离开老家40年了，但故乡的老宅却刻骨铭心。
　　 我的老家在辽南丘陵地区，是镇政府所在地。我家的老宅在公路北的第二趟街西侧，五间土石结构平房，较大的鹅卵石和泥垒砌的一米多高院墙。前院长约四十米、后院长七八米，宽约二十米的样子。
　　 称其为老宅不仅因为它是三十年代建的房子，还因为我和我的弟弟姐妹都是在那里出生、长大、出嫁、成家。我更是在那里参加了恢复高考后的第一批高考走出农村的；二弟也是在那里走进军营的。我的祖母、父亲、母亲都是在那里生活、走向生命最后的。而那老宅真正所属，说起来还挺复杂……
　　 据说我们家起初是租住东面的两间半，后来房主把房子卖了，我们家又租住了西面的两间半，再后来就买下了；再后来我二弟结婚后又买下了东面的两间半；再后来我二弟买了别处的房子搬走了，又卖给了别人；再后来我父母都去世后就把老宅给了没房住的三弟；再后来三弟又买下了东面的房子；再再后来，又被三弟全部卖掉了。
　　 我有清晰记忆是在六十年代后期。一天，有一老太到我们家说是原房主。果然父母认识。原房主是一对老夫妻因年岁大了去黑龙江投奔儿子才卖掉了房子。这次老人家回来是处理放在这里的东西。其实就是几木头箱子书。大概有一二百本，是线装的，书页都泛黄了，有的还用纸壳、骨头针别着。说这都是“四旧”，得烧掉，我还帮着拆，做了好几顿饭才烧完。也不知道有没有文物、真迹啥的。现在想起来，让我这个学中文的还很后悔。
　　 我们家成了西屋的真正主人后，房子就已经现出老态。里外屋的木板隔断已经弯成弓字形了，像历经沧桑，已不堪负重的老人在咬牙挺着，随时会折腰。后来拆掉了木板砌上了墙。炕上里外屋的画门子有的门扇开、关都已经很别劲了，但也不能拆。画门子白天打开，增加空间，晚上从里屋把被拿到外屋，早上把被叠起后，再从画门子拿到里屋靠一边落成被阁子。画门子关上又成了两个空间。我和二弟、三弟就是在这把画门子关上的里屋做新房结婚的。每间房子只有一个上下开的窗，其余是墙垛子，屋里光线较暗。上扇是小木头格子糊窗户纸，有两个木轴向上开，下面是三条玻璃的一整扇。窗框已变形，下雨会漏水。堂屋的前后门是两开的、上下带木轴的门扇，门的下面已经糟朽，木轴碗已腐烂，用打坏的大碗底反过来垫上代替。最糟糕的是房薄有的地方已经腐烂，遇到下雨或是在房子上走动，就会掉土下来，不小心还会踩个洞，于是挑了房盖，换掉糟烂的椽子。用高粱秸打了帘子重新铺上，一层是光帘，二层是毛帘，前后房檐用木条封好后。先抹一层带垟茭（就是和泥时里面加上二寸长左右的草段，用二齿钩倒匀，以增加韧性，防裂）的稀泥，待有些干了，再铺一层干土踩实，最后铺一层石面子撒上大粒盐或喷上盐水，用碌碌反复压实。碌碌就是柱状的花岗岩石，两边嵌上木桩，用两根嵌上铁环的木棒，套在碌碌的木桩上，来回推拉，但速度要慢才能压实。每年春秋都要压两次，但是一定要在下小雨后撒些盐压，防水效果才好。我和弟弟们觉得好玩，也会去压，甚至晴天没事也会去拉着碌碌来回碾压。在屋里听着轰隆隆的声音，就像地震一样。不仅不会压实，反而把石子、石末压活了，到雨天房子就会漏水。这时，爸爸看到了就会吵我们。秋天收家来的苞米会码在房顶上晾晒着，不用担心鸡鸭啄食。夏天有时天太热也会拿块席子在房顶上睡。既风凉，还没有蚊子。也蛮爽的。七五年地震窗垛子倒了，烟囱倒了，好在没伤着人。开春又修了窗，几年后又改成了每屋两窗。再后来房盖也抹成了水泥的了，不再用碌碌压，也不再担心下雨漏水。堂屋前后门也换成木框镶玻璃的了。再后来屋里也用塑料扣板吊上了棚。老宅的一砖一石都深深地印在脑海里。
