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家才有你，有你才有我……”每每听到这首《酒干倘卖无》，我就想起了我的家。《酒干倘卖无》是电影《搭错车》的主题曲。《搭错车》讲述了一个退伍老兵哑叔与弃婴的故事。哑叔是一个沿街收废品的老人，他捡拾了那个弃儿。一个即凄凉又温暖的关于“家”故事。
　　 家，就是那扇为你亮着灯的窗，等候着你回来……它是你出生的地方，也是你的归宿。我也有我的故事，关于家。人的一生如过河，水浅水深你都得蹚。回忆起“家”，我如同一条鲑鱼，每年的秋，北美洲西海岸鲑鱼在千里洄游……从大海游回自己的出生的河溪，激流澎湃，它们逆流而上。
　　 最早，我听父母说，我刚满月，我的母亲带我进城找我在西安开工厂的父亲，便在城里安了家。家在一个叫“皇城”南门外的地方。皇城是古长安的内城，曾是明秦王朱樉的府城，清时是八旗满人的驻地，也叫满城。现在是省政府所在地。皇城南门外，如今是一个喷泉广场，叫新城广场。那里只残存着几段土城墙，让人感受到这里曾是过去的“皇城”。
　　 皇城南门外的家曾经怎样，我没有一点印象。我记忆里的家是在自由巷，一条狭窄的胡同，一个一家挨着一家的大杂院，胡同口有过两扇陈旧得失落了颜色的黑漆大门，后来，门不见了，再后来那门的框也不见了……人们管我们的巷叫“六号院”。我的父亲在这院里买了房。我家是什么时候是怎样从皇城南门外搬到这里来的，我那时太小，完全不记得了。我只记得六号院。
　　 六号院在东新街，是个南北向的巷子。巷子窄，我曾开玩笑给人介绍我们的六号院：你牵一头驴进去你得倒着出来。我妻子第一次走进我们巷子就说了一句：“怎么和《野火春风斗古城》一样？”那是一部六十年代的电影，我党地下工作者的故事，王晓棠演的。其实，巷子一开始并不窄也不挤吧，只是后来，家家孩子多了，乱搭建，这地方就显得紧掐得憋屈。
　　 我们住在“六号院”的后院，我在六号院长大。院子居住的多是街区附近几个工厂的家属，我家隔墙就是一个很大的铁工厂，我们叫它“矿山”。每到下班时会听到工厂的汽笛声，“呜——”，我们叫“拉卫”。只要听到“拉卫”声响起，家家的女人们便开始忙碌起来，搭锅洗菜，点火做饭，我至今不知道这“卫”字怎么写，也不明白为什么叫“拉卫”。有人说是和解放前跑警报有关，有人说是轮船入港，拉汽笛告诉口岸留位置，又叫“拉位”大杂院里还住着几家回民和几家东北军的遗属。
　　 母亲曾讲过我小时候的故事：“你小时候最守家，你一岁多的时候，我抱着你，院子里你孙妈妈逗你，‘快回家看看吧，贼娃子把你家的门板卸下来背跑了’，你一听就哭着闹着要往家走。”我记得，孙妈妈就住在我家隔壁，她老头是东北军的一个团长，解放后拉架子车收破烂……孙妈妈咂吧着一杆大烟袋，盘腿坐在炕上，精瘦精瘦的一个小脚老太太，我把她大儿子叫“柱娃哥”，我比他小十几岁。柱娃哥娶了彩莲嫂子，不久，他们的孩子出生了。一天，柱娃哥端着瓷缸子让我品了一口奶，说是彩莲嫂子的奶水，那乳汁还温乎着。彩莲嫂子高个，人长得很漂亮。几年前，听说，柱娃哥病故了。半年前在街上遇见过彩莲嫂子，我都不敢认了，她一头白发老得失了形。
　　 “六号院”巷子深且窄，各家房子在巷道的两边排成排，挤在一起，墙搭着墙棚挨着棚，门前是做饭的炉子。我们的家被挤在夹道里，坐东朝西，一前一后一明一暗两间房，土坯墙，后屋横着一张大床几乎占了半间屋。前屋，一门一窗。记得，那窗是雕镂的画格，似有南方临水轩窗的古调，窗下是锅灶，窗被烟熏火燎得黑乎乎的没有了眉眼，也朽了。
　　 土屋的墙石灰脱落洇出斑驳的污迹，潮湿虫爬着……顶棚上常听到老鼠跑。
　　 终于，一天，在一场持续多日的大雨中，屋塌了。那是我十几岁时的变故。屋外下着雨，屋里接着水，半夜，听到顶棚哗啦哗啦落土，父亲急忙叫醒母亲拉起我们兄弟姊妹几个往外跑……轰隆一声，后屋的大梁折断了，屋顶坐了下来，床被泥土埋了……雨还在下着。
　　 这屋，留着我童年。上世纪六十年代初，困难时期，国家号召“瓜菜代”，我也学着对面一家单位食堂那样，用纸片剪成票状，画上图案作家庭饭票用，当开饭时，让弟弟妹妹们在屋外窗口下排队，我在屋里透着窗里给他们分发蒸南瓜蒸红薯，或是用玉米粉做的发糕或是豆腐渣裹刺荆（一种野菜）蒸的绿团子。我们家弟兄姊妹五个，孩子多口粮不够吃，母亲便时常出城到乡下去打槐花捋榆钱捡麦穗挖野菜。父亲因浮肿住进了工人疗养院。记忆里他住院的时间似乎很长，疗养院在城南远郊，我去过，还喝过每天早餐医院给病人配发的牛奶，那种留在口舌间腥甜浓厚纯正的牛奶滋味在之后的日子里我再也遇不到了。那时，父亲还时不时得在稻田里扎些青蛙带回家来给我们做着吃，扒去皮红烧……
