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就对朱耷的《荷石水禽图》有兴趣，偶然的机会，因为画中的水鸭，想起苏轼的诗歌《惠崇春江晚景》。一诗一画，本属于两种艺术范畴，但画和诗里面都有水鸭，本来看似风马牛不相及的一幅画和一首诗，便有了彼此可以关联的一点媒介，也就有了将二者做比较鉴赏的切入点。
　　 先说朱耷的《荷石水禽图》。
　　 首先，从创作手法看，这是一幅写意画，用水墨和线条构造形象。用笔简练，布局疏朗而又严整；用墨恣纵，浓淡交融，又极富层次感；线条勾勒粗犷奔放，圆转自如；造型夸张变形，却又和谐统一。在画面的下方，横卧一顽石，在它的上面蹲着两只水鸭，一前一后，一高一低，一只伸长脖子向上望着，一只相向而立，静静地站立着。画中的荷叶数柄，从不同的角度向画面中伸出，有浓有淡，形态各异，错落有致。一枝含苞待放的花苞从花叶丛中钻出，显示出盎然的生机。整幅画面的构图互相呼应，动感十足。
　　 从画作的内涵和所传达的意趣看，这又是一幅典型的文人画，变形取神，以形写情，具有强烈的抒情性，表达着极强的个人情感色彩。画中最生动传神的造型有两处。
　　 一处是水鸭的眼睛。一圈一点，眼珠顶着眼圈，活脱一幅白眼向天的景象。让人想起阮籍的“青白眼”。从中可以读出面对纷纭乱世，家仇国恨，朱耷睥睨的冷眼和桀骜不驯的姿态。
　　 一处是图画上方的那枝荷花箭。中国传统文人绘画中，以荷花象征清纯高雅的君子之风，已蔚然成风，在朱耷笔下，似乎又有其特殊意蕴。荷花枝昂然挺立，如君子挺直孤傲之风骨。唯一一朵荷花苞含苞待放，既契合了中国传统文化中“花未开满月未圆”的含蓄内敛的审美情趣，也许还隐约表达了一种意愿：暂且隐忍一时，等待时机，一旦机缘来临，其生命之花将轰然绽开。
　　 朱耷本是明末王孙，1644年（甲申年）清兵入关，明朝覆亡，给他带来了国破家亡之痛。入清后，隐姓埋名，削发为僧，遁迹空门，隐居山野。他所处的时代和他的遭遇，造成了他的艺术是“墨点无多泪点多”的情调。他虽然“泪点多”，但读书人清高孤傲的精气神并没有消减一分。辛苦遭逢的磨难，使他文人的风骨愈挫愈硬，雨打飘萍的摧残，使他身上的高洁本色愈洗愈纯。他用昂然挺立含苞欲放的荷花象征自己的君子风骨，他用白眼向天的水鸭表达“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和“三军可以夺帅，匹夫不可夺志”的浩然正气。让我们不由不想起“董道而不豫”的屈原大夫；不愿向乡里小儿低头，挂冠而去，回归乡野的五柳先生；“安能摧眉折腰事权贵”的青莲居士谪仙人。他用自己的画作，为中国古文人的风骨增添了又一根坚挺的脊梁。“达者兼济天下，穷者独善其身”，达者有担当，穷者有骨气，即使在艰苦卓绝之中也坚持独立人格而独善其身，朱耷就是要以自己的画作张扬中国文人的这种傲然骨气。
　　 而苏轼的《惠崇春江晚景》是只有四句的七言诗歌，全诗如下：
　　 竹外桃花三两枝，
　　 春江水暖鸭先知。
　　 萎蒿满地芦芽短，
　　 正是河豚欲上时。
　　 苏轼借助语言载体，通过文学语言的描述，形象再现了画面内容。展示了画面靠色彩、形态、位置、数量、体积等所展现的桃花盛开、春江溶漾、竹外桃枝、水上鸭群、稠密芦蒿、细短芦牙，这些都是视觉所见。而苏轼的诗却还写了要凭触觉才能感到的水之“暖”，要用思维才能想出的鸭之“知”，要靠经验和判断才能预言的河豚之“欲上”。诗歌正是借助这些想象和联想增加了生机和情趣。
　　 苏轼虽然人生坎坷，因官场险恶屡遭贬黜，但他“一蓑烟雨任平生”，“也无风雨也无晴”，世事通透，心境旷达，运物自闲，圆融豁然。诗中所流露出的，不仅是他对大自然物象美的赞叹，还有他乐观畅达的情绪表露。他诗中的水鸭，有纯熟的生活经验的积累，有敏锐的感知能力，有精确的判断能力。我们在“先知”“春江水暖”的水鸭身上，隐隐约约，似乎可以感知苏轼对世事变幻通达了然的心胸，也可以瞥见苏轼那超然物外潇洒淡泊的身影。在纷纭变幻的世事苍茫之中，人格完整，心灵自由；在跌宕多舛的官场起伏之中，操守不移，心绪平和，这种参透世事，超然物外的处世态度，是中国古文人身上另一种风骨的体现。这种情怀，我们可以从庄子逍遥出世的哲学思想那里寻找到精神源头。
　　 同一种物象，同是水鸭，因绘画人和诗人的心境不同，便有了大相径庭的意趣和情感寄托，一暗中寄寓清高孤傲的气节，一委婉表达通透豁达的胸襟，恰是中国古文人精神风骨的两个重要的元素。
　　 苏轼的《惠崇春江晚景》本是题在惠崇所画的《春江晓景》上的，可惜，惠崇的《春江晚景》画作没有保留下来，倘若画作流传至今，又会给我们留下比较鉴赏的更好素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