　　 老宅的院子很大，后面也很大。那年月基本没有自留地。房前屋后园子种的菜基本可以满足自家的需要。前面的院子里除了种菜，靠房前还有棵大枣树。每年五六月份开满小米粒大的黄花，惹得成群的蜜蜂嗡嗡嗡采蜜。到秋天就会挂满了红的、半青半红的大枣，低啦嘟噜。我们每天回家第一件事就是奔向枣树，先吃一番，到后来，在下面够不到了，就用锄头勾住树枝往下拽，再后来，就用锯锯掉上面的树枝，在地上摘。不过不用担心，锯掉头的树枝，来年发得会更旺盛。枣虽然没有现在市场上卖的大，核也有些大，但是却很脆、很甜。实在够不到的那些枣，就会慢慢变红、变干，摇动树枝就会掉下来。然后放在窗台上晒干，泡水喝，或者包粽子时放里面。摘枣、吃枣固然很爽，但也免不了被洋辣子拉到，那滋味也很痛苦，要好多天才会过劲儿。靠在院子的西侧墙根还有一棵桃树。是毛桃树。每到春天满树粉红色的桃花，煞是漂亮，清风、细雨、花香、飘洒，蛮像黛玉葬花的场景。这毛桃成熟得特别晚，是从里面往外红，一定要熟透，才好吃。虽然个头只有乒乓球大小，但那种带酸的甜，味道很正的。有一次我爬上树摘桃，一不小心人和桃树枝一起忽忽悠悠掉到了西院邻居家的园子里。膝盖破了，额头破了，衣服也破了。狼狈得很。当然免不了挨一顿训。据说桃树每年开春要用嫁接果树刀的骨头片那头，在树干上靠近树结处划口子，把桃树油子放出来，叫放鰾，不然树会很脆，枝桠容易折断。当然这些我们都不会弄。等到桃子熟了，除了自家吃，东西院邻居也会同样享受。根本没有卖的意识。不仅水果，蔬菜也是如此，想吃啥，只要邻居家园子里有，说一下就行。有的对面屋住的邻居，家里做了好吃的都会第一时间盛上一碗送去；有事情也会第一时间到场帮忙。远亲不如近邻，邻里一家亲啊。
　　 记得每到初春土地化到半尺多深的时候，院里就要夹杖子（篱笆），堂屋对着街留出一条甬路，两边用高粱秸夹上杖子剪成一米五六的高度，家家都是这样，墙头上还要用和好的稀泥抹好，插上夹杖子剪下来的高粱秸头或者插上山枣刺，防止鸡、鸭、鹅等叨食青菜、祸祸园子。有的家人手巧，有闲工夫，还会把杖子倾斜交错插，叫夹花杖子。很像艺术品。各家各户形形色色的杖子，也成了农家的一道风景。不知道采菊东篱下的陶老先生家的篱笆是怎样的景况。呵呵。接下来我们的任务就来了。为种菜做准备——翻园子。父亲给我们分任务，你今天翻那块、他翻那块，明天再翻那块……园子翻完了,开始播种了。父亲抡镐背垅，可是有的地块镐下去只有两寸的暄土，父亲发火。原来是二弟为了省劲，也许是挖不动。就只翻了很浅一层。父亲又带着我把二弟翻过的地块又重新翻了一遍。打那以后，翻园子就再没有二弟的事了。就几乎完全由我承担。看来，能干的在哪都是受累，不干的反而轻松自在。在我所工作过的单位里也莫不如此。记得我12岁那年，放学回家，母亲做饭缸里没水了。我就试着把扁担上的钩链绕了一圈，（不然太长挑不起来）去挑水，虽然只装半桶水，也算解决了做饭问题。