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国文先生在《中国文人的活法》中历数历代中国文人的糗事儿，是谓“一为文人，便无足观”。老先生顺道还抨击了“文革”中一些文人的“丑恶嘴脸”：为了保身，诬陷他人。应该说，明哲保身，是国人的传统，无可厚非，但诬陷他人就不对了。保身也是人的本能，这源于人的动物性。人类社会和自然界又是两个截然不同的系统，因此，人和动植物生存的法则也不尽相同。在历史洪流面前，文人的力量是微不足道的。刚正不阿虽为人称道，但难免玉碎；附炎趋势遭人唾弃，却可以瓦全。
　　 道德的标准是什么？道以立身，德以利人。不害人害己，可作为道德的底线。但在非常时期很难两全——不害人，就得害己；要利己，就得害人。人类社会就是这么复杂，道德作梗，常陷人于不利之地。狮子为了果腹，吃了角马，没人认为狮子是不道德的；人为了满足口欲，大啖生灵，也没有人说是不道德。只有人和人之间，人和社会之间，有一把达摩克利斯之剑高悬头顶，随时可能把你劈为两半。
　　 “文革”对于中国文人，是让人痛心的一段历史。一大批国宝级的文人不堪凌辱，含恨而去：邓拓、老舍、傅雷、翦伯赞、李广田、吴晗、熊十力……我们在赞美他们的风骨气节的同时，不免惋惜中国文坛损失了一批擎天巨匠。而活下来的人，或凭坚韧，或属幸运，或为苟且，都不容易！在时代大势面前，个人的力量的确是微乎其微。苟且偷生，有时是不得已而为之。但对于恶意整人，以凌辱他人为快的那些人渣，借用鲁迅先生的话：一个都不原谅！
　　 最近又读杨绛先生的《我们仨》。在“三反”运动开始的时候，钱杨二位老先生闭塞顽固，以为“江山易改，本性难移”，人是不可能改造的。但后来却惊愕地发现，“发动起来的革命群众，就像通了电的机器人，都随着按钮统一行动”。就连“旧社会过来的知识分子”也有不同程度的变化，整个人都不对了。这就是运动的力量，这个时候如果你逆潮流而动，必死无疑。所以，钱钟书夫妇彼时谨言慎行，离群索居，生怕惹上麻烦。即使这样，老两口还是被打成“右派”下放了。我觉得他们最终能安然度过“文革”，和钱先生身在“毛主席诗词英译小组”不无关系，这是个很好的护身符。
　　 人性是很复杂、很微妙的东西，也是易变的、不可琢磨的东西。做到自爱不难，里面有本能的成分；做到爱人，挺难，需要很高的思想境界。每个人，都有选择生活方式的权利，人生应该千姿百态，异彩纷呈。世界上存在种种“主义”，但任何一种都不可能完全把人的思想统一起来。不要因为“道不同”去褒贬别人，大路朝天，各走一边，“不相与谋”就是了。春天的草原百花齐放，哪一朵更漂亮？没有标准，对于它们自己的品种来说，每一朵都漂亮。我们只需欣赏，静静地欣赏，不要采撷，不要践踏，这就是尊重。即使是蒺藜、苍耳、毒蘑，它在那里安静地生长，也没妨碍你，你干嘛非要除掉它？人也是这样，只要不害人，生命就应受到尊重。
　　 道德底部和人性的背面，都是——生存。
　　 但是，就像火山爆发、地震、海啸、飓风毫不留情地涂炭生灵一样，战争、危机、冲突、运动一旦到来，就会排山倒海，摧枯拉朽，势不可挡。在炼狱般的滚滚铁流中，人性不扭曲，不变形，不毁灭，是不可能的。不过在大灾大难面前，又往往更能彰显人性的真善美。在生死之间，道德实际上一直在摇摆。
　　 祝愿一下吧：愿在这个世界上能享受到和平的阳光，呼吸到自由的空气，沐浴到洁净的雨露。愿每个人如同草原上的一株小花，静静地生长，快乐地绽放，又默默地凋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