了的老俗话，就是：被掉下的馅饼砸晕了。
　　 同桌的还有学会的副会长陈跃康老师，他是省电影家协会的副主席，影视剧作家，曾与袁浪老师在同一个单位工作过，在文学艺术上似乎有着亦师亦友的亲密关系。他们合作的《风云海龙屯》，受到文艺界关注。
　　 这也才知道，袁浪老师应邀担任了我们散文学会的顾问。
　　 饭后，水雾蒙蒙，与几个文友随袁、陈两位老师信步游逛。问者虚心求教，答者着意释疑，都是兴致勃勃。见袁浪老师短发上已见细珠，衣服颜色也加深了，方才作别各回住处。
　　 次日清晨，袁浪老师与我们同组采风。他携带了一支短笛，在青山拱翠，碧水如染的一处岸边，应文友之请，吹奏了起来。
　　 本人系“歌曲盲”，不知曲名。那或悠扬婉转，或欢快热烈，甚或如悲似喜的曲调，却带给人听觉上惬意的感受。
　　 岸边立了一些塑雕像，反映了这古镇先民们奔波于山高水长的古盐道上贩货求生的辛劳情景。
　　 在一座夫妻送别的雕像边，文友们围定袁浪老师，听他循循畅谈其蕴含着的艺术性和表达出的丰富内涵。听得人兴味盎然。你还别说，让人情不自禁地便想到了宋人的这些词句：“执手相看泪眼，竟无语凝噎”“多情自古伤离别”“两情若是久长时，又岂在朝朝暮暮”等等。虽说贫苦山民远没有文人雅士那么多的弯弯绕情怀，在人之常情上，怕也是应该相通着的吧。
　　 我们今年的贵州散文学会年会，是在青岩古镇召开的，时间为10月中旬。
　　 报道之际，见袁浪老师正在门厅与人谈笑风生。一袭暗蓝色唐装，随和的神情，坦荡的笑颜，“邻家大叔”形象又呼之欲出。
　　 不过他到底不是邻家大叔，是文学艺术上的名人。
　　 “名人”即是“贵人”。名人也好，贵人也罢，一般在日常生活中的记性都不是太好的。古语不是早就有“贵人多忘事”的说道么？即使你们之间曾经推杯换盏过，眼迷离、面孔红，甚至哥子兄弟勾肩搭背过。本人曾“混迹”过所在央企一把手的“老秘”岗位，亦曾牵过基层部门责任的“牛鼻子”，文艺界的“腕”也曾幸会过一二，似乎这方面有些感受。
　　 于是，便打算“梭边边”侧身绕过去。大约身子长大，有些体态狼亢罢，竟被袁浪老师看见了。于是，熟悉的“呵呵”声又响起：“我们又见面啦，又见面啦……”手也伸了过来。
　　 于是，也赶紧放出亲热自然状，趋前握住他温厚的手掌。喊了声“袁老师好！”
　　 与他岩脚一别，小有一年了，袁老师还真有些好记性嘞！虽说浅浅接触过的不过是一个普通的文学爱好者。
　　 分组漫谈之际，袁浪老师也摆谈了他的文学创作之路。不得不相信“缘分”一说，又与他同组。
　　 他学的是地质专业，却被文学女神的爱矢射中。
　　 袁浪老师并不讳言自己投稿之初，是有着挣稿费补贴家用的念头的。坦言在《山花》首次领得15元稿费的喜悦心情。（当时这笔酬劳，可买百十个鸡蛋，买凭票猪肉，10来斤，沉手着呢，的确补贴得了家用。笔者注）他表示，这增强了自己的信心。于是，在属于自己的时间内，潜心于文学作品的创作。
　　 如此的坦陈心迹，没有假大空式的矫情言辞，拉近了与大家的距离，使人顿生与“邻家大叔”促膝谈心的亲切感。随着漫谈地深入，不乏屏声静气的。
　　 1989年，袁浪老师创作的武侠小说《黄河儿女情》，被长春电影制片厂一王姓女导演发现并看中，随即邀他去长影厂商谈将这部小说改编为电影剧本的事宜。这王女士乃是当年导演了著名电影《五朵金花》的名导王家乙的女儿，女承父业，亦是才女一个。
　　 袁浪老师得此佳音，自是欣喜异常。在人家问他是否能写剧本时，从未写过剧本的他，竟然点头满口应承下来。也是，毕竟机遇难得，谁肯放过呢！头固然硬着点了，困难自然亦是可以想象的。
　　 摸索、借鉴、讨教，付出心血不少，袁浪老师硬是按要求，弄出了长影厂所满意的剧本《血溅秋风楼》。投拍后在全国放映大获成功，好评一片，被誉为是一部“娱乐性和观赏性颇强的武打片，观后给人耳目一新”。
　　 该片拷贝量达216个，让长影厂美美地大赚了一笔。