可是父母兄弟姐妹们说我能挑水了，接下来，挑水的活就落到了我身上。园子旱了，放水、看水也安排我做。披件厚衣服、拿着锹、带上手电筒。园子放水大都在早上两三点钟，每次要放两个多小时。白天，特别是早晚，其他人家都会往家里挑吃的水，会互相会影响。放水就是在井台边上做个水池子，铺上一条旧麻袋，把用辘轳打上来桶里的水倒到池子里。向园子挖一条宽近一尺、深半尺的水道。水流到园子往垄沟里灌水，满了堵上，挖开下一个垄沟，直到依次灌满所有的垄。老宅房前屋后园子的每一寸土我都亲手翻过不知多少遍，也不知看过多少次放水；每一寸土地都撒过我的汗水，留下我深深地眷恋；每一草一木镌刻着我的记忆和成长。在父亲的带领下，园子里的玉米油绿挺拔，芸豆像大地红鞭挂满豆架，豇豆细嫩垂摆，大葱墨绿肥硕，黄瓜青绿闪亮，西红柿红绿错落，甜椒、尖椒红绿各异，茄子紫白发亮，白菜、菠菜、生菜郁郁葱葱，各种萝卜红绿黄水灵灵。各种蔬菜，应有尽有，且纯天然、绿色。到了秋天在院子里挖个菜窖，把白菜、萝卜等贮存上，腌盐一缸咸菜、渍一大缸酸菜。在那油水少，副食匮乏的年代。老宅园子里菜让我们人口众多的一家，一年四季餐桌山丰富了许多。
　　 老宅对于我们像一个温暖的巢穴，在经济不发达、物资极度匮乏的年月里，父母亲含辛茹苦，把我们从嗷嗷待哺，拉扯到羽翼丰满，然后放飞天空。大姐出嫁时还不到20岁，是嫁到山里。记得是在春节后，天还很冷，姐夫是坐着用新炕席打着棚的大马车，就好像乌篷船的样子，在老宅的堂屋前，把大姐接走的。大姐和母亲哭得都很伤心。二姐结婚，二姐夫是坐着帆布篷吉普车和一辆解放车从老宅把二姐接走的，二姐嫁到了城里。大姐嫁到山里生活很幸福，二姐嫁到城里，37岁就病逝了，最终病因也没确定。可见幸福与其他无关，就是建健康、愉悦地活着。就这么简单。三妹嫁给了本村，出嫁时是妹夫骑自行车在老宅接走三妹的。我结婚的时候也是用帆布篷吉普车把我爱人接来的；二弟结婚是骑自行车接来的爱人；三弟结婚是用伏尔加轿车接的爱人。我们哥三个的婚礼都是在老宅举办的，在老宅摆的结婚宴席。我们的新房都是老宅西屋的里屋。老宅见证了我们长大成人。每当见到老宅，就会联想起很多很多故事，犹如没有结尾的电视剧……
　　 我的父母们一生艰辛劳作，最后，都相继在老宅走到生命终点。祖母是在一个冬天的傍晚故去的，那年86岁。我刚刚九岁。吃完晚饭后我正和小伙伴在街上玩呢。二姐找到我说奶去世了。我撒腿就往家跑，看到奶奶已经停放在屋子的中间了。我一下子跪地上就哭。这不仅仅是我第一次经历失去亲人，而且是对我最好的亲人。奶奶从不呵斥我，也不允许别人呵斥我，不论吃什么东西，只要她认为好的，都会给我留点，哪怕是罐头也用小碗为我留一块。见到我的影儿立马就会喊。奶奶已经掉光了牙，喊的又是我名字的最后一个字，发音很不准。但在我听起来，特别亲切。冬天晚上我们经常在外边玩溜冰、滑冰车、打雪仗，衣服、裤子、鞋就会弄湿。回到家奶奶就会帮我把鞋子放在炕头的炕席下面，把棉袄、棉裤放在她的垫子（那时候在农村基本都不铺褥子，只有老人才能铺上垫子）下面。第二天早上都烙干了，穿身上还很热乎。现在想想心里还会感觉有暖流涌动。都说“老儿子，大孙子，老太太的命根子。”这话看来真对。奶奶有些需要也会指派我做。所以奶奶去世，我便一直哭，直到奶奶第三天一大早出殡以后，我才疲倦的睡觉，一觉醒来，看见天萌萌亮，背起书包就上学去了。学校里一个人没有。打更的大爷说：“孩子，这是晚上啊。”这件事被同学取笑了很久，我现在有时也当笑话讲给别人。