　　 老屋塌了不久，我父母就在老屋的对面盖起了砖瓦房。对面有片空地，是我家的菜园子，篱笆扎着围墙，我的印象中是种过向日葵的，带着毛刺的绿杆上硕大的黄的花盘垂着头，蜜蜂嗡嗡飞……屋塌了，厂领导来了，让我们住到厂里去，父亲不愿意，他总觉得自己的房住着踏实，一个男人，应该有属于自己的房，有房才算有家。于是，厂子里给了些砖瓦木料毛毡，父亲的一个朋友，我们叫“齐伯”的领头带了他们几个建筑队的工友，盖起了新房。那些日子里母亲没日没夜得筛石灰，嗓子都呛哑了，后来治疗了好长时间。
　　 我们搬进了新房。我只记得，每天清晨，阳光射进了新房的窗，树上的鸟儿叽叽喳喳叫得热闹，母亲早就蒸好了一锅馒头，父亲推着自行车去上班，我们背着书包去上学，母亲包着头巾坐在门口的台阶上捡着炉渣，从地火里掏出炉灰捡拾未燃尽的煤核……晚上，父亲按着我们的头给我们理发，母亲按着我们的屁股给我们洗澡，家里有一个大木盆。隔些时日，爷爷会来，爷爷背着撘裢进了城，他总黑着脸，我们怕他，他用烟袋锅敲过我大弟的头。一年一年，窗前的那棵梧桐树长高了长粗了，每年入夏，一树紫色的花开了，像一个个小铃铛随风摇曳。梧桐的花期很短，不久便纷落一地，它的叶却大，浓密，在我家房前遮出一片绿荫……六九年，我当兵走了。
　　 记得，我当兵走的那天早晨，我穿上了一身硬硬的新军装，我母亲问我：“你想吃啥？妈给你做。”我说我想喝粥。母亲给我熬了大米粥，大米在那年月是紧缺稀罕的东西，她看着我吃，她擦着眼泪。我大弟一个月前当兵才走的，现在是我，母亲心里难受。那年，我十七岁。
　　 我的妻是我父亲的徒弟。七七年春节我在家结的婚，婚宴就排在巷子里，两天的流水席……新婚，我俩住隔间。婚前，父亲就把屋里隔间的门堵上了，在房的南墙开了门，做我的新房。那个隔间曾是父母的卧室。
　　 后来，父亲又把这房子加盖了一层，成了两层的楼房。因为，我弟他们一个一个长大了，他们带回了女朋友。
　　 七八年我转业，几年后我搬离了这个家。兄弟姊妹几个也先先后后结了婚有了自己的小家，也先先后后离开了自由巷六号院……我前日里整理旧物，还看到我小弟和他的几个小玩伴推着自行车在院子里拍的照片呢。我至今还收藏着那年月的各种限量购物的居民票证，粮本煤本油票糖票布票……
　　 如今，自由巷也拆迁了，旧邻居们也失散了。六号院，那个让我魂牵梦绕的家，无论我走到哪里，家门前的那棵梧桐树总是我心灵的棲息之处。
　　 记忆里，每日在巷外的水站排队挑水，我们小，父亲为我们做了两只小桶，后来做了推车，一次可以推四桶水。记忆里，环卫工人摇着铃铛走进巷子，我们抬起垃圾筐去街头撵垃圾车，马路上尘土飞扬，竹筐乱滚。在我的记忆里，周末的傍晚，学校老师在孩子们的簇拥下走进巷子挨家家访。夏天的夜晚，繁星漫天，各家老少在门口铺起席子搭起竹床乘凉露宿……巷子里永远是孩子们的乐园，我们跑我们游戏我们弹玻璃球拍画片我们玩“官打捉贼”，我们爬城墙我们下城河游泳，母亲拿着竹竿撵我们……历历在目，似乎就是昨日。
　　 几乎觉得父亲总在盖房。自由巷拆迁那年父亲退休了。父亲的房子情结并没有因为退休而释怀，退休清闲了没几年，他嚷嚷着要回老家上白鹿原去盖房，他说叶落归根：“以后我和你妈不在了，你们回去也有个落脚的地方。”父亲离开故乡也七十多年了。听父亲说，当年，进城的路几十里，他是光着脚走的，我奶奶给他做的一双新布鞋他舍不得穿，出了村就脱了掖在怀里。我父亲被亲戚带进城里学徒，学裁缝，离家时他才十六七岁。
　　 父亲七十岁时带着我的母亲回到蓝田的鲸鱼沟边，拿着攒了一辈子的钱去的，在乡里申请了庄基地，从南山里拉回了木料，在乡亲们的帮忙下，盖起了一院大房，高窗宽牖，独门独户，坐北朝南，楼上楼下一明两暗，院内甬道绕树，门外冬青围墙……房子盖好了，母亲的风湿腿病却重了。自母亲离世后，这一院房闲置着。
　　 房子起来了，父亲了却了他一生的夙愿。
　　 房盖起来有近二十年了吧，母亲去世也十一年了。年年十月一我们回乡给母亲上坟，也正是院里那棵老柿树叶落果红的时候……今年，又临近十月一，父亲早早说：“都回去看看你妈，院子的柿子也该摘了……”
　　 我曾写过一篇散文《母亲，巷子和家》，在这篇文章里我说 “人生并不漫长，走过才知它并没那么遥远。”老父亲今年九十三了，已经走不动路了。他一生盖了三次房。我知道，在老人的心里，他的家始终在白鹿原上，一条沟横贯东西，沟的北边有一个村子，叫孟村。我父亲出生在那里，我母亲葬在那里。
　　 母亲走了，我也老了。
　　
　　 2017.11.27 西安