　　 袁浪老师自然亦是名利双收，当时40来岁的他，心花之怒放可以想见。
　　 他当时大约也并非没有犯过嘀咕捏着把汗吧？答应人家能写剧本，万一弄砸了呢！
　　 确实，从事文学似乎亦像从事其它行道似的，恐怕有时也是需要勇敢和冒险的吧，尤其是面对了难得的机遇。
　　 当然，勇敢也好，冒险也罢，都是需要以“实力”作后盾的。
　　 袁浪老师的实力，使他很快在电影剧本创作上进入轻车熟路，惊人之举接踵而来。
　　 1992年新年伊始，仍是“中年业余作家”的袁浪老师，根据自己的中篇小说《魂断扬州路》改编的电影剧本《无名三剑客》，竟被北京电影制片厂、长春电影制片厂、潇湘电影制片厂同时看中，竞相邀请他赴厂洽谈，成了“香饽饽”。这下，该我们的袁浪老师“玩俏式”了。经良久比较，甚至带着对有“知遇之恩”的长影厂的些许歉意，他最终选中了北京电影制片厂。
　　 自然又是大获成功。片子拷贝量突破180个，盈利突破60万元，两项均创北影厂1992年十七部电影的榜首。60万于今天来说，大约2000万都不止罢。
　　 北影厂的老总们自然也是笑逐颜开。“贵州袁浪”盛名亦鹊起于影视界，至今仍每每有人忆及。恰如本文开头提到的那位长影厂来的导演老师。
　　 之后，袁浪老师随着作品的增多，声名的日隆，成为专业作家，成为贵州省电影家协会主席，离开了他工作了20多年的、不无深情的地质部门……
　　 袁浪老师不惟自己致力于文学创作，对文学青年亦是不无奖掖栽培之功，拳拳之心真诚而侃切。
　　 他担任过《杜鹃花》主编，依托地矿部门这份行业杂志为平台，聚集和培养了本行业的不少青年文学作者，其中不乏后来成为著名、知名作家，享誉省内外文坛的。如佳作叠出，成为专业作家的欧阳黔森、冉正万。如出了好几本专著、现任着清镇市作家协会主席的管利明等等。
　　 袁浪老师颇以当年麾下的欧阳黔森、冉正万、陈跃康、管利明、冯飞、龚辛河六个文学弟子为豪。
　　 尤值得一提的是，袁浪老师对现任我省文联、作协主席欧阳黔森倾注的那腔爱才惜才深情。
　　 19岁就成为地质工人踏遍驻地山山水水的欧阳黔森，满溢文学才华却一度“下海”经商达8年之久。令他所在的地矿部门领导叹惜不已、劝导“小欧阳”——领导们的爱称——“回头是岸”的殷切呼声不止。
　　 时任贵州省地矿局宣传部长、贵州省电影家协会主席的袁浪老师更是语重心长，让人闻之心热：
　　 “你呀，深陷商海不是好事，明明一颗文学的心，偏偏要干别的。别浪费时间了，你看我劝过谁吗？那么多热爱文学的学生、朋友，我为什么偏偏劝你？只要你搞文学，以后一定超过我……”
　　 后来，“后生”果然超过了“先生”。
　　 袁浪老师以及地矿部门的其他领导的谆谆之意，很可能扼杀了一个商界精英、千万富翁，却实实在在真真切切地促升了文学艺术界一颗明亮星星，促成了贵州文艺界生出一支巍巍巨擘。
　　 “小欧阳”返回文坛后，艺术才华火焰般喷发。先后在《人民文学》《十月》《当代》《收获》《中国作家》等中文核心期刊发表长、中、短篇小说500多万字，以及好几部大影响的影视剧。获得“全国德艺双馨文艺工作者”称号，享受了国务院特殊津贴。还有着一长串头衔：中国文联第七届全委委员、省文联、省作协主席，贵州文学院院长等等。给贵州文学艺术界大长颜面。其成就、其作用、其影响，哪里是一个“商界巨子”所能达到的呢——假如这位主席先生继续经商，有幸成为了这样的“巨子”的话。
　　 难怪欧阳主席在一次给有地矿文学作者参加的讲课会时会如此真情的表示：
　　 没有省地矿局《杜鹃花》杂志的创办，就没有他在文学创作上的不断进步。同样，没有袁浪老师的培养，也没有他现在取得的巨大成就……
　　 作家的气质、素养，“邻家大叔”样的神态、外貌，是袁浪老师给人的印象。我以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