　　 父亲在老宅走的那年75岁，我37岁。父亲患的是食道癌，虽然我也用车将父亲接到我住的市医院、部队医院，还到了省城医院诊治。怎奈已是晚期。父亲走的那天是正月十五早上五点多钟，我就在他身边，看着父亲瘦得皮包骨的样子，真的很难和当年在邓铁梅的抗联部队冲锋陷阵、在解放战争中与敌奋力厮杀的英勇排长联系在一起。也许是经历了太多的生死考验，在生命的最后时刻，依旧很坦然。我眼看着父亲呼吸逐渐转弱、频率渐缓、再缓，直到停止。父亲在最后的日子里，只能靠在脚部上打点滴维持生命。但走的还是很平稳、安详。父亲在弥留之际和我说了一句话：“忠诚老实，常常在。”这是发自一个抗联老战士、解放战争的老兵、文革中因国共拉锯战中受伤被俘又逃出继续战斗而受尽折磨的老党员、老父亲的肺腑之言。老爸一生对党忠贞不二，做事一丝不苟。抗联、打国民党当到了排长、某边防站长。后来回到了地方养病。俗话说：知子莫如父。一点儿不假。我性情耿直、不会变通，又是当老师出身，认死理，到机关后难免遭遇挫折。看来父亲对我还是不放心啊。后来，我不管在任何岗位上，不管遇到什么困难，都会以此鞭策自己：老老实实做人，踏踏实实做事。尽管职务做到正科、职称做到副高。退休时，组织部谈话：对党忠诚，工作尽职，做人无愧。对我做出的总括评价。我已足矣。老爸有知，想必也会欣慰。
　　 父亲离开我们20个年头，母亲82岁，我已年过半百了。母亲身体瘦弱，性格刚强。由于常年劳累、操心家庭、孩子，不到一米六的个子早早就驼背了。父亲去世后的二十年里，烟也吸得更频了，经常晚上一个人看电视，一直看到屏幕上出现雪花点，发出哗哗的声音。然后坐着吸烟。不到六十岁满口牙就掉光了。可是母亲很要强，父亲去世后始终坚持一个人住。好在有二弟在后院，老妹妹也在本村也可照顾。偶尔也到我家住几日。总说，你们白天都上班留我一个人，说话的人都没有，闷死了。倒是去三弟家住的多些。三弟在县城，租住的平房，去几次邻居就熟络了，可以唠嗑解闷。母亲由于体弱、吸烟，到了晚年气管、心肺都不好，每年秋冬交替时节都要住院，有时重了我就接来治疗，差不多了立马就得送回去。父亲在的时候，我坚持每年春节都回家过年，父亲走了以后我不仅坚持，而且节日、生日，甚至周六、周日都要去看母亲。带些母亲爱吃的海米、大虾、箭扣鱼等，再给些钱。有时候怕母亲麻烦，不吃饭就走了。一次，看了母亲我没吃饭要走。老妈突然脸拉下了说：“以后再别回来了！”我一脸懵懂，心想这老太太是咋了？后来知道母亲让我们吃了饭走，是想和我们在一起多呆一会儿。是呀，以为给钱、买东西就是尽到孝心了。想想真是好可怜、好糊涂！那次以后，每次回去都把吃饭做的菜也带上，一定吃了饭再走。果然老妈很高兴。有时还亲自下厨，做我最喜欢吃的醋溜白菜片、醋溜豆芽、还有塌茄子。大灶、大铁锅，那味道，是妈妈的味道，更是世界上最美